我的反腐经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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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反，我的工作应该是利用人民所寄予我们的期望和腐败作斗争。我并不害怕这种期望，因为它是支持我们行动的强大力量，就好像柔道中的精神力一样。我们这些“微型推进器”应该促使世界发生四到五次的较大变革，以对“精英们”“逍遥法外的特权”进行一定削弱。

　　　　在化学上，某种和反应物完全异质的物质往往可以成为加快反应进程的催化剂。来自惯有权力系统之外的我就是这样的催化剂。我必须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以内行事：打个比方，一个信使在把信送到目的地之后就应该马上抽身而退，他不能凭自己的个人判断行事。如果我利用大家的支持来满足自己的利益，这种支持力最终会把我毁灭。为了让自己有机会取得一定的成绩，我本人和挪威政府都必须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第五部分第41节　高层腐败（1）

　　　　在进入外交圈子的时候，我始终保持着一个预审法官的特质——尽可能接近客观事实，正如《朝圣之旅》中的主人公约翰。

　　　　布尼安那样，“与其抬头仰望天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我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

　　　　这是一个国际谈判的世界。坐落在维也纳市郊的联合国大楼是一座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雄伟建筑，在它那紧闭的大门后面，数以千计的各国官员们正来回穿梭，不停奔忙，夹杂着各种语言的谈话不绝于耳。在这里，我碰到了一些法学家，他们不仅了解法律所有的细枝末节，还能够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应对不同的司法体系。

　　　　外交官们之间马拉松式的谈判简直就是一场让人叹为观止的戏剧，他们每字必争，而无止境的拉锯战带来的结果也就是移动了几个标点和两三个形容词而已……在外交方面我并不擅长，我只是试着把自己的信念和经验带到那些走廊上的闲谈、大使馆的晚宴以及酒店的早餐会中间去——在这些地方，每时每刻都有一些联盟在构建或解散。我和挪威代表团的伙伴们一起组成了充满活力的“外交套车”。

　　　　当联合国的各种机构都倾向于采用一致同意制时，它们的工作量确实会很大。我总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看法——当然，这有时会令人大吃一惊，而外交官们则早已精通讲述事情却又不完全挑明的说话艺术。在需要举出具体实例的时候，他们总爱提到Uurdistan——《丁丁历险记》中的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国家：这样至少任何一位大使都不会有被触怒的可能……我不会去说Uurdistan，我只讲述事物本来的面目。

　　　　当一个代表团想发言时，通常的做法是在桌面上竖起一面本国的小国旗。在一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取消法官豁免权的建议。我刚开始论证我的观点，数十面小国旗就竖了起来。但我还是讲述了我自己在东方一些国家巡游的经历以及当地法官贪污受贿问题的严重程度：长期以来他们就习惯于用手中的裁定权来换取某些不正当的好处。我引用了许多例子。在我的发言结束时，所有的小国旗都放倒了。

　　　　就这样，而且常常是这样，在几秒钟的犹豫之后，大家都开口议论纷纷，思想也随之活跃起来。讨论会延伸到会议厅之外，大家之间的关系不再冰冷，语气也随和了许多。

　　　　“幸福先生”的世界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的国际公约中都有一个独特的缺点：它们的起草者都是一些正直善良而认真负责的官员，他们中间许多人都关心公众利益，他们总是在飞机场和会议室之间来回奔波。然而，他们只是生活在政治体制的肥皂泡中，他们把贪污受贿和洗黑钱活动都想象成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跟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敌人作斗争，然而这一切罪行都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身边，有时甚至在他们政府内部。

　　　　我曾有幸参观了挪威的警察学校，并观看了一场虚拟演习。在一个新设定的环境之下，学员们要学习如何包围一个贩毒者的寓所。他们得出其不意地冲进去，快速冲向盥洗间，使得毒品贩子来不及转移他的毒品……但是，学员们却没有学习如何对一个涉嫌洗钱的银行家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海关的警犬可以发现海洛因，但它们对密码账户却束手无策。这种演习本该在另外一种背景下进行的：应该撤销那些普通的彩色壁纸或者藏在涂釉脸盆后面的袋装粉末，换上一张钢质的或进口的木制办公桌，一块十厘米长的安哥拉山羊毛质地的机织割绒地毯，以及几台和国际票据交换所联网的电脑。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佐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从此以后，抢银行就捞不着多少钱了：想捞钱，把银行买下来就得了。”

