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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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没有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就被宣布结束了。
第五部分第43节 高层腐败（3）
归根结底在意大利，政治权力和司法正义之间的较量已经开始。政治势力对此适应得非常之快，已经重掌政权的它们想要将“肃贪”行动（1992年，米兰大法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发起的“肃贪”行动使涉及意大利各政党的腐败事件大白于天下。行动的起因源于一位社会党知名人士因涉嫌受贿被捕，而接下来的调查又揭露了在公共市场划分领域存在的普遍腐败现象（佣金是每份合同总额的10％至20％）。接连不断的拘捕行动和刑事诉讼使社会党和民主基督党变得支离破碎。）再次强行压制下去。作为意大利首富（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排名，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为欧洲第三大富豪，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二。）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选举成了政府总理，随后，他一面通过立法延长了经济犯罪的追诉时效，一面将其在国外的不法资金抽回国内，并从事实上取消了对某些犯罪行为的认定，例如做假账。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写的那样：“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荒谬的悖论、一位昏君以及一出似乎不可能的闹剧：我们特意为国王制订了法律，并从拥护他的朝臣中选出了部长以维护他的利益。不论是国外的骑士还是雇佣兵，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只要把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到手中，他们就可以彻底地逍遥法外。”（见2002年1月11日的《世界报》。）
在法国，政府也同样在试着排除各种丑闻事件中存在的定时炸弹。经济司法的中伤者们认为，无止境的调查损害的只是某些替罪羊的利益，他们是“罗伯斯庇尔式司法”的受害者。阿兰。范基耶克朗缺少对其谈论话题的准确认识，但参与了埃尔夫案公诉的全过程，一脸严肃的他总是这样解释道：“调查促使了金融终端的产生，它看上去只是一只小小的鼠标，但却掌握着一切可能的权力、需要的电脑以及所有的调查可能性分析。”（《司法与政治：不可能共存？》，第98页。还有两点需要详细说明：首先，遗憾的是，我们可使用的方法十分有限，而且远远不够；其次，涉案金额高达数亿欧元的埃尔夫案以及涉及1亿欧元可疑资金流的“安哥拉门”事件其实都是“小小鼠标”背后的金融终端一手制造的。）在法国和意大利，重建公正并不应该歪曲我们的判断。某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是由于长时间的坚持，才最终变得像穿堂风一样自然地存在着。这些司法“丑闻”只是一场浩大的权力转移运动的开端。
在我们的面前，事物正在发生变化。
英国哲学家休谟总在宣扬这样一种观点：要从感觉的细微变化中和当前的时刻中抽身出来，要双眼朦胧地进入对事物的细枝末节无动于衷的状态。对细节的不予关注可以使人分辨出世界的现实（“粗心大意和漠不关心可以为我们提供解决任何问题的办法”，他在《论人性的本质》一书中这样解释道。此书由伦敦彭古因出版社出版。）。站在另一个高度看，世界又会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这会是一场怎样的风暴啊！
据米兰司法机关调查，近十年来，意大利领导群体的贪污受贿的总额已达5000亿里拉（大约2。58亿欧元）（见1994年12月7日的《解放报》。）。1990年以来，意大利的法官们指控过5000人（其中包括338名议员，873名企业家和1373名政府官员），将1200人送上了法庭，最终的宣判率超过90％（见1997年3月6日的《共和国报》。）。尽管司法机关进行了这些前所未有的努力，但意大利人口中的腐败群体并没有消失。最近，31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又被卷进一宗和l'Anas——一家负责公路网络的公共机构——有关的腐败案件中，他们涉嫌贪污挪用公款，证据确凿（见法新社2003年2月12日的报道。）。
近十年来，法国的900多位当选者也曾受到过调查（67。6％是由于经济犯罪），其中还包括34位部长和国务秘书，几乎占了部长和国务秘书总人数（128人）的1/4（见布鲁诺。费伊和洛朗•；奥利维耶合著的《共和国犯罪档案》，拉姆塞出版社2002年出版。）。我们共和国的现任总统在任期结束后也将成为数起目前被搁置的司法程序的调查对象。
在数年前的西班牙，此类事件曾导致了社会党领导人的下台。2002年，一项关于非法账户巨额资金的调查——涉及存放在泽西岛和列支敦士登的秘密资金，其总额超过2。25亿欧元——将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也牵扯了进来。毕尔巴鄂—比斯开银行集团是西班牙的头号银行集团，长期从事洗钱以及协助拉丁美洲领导人贪污受贿等活动。
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充当了“揭示者”的作用。当一个池塘的水被突然抽光之后，淤泥、淹埋的根茎和在深水处生活的鱼就会暴露无遗。同样，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阿根廷社会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可疑的金融欺诈行为都大白于天下。在当时的阿根廷，腐败行为的牵扯面实在太大，就连美国反毒品局驻阿根廷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说：“如果把所有的事情都查个水落石出，那政府中有一半人都脱不了干系。”（见2001年11月15日的法新社报道摘引。）调查委员会主席伊丽莎。卡里奥也曾公开宣称：“有这样一种犯罪，它可以因为政党之间或是前任领导和现任领导之间的默契，以及最高法院的庇护而存在，并且可以免受处罚。”