　　　　当调查犯罪行为的重任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复杂起来。

　　　　有这样一个老故事：一个人在晚上丢了钥匙，于是他就到路灯下去找寻，因为那里的人行道被照得通亮。这个故事非常适用于司法机构。帕利斯先生说道：“我们只发现了我们在进行寻找的那块地方。”然而，真正的高层腐败是看不见的，它已经渗入了最不容置疑的地方——我们的权力中心。安然公司的总裁曾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云人物之一，在其带着手铐的镜头见诸报端的前几周，他还被金融媒体引为楷模。经济犯罪永远不会暴露自己的狐狸尾巴：我们必须去调查，把它从表象背后揪出来。

　　　　当你准备接受贪污受贿已形成体系这个既成事实的时候，你思想上受到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常常对金融指令进行猛烈批评的哲学家阿兰。范基耶克朗是法国精英群体的典型代表，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选择：“或者我们对‘商业活动’感兴趣，或者我们对公众利益感兴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总之，贪污受贿不是一个政治论题，而是一个污染了公共论坛的低级问题。

　　　　摆出这样的姿态很舒适，但也很愚蠢。贪污受贿问题不是边缘现象，它已经触及“公共利益”的中心。在埃尔夫公司的档案材料中，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经济犯罪事实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有的重要决定（包括石油勘探权的谈判、特许权的赎买、保险合同以及购买不动产）都是制造隐秘资金流的动因。

　　　　我们现在应该直面这个现实：等到它自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就太迟了。

　　　　瓦克拉尔。阿维尔是一位手握重权的知识分子，他的悲观主义思想就是一个严肃的警示。在交出捷克共和国政权的时候，他曾这样解释道：“黑手党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遍及国家的各个层面，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时间来遏制它的蔓延。巨额资金被不停转手，诸多不可思议的尖端技术也被用来转移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2003年第63期，第98页。）然而，如果设法让自己相信贪污受贿体系并不会损害公共利益，人或许就会变得安心些——一些欧洲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为什么要否认呢？欧盟法律规定了多种稽查经济犯罪的敏感的职业（如律师和财务稽核），而这些职业也确实掌握了一些有关洗钱的犯罪资料。然而，当我们打算在挪威推行欧盟的有关法律时，一位大法学家却站出来表示了自己对这项计划所包含的极权风险的担忧。在他所居住的村庄——这座村庄的人口只有3000人，它坐落在一座仿佛只有北欧大地才能造就的风光秀丽、线条柔美的小山脚下，这位法学家用“幸福先生”这个笔名撰写了一篇文章。显然，这个笔名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我也希望生活在“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的世界里。在这个民主的世界里，公众利益才是是讨论的热点，国家元首不会在国外开设密码账户，银行家和财会稽查们会都尊重法律……然而，我觉得就连“幸福先生”和范基耶克朗先生都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世界里，他们也许依然在坐井观天，美美地做着自己的白日梦。但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们必须就腐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从中得出结论，就像从大把葡萄中榨出葡萄汁那样。

　　　　第五部分第42节　高层腐败（2）

　　　　十年蜕变在对埃尔夫案件进行预审之前，我根本无法像现在这样直接地辨明事物的真伪。直到50岁之前，我还一直相信制度的权威性和权力的庄严性，我必须为这段长时间的幼稚负责。我曾在一家精神病院担任过法律顾问，也曾在巴黎郊区担任过法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生活在医学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和神学完全无关的世界：疾病、精神错乱和犯罪都让我见识了人类无尽的脆弱，及其隐秘和黑暗的一面。我常常会想起吉亚科梅蒂的一座名为“行走的人”的雕塑：纤细，不平衡，似乎就要倾倒。我们应该登上社会的清洁车，去不断接近深藏于人类内心的某种悲苦。

　　　　然而，在那段生活当中，世界对于我来说是“黑白分明”的。我遇到了许多不计报酬、救死扶伤的医生，也遇到了许多具有崇高职业道德、恪尽职守的精神病学专家、警察、教师和法官。在成为了财政部某个委员会的一员之后，我和同事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挽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因为这是我们的职责。我认识了一些名副其实的“工业巨舰掌舵人”，也见到过不少很有才干的政府官员。那时，我并不觉得这个世界是在一张黑幕之下演变发展。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民，和大家一样，我每天都努力工作，然后拿一份固定的工资，再缴上点小税。我遵纪守法，对一切都不刨根问底，只是偶尔犯点小错误。因此，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腐败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总之，就像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只有疯癫的人才不会被表象所蒙蔽。”

　　　　为了实现蜕变，我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第一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皮埃尔。孔索的审讯记录。此人是法国水泥公司的总裁，这是一家业绩一流的公司，其市场份额位居世界第三。当时，皮埃尔。孔索涉嫌犯了知情罪（即了解交易所内情而从中获利的违法行为），我们正在对他进行调查。当我发现他在国外开设了非法账户时，我觉得非常惊讶，而皮埃尔。孔索本人却对我的惊讶感到非常奇怪。跟我讲话的时候，他的眉毛甚至变成了长音符号：“看来只有一位法官不知道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侵犯商业秘密的基础之上的！夫人，工业40强的所有企业都拥有非法的黑色小金库。”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悲愤，活像一位正在给新生讲课的大学教授。