在秘鲁，总统藤森的心腹谋士，强权人士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成为了从贪污受贿到走私军火共70项罪名的指控对象。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了800多盘证明了他拿过不法回扣的录像带——为了控制同伙，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将这些录像保存了下来。在司法机关眼中，他就是“严重毒害秘鲁社会的巨大腐败网络的形成根源”。（见2003年2月12日的法新社报道。）
在美国，名列财富排行榜第六的安然公司的突然破产在全球化稳步推进二十年之后引发了一场“地震”。这家曾被分析员、新闻界以及美国商业机构誉为楷模的公司在最近五年之中只交过一次税，然而就在这段时间内，它却在“避税天堂”新开了881家子公司：开曼群岛有692家，特克斯群岛和凯伊克岛有119家，毛里求斯岛有43家，百慕大群岛有8家（见2002年4月5日的《金融时报》。）。在短短六年之内，它的偷税漏税数额就达到了10亿美元（见2002年5月22日的《华盛顿邮报》。）。在人为的操控下，安然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快速膨胀，而领导层却掩盖了公司破败的真实状况，并偷偷地中饱私囊。“29名领导和管理人员，利用对公司实际情况的了解，在安然的股票跌得不值一文之前甩卖了自己的股份。在1998年10月至2001年11月之间，他们转让了价值达11亿美元的证券。”（见2002年2月8日的《世界报》。）
在那些属于原苏联阵营的国家，十年以来，腐败也一直是一个主要危害。据俄罗斯最高检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奥斯蒂诺夫称，俄罗斯每年因腐败而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150亿美元（见2001年3月23日的法新社摘引。）。在波兰，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89％的波兰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受到了腐败问题的侵蚀”。（见2003年1月24日的法新社报道。）在看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之后，我个人认为，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令人非常不安：25％通过签订条约获得某个公共市场的公司都承认有过行贿行为（见非政府组织联盟2000年的研究报告。为了搞好这次有关腐败问题的研究，该组织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工作，并对几千家企业进行了调查。）。在罗马尼亚，总理阿德里安。纳斯塔赛也声称反腐斗争是“当务之急”。（见2003年2月7日的《解放报》访谈。）
印度、毛里求斯、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乌拉圭、墨西哥、尼日利亚、安哥拉……我能够将这单调的叙述继续下去，再讲述数章。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腐败问题的尖锐性。可笑的是，现在某些欧洲国家却打算通过对司法机关进行改革来遏制腐败——如果不能退烧，那就折断温度计吧。
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好像19世纪末西方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一样。
第五部分第44节 高层腐败（4）
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
表象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力动弹。现在，腐败问题已逐渐被“洗钱”这个更广更模糊的概念冲淡。“高层腐败”问题带有的禁忌色彩越浓（每次调查都会引起精英群体的集体抗议），洗钱问题的热门程度也就越高。对于许多国际机构来说，这简直就是挥之不去的阴霾。
十五年来，关于洗钱问题的各种会议、指示、报道和立法已经堆积如山（1988年，《联合国反麻醉品和精神药物不法贸易公约》在维也纳签订。该公约首次将洗钱确认为刑事犯罪，并且决定将此标准推行到各个国家。1989年，新创立的反洗钱国际金融行动小组又颁布了一系列建议性的条令，并公布了那些不合作的国家及地区的黑名单。）。和所有的“洗钱问题专家”一样，我也可以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参加全世界各种各样的洗钱问题讨论会上，从1月到12月一刻不停。
随着时间的推移，“洗钱”这个词到头来已经不加区分地涵盖了禁品交易市场（毒品、与受禁运政策制裁的国家间的贸易活动或走私贸易）、非法经济（卖淫、黑市、猖獗的小额贪污）、偷税漏税（个人走私、在跨国公司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账目上动手脚）、银行诈骗以及精英群体的腐败等概念。可以说，“洗钱”这个词已经失去了部分的本来意义。
在同一个旗号之下，我们把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乱七八糟地重组到了一起：尼日利亚前总统萨尼。阿巴查和他40亿美元的个人存款、伯明翰的毒品贩子、世界各国的“巨贪”、掩盖了安然公司5。04亿美元亏损的融资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策划者们曾用一种极为聪明而又贪婪无比的恐龙来给这种融资手段命名。电影《侏罗纪公园》的上映已经让这种恐龙变得家喻户晓。）、在一家奥地利保险公司里周转资金的斯洛伐克妓女……