　　　　当然，所有被告人——不管他穿的是皮夹克还是法兰绒的细条纹外套——的首选辩词都是这么一句话：“大家都是这么干的。”在许多人的眼中，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推卸责任的好方法。我本可以一开始就打断他的辩解。然而，他的语调异常诚恳：要知道，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企业家，而不是一个以采食野果为生的史前人。

　　　　第二次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些由保罗。佩罗丹（我们的日内瓦密友）整理出来的银行资金过户记录，它们和被埃尔夫公司挪用的资金有密切关系。一家大型企业的资金如何流通到瑞士首次被真实而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这在法国还没有先例）：三年之中，可能被侵吞挪用的资金总额达到了25亿法郎，相当于该公司全年利润的一半。我要面对的不再是一种边缘现象而是一整套体系。这种近乎安静的“猎食方式”——它甚至涉及埃尔夫公司出租飞机的维护保养合同——可以在竞争者之间自动展开，它不会引起任何冲突，也不会制造任何传闻。

　　　　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

　　　　我们掩盖了事实我很想知道我们的发现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没有做好任何准备来接受这个令人堪忧的现实，我们所有的个人经验都是支离破碎的。因此，我决定暂时从司法档案中抽身出来，在一段时间之后再回过头去找寻理解问题的关键。我非常渴望找到问题的答案，但又常常沮丧而归：领导者们夸张的腐败行为似乎只为那些抨击性的文章和尖刻的话语提供了素材，它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真正的思考。

　　　　从精神层面上讲，除了一些个别的努力之外，爱德文。萨瑟兰在1933年创作的作品（主要讲述了白领阶层的违法犯罪）在6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然而，随着贸易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和社会的整体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法国，人们常常提到皮埃尔。拉斯库姆（《不法的精英群体》，伽俐玛出版社2000年出版）、让。德玛亚尔（《没有法律的世界》）和伊夫。梅尼（《政治贪污》，法耶尔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先驱性著作。）在法国，议会领导的情报小组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和这方面有关的新信息（樊尚。佩永和阿诺•；蒙特布尔领导下的情报调查小组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抑制和控制金融犯罪以及欧洲洗钱活动工作所遇到的障碍进行调查。玛丽—埃莱娜。奥贝尔领导的情报小组也进行了认真的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石油公司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但经济犯罪仍然只被视为花边新闻。

　　　　这是一个确凿的政治事实。

　　　　国际关系也被扯了进来。国际关系总是和一些抽象的概念或巨额的数字——这些关于“小集团”的数字既令人恐惧又含糊不清——搅在一起，因此在面对司法档案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感到更加矛盾。我看不到问题的根源所在。这些形式多样且令人恐惧的犯罪行为马上就要向我们的堡垒发起进攻了，然而许多令人肃然起敬的当权者却把高层腐败视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将它纳入到自身的活动当中。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对安然财务丑闻作过扣人心弦的描述。作为电力行业的巨人，安然公司的破产导致了华尔街自1929年股市暴跌以来的最大动荡：“这是两段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公众的眼中，经过了几任英明领导点拨的安然已经成为一个实力超群、充满创意的企业，它正在改变世界；然而，这又是一个充满秘密的公司，它早已把自己的真实状况隐藏了起来。安然就像是一艘光彩夺目的海上游轮，在吃水线以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快速前进的船体和觥筹交错的乘客；然而在吃水线之下，满头大汗的全体船员正在竭尽全力地将不断灌进来的海水舀出去。”（见2002年2月19日的《纽约时报》。）

　　　　这两段故事其实就是同一个故事。

　　　　掩盖事实的需要使我们对这种现象的担忧完全走了样。高层腐败总是被看作一种偶然的行为偏差，很少有人认为它已形成一种体系。所有关于埃尔夫案的评论都没有遗漏这样一句套话：“这些令人憎恶的行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些犯罪行为发生在政权的内部并得到了政权的支持，但我们却假装认为它们并没有对政权造成任何损害。

　　　　就这样，出于一种集体的盲从，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有些事是不可能发生的——例如精英分子的背叛。法语词“scandale（丑闻）”源于希腊语“skandalon”，意思是“陷阱”或“障碍”。一直以来，我们都将丑闻视作需要绕过的陷阱或需要逾越的障碍。然而，丑闻背后的事实却被我们掩盖了起来。

　　　　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就被宣布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