把一切都搅在一起，我们就面临着混淆不清的可能。洗钱是一项离我们较远的犯罪行为，它跟国外的金融家们有关；而腐败则是近在咫尺，涉及这些领导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们。
当世界各国的专家们想震惊公众舆论时，只需把全球的毒品市场和黑市的交易额以及造假、走私和卖淫的“营业额”堆砌在一起就可以了。在这个时候，这些数字的意义已经被掏空了，因为大脑已经无法对这许多个零之前的数字产生感觉。那么，我们又拿这些庞大的数字去和什么相比较的呢？和全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时，这些数字所占的比例只有2％到5％，而且其中将近一半都是来自毒品贸易（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FMI）2002年数据。克里斯蒂安。沙瓦尼尤曾在《关于世界管理的经济分析建议报告》中引用过。）。遗憾的是，一位加拿大研究员在其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表示了对灰色经济有关数字的质疑。在对世界上流传的一些似乎不容置辩的数据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他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房间内经过简单估算得出的，非常不可靠。
在这些数字之争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尽管进行了国际动员，而且许多大型机构也拥有自己的军火库，但反毒斗争还是没有取得任何成效。毒品贸易的不断猖獗是发人深省的。哪怕只简单地想一下，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成果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几个无关紧要的人，每年一两次象征性的打击活动。美国反毒品局前成员麦克尔。莱文曾这样写道：“1971年，当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向毒品宣战的时候，美国的吸毒者还不到50万，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不超过1亿美元。三十年后，美国已经为反毒花掉了1万亿美元，但吸毒者人数却超过了500万，每年用于反毒品斗争的预算也高达200亿美元。一切只换来这样的结果吗？”（见克里斯蒂安。伯耶松著的《黑名单：十五名美国记者打破了沉默的定律》，阿雷纳出版社2003年出版。）
同毒品贸易的斗争面临着一系列的骗局。首先是政治骗局：大多数的强国都会以地缘政治因素为由，保护这些犯罪行为。1979年，在苏联军队进入喀布尔以后，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的情报部门曾建议阿富汗的抵抗武装种植罂粟，以为他们对抗红军的战争提供经济支持。（见2002年10月30日的《世界报》。）在美国，关于“武器门”事件的调查表明，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和走私可卡因的哥伦比亚黑帮合作，以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游击队。同时在巴拿马，美国情报部门的雇员曼努埃尔。诺列加也曾帮助拉美的毒品贩子洗钱。在欧洲，一些独立的组织（如毒品地理政治观察所）曾数次揭露欧洲当局对毒品买卖的纵容。就这样，强国们一边用左手对他们忍受着的这些行为进行打击，一边却又用右手对它们进行鼓励……
与政治骗局相伴的是金融骗局。经过一年的调查，美国参议员莱文的调查报告终于在2002年2月得以公布。该报告揭露了数家大银行参与洗钱活动的事实（他在报告中提到了纽约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以及摩根斯坦利……），而这些活动很多都是拐弯抹角地通过“有商业关系往来的银行”进行的。禁品买卖经济已成为各国财政体系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财政体系早已适应于此，它们可以欣然接受这笔通过互相妥协得到的意外好处，而且自己又不会被抓。被称为“银行家天堂”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是因为拉丁美洲的不法贸易而逐渐繁荣起来的，而新加坡的致富依靠的也是缅甸的毒品贸易。许多最令人尊敬的大机构玩的却是双重规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就15个国家在反洗钱斗争中不予合作的行为提出了指责，而法国头号银行巴黎国民银行恰好在这15国中的8个国家都设有分行（《分行影响了欧洲大银行的名誉》，见2000年9月28日的《发展》月刊。）。另一个虚伪的例子：毛里求斯是全球最可疑的金融中心之一，毛里求斯政府的反洗钱机构曾对德国银行毛里求斯分行提出质疑。于是，作为德国最大银行的德国银行发出了关闭毛里求斯分行的威胁……最后，该机构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地让这件事过去了。
由于缺乏对问题的深层理解，我们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消失在一个卡夫卡式的荒谬黑洞之中。以我八年的经验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无法找到根除经济犯罪的途径，因为这些犯罪行为当中存在着太多的未知因素。我们应该从这些未知因素中分离出一个可变因素，并对它进行集中研究。高层腐败是一堆乱麻，如果能找到一把快刀来斩断它们，局势或许就会出现明显变化。
第五部分第45节 症结所在（1）
我仍记得联合国的一个部门负责人在他那宽大的办公室里发出的嘲讽笑声：“夫人，看来您的头脑并不是很清醒。您怎么能够想象可以取得，哪怕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