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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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是骗人的！……对（埃娃。若利）来讲，警方的保护是她炫耀权力的一种方式……我丝毫不羡慕她拥有的这种特权，我更喜欢开着自己的小车回家……
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她面临的危险到底有多大？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危险？“（见格雷伊萨梅和达尼埃尔。斯奇雷德曼合著的《法官们向何处去？》一书第55至56页，法亚内出版社2002年出版））走在走廊上的时候，保镖们总是尽量维持人群的流动，以免引起围观。这本是他们的职责，但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成了我目空一切的表现。
更奇怪的是，这样的保护在别人的眼中居然成了一种特权！我在他们的眼中就像是一位带着两名仆从的公主。不过，我可不希望任何人享受这种待遇。我的个人生活已经变成了一桩沉闷而黯淡的苦差，没有轻松的调侃，也没有意外的惊喜。
有些手中有权的人已经习惯了规律的生活，他们每天早上准时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每天下午又准时离开，丝毫不觉有什么不妥。但对我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和所有的职业妇女一样，我同时扮演着多种角色，每天还被那些枯燥乏味的工作累个半死。对于所有人来说，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保镖到大商场里去买圣诞礼物都是一种古怪而痛苦的经历。某个星期天的傍晚，你和丈夫在朋友家吃了饭回来，坐在车里欣赏着落日的余晖，兴致勃勃地享受着这美妙的时刻……突然，保镖要你把头低下，因为附近出现了情况。就这样，这个美妙的夜晚被糟蹋了。我发誓今后再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几个月之后，我向警方正式提出了撤除保护的要求，但他们拒绝了。警方的领导层甚至还决定在某些时间段加强保护措施，他们不仅将我的保镖人数增加一倍（由2个增加到4个），还增设了一个摩托护卫队。护卫队的警官们话都不多，他们根本没有向我解释警方这样做的原因。当时，一名新闻专业的学生曾就此问题采访过其中一位警官。直到今年冬天一位朋友给我看了那次采访的记录后，我才明白警官们当时的感受：“有些威胁是非常具体的，那绝不是恐吓。我们得到消息，有人已经就购买埃娃。若利的人头达成了协议，他们将雇一名杀手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消息已经得到了情报部门的确认。有时候我们真觉得自己好像在拍间谍片，你几乎可以触摸到这种威胁……如果我们发现埃娃。若利有些情绪不稳或者不够冷静，我们就会感到担心。她周围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紧张到一定程度后，这种局势就会变得十分危险。”（见如下地址：cfpj/spe_cfj/garde/gardecor/joly1。html）
在法院里，我不得不面对同事们敌视的目光，我毫无选择余地。没有友善的言语，也没有默契的眼神交流，就连和我相处多年的检察官们也对我十分冷漠。在走廊上碰面的时候，大家似乎都对我视而不见。在内心深处，他们的这种态度对我伤害巨大。不过我还是认为这种敌意并不是完全冲着我来的：他们只是暂时还无法接受埃尔夫案件的真相罢了。
当司法调查逐渐靠近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判断系统就会产生一种恐慌情绪。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将高烧和它的征兆混淆起来。对于旁人来说，如果一名法官因为调查某一种民主制度的权力和等级结构而身陷险境，那么对他偶尔得到的“恩赐”——就好像现在国家用纳税人的钱给我配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并满足我的一切要求——感到愤慨肯定比反思这种民主制度的缺陷要简单得多。
第一部分第10节 威胁（7）
在我的意识中，威胁的真实情况常常会变得模糊不清。我已经学会不去想它，但它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确实已经非常强烈。在一次大使馆组织的鸡尾酒会上，我偶然遇到了法国军方的一位高级将领，他的制服上挂满了奖章。友好地寒暄了几分钟之后，这位将军突然用他的蓝眼睛盯着我：“女士，我觉得您这段时间肯定过得不是很顺。纷乱的生活、沉重的压力、可怕的威胁……不过，我认为您一定会坚持到底的。”
我没有回答，但给了他一个带着谢意的微笑。他停了两秒钟，随后换了一种冰冷的声音继续说：“如果您的调查对象不是石油公司而是军火企业，那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军火圈子里是不存在警告这一说的，一旦您开始调查，那么您将只有48小时好活……”
他的目光和他的声音一样冰冷。他的语气非常坚决，好像要把这番话刻在我的脑海中一般。我觉得自己的肚子上好像挨了一记老拳，我费了好大的力才让自己没有跌倒。当然，接下来我们又谈了一些别的东西……
从那时开始直到预审的最后一天，每当我做出一个困难的决定，这番警告就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它就像那些平时我们记在手背上的训诫，尽管擦去了，但还是会时不时地跳出来：“您将只有48小时好活……”
幸运的是，我尽力做到了不要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些威胁。一个人一旦习惯了某种现实环境，他的思想就会学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情视而不见。有一次，一位朋友给我讲了她在黎巴嫩战争期间贝鲁特的一段经历。当时的黎巴嫩到处弥漫着恐怖，这位朋友有一天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会依靠听广播来寻找一条从海滩回住处的安全道路，以便避开危险的枪战……当时的她为了安全回到住处可以收集一切可能有用的建议，当然，现在的我有时也采取相似的做法。尽管每一次新的威胁都会在每周的第一天重新激起我的恐惧感，但在剩下的六天里，我会尽量不去想它。
我的阿莉阿德尼之线（译注：在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德尼用小线团帮助杀死怪兽后的修提斯逃出了迷宫。后多用阿莉阿德尼之线来指代能够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要的日常工作就是与司法部门和警察部门的官僚主义作长期的斗争，但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几乎所有的努力都没有奏效。埃尔夫这样的跨国公司不仅拥有高水平的金融部门，还拥有大量高学历的工程师和身经百战的律师，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他们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众多隐秘企业和大量灰色资金的庞大系统。不仅如此，埃尔夫公司在世界许多大洲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当时的埃尔夫公司在一百个国家拥有正式的分支机构，控制着800个分公司，并在350个企业中拥有股份。）。我们常常需要从一张长达数米的交易单上找一个小小的付款记录，而这个付款记录和别的付款记录表面上又没有什么两样。为此我们常常要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并增加取证和审讯的次数。
当我的调查对象们穿过法院那层高5米、迷宫般的长廊时，他们都会流露出惊讶的神情；但当他们第一次进入我那仆人房般的预审办公室时，这种惊讶之情就变成了不屑。这些人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到政府部门，确切些说应该是部长办公室坐坐了。他们的外套内层装饰着荣耀骑士协会的绣花，他们衬衣袖口的扣子来自旺多姆广场的名牌首饰店，他们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名人录”上。他们甚至十分明确地向我表示，预审办公室那把有些破旧的椅子根本就配不上他们那尊贵的臀部。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会显得不安和不知所措，但大部分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傲慢之情。他们都是些拥有极高智商的冷血动物，一会儿虚情假意，温顺有加，一会儿又突然变得狂暴异常，毫不留情。他们已经忘记受人非议是一种什么感觉。尽管在我的面前他们都会装得镇定自若，但一些平淡无奇的细节还是会让他们感到慌张，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会尝试着和我做交易，尽管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法院而不是生意场；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完全失控，甚至将刑法和执行刑法的法官混为一谈。
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冒险承认任何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的事实，就连一笔汇往他们私人账户上的可疑汇款他们也极力否认。所有的钱仿佛都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送到了他们的手上，而他们花钱仿佛也是从来不经过大脑。慢慢地我开始明白，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犯罪，因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尽管困难重重，但预审还是在1996年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平时关注得更多的还是那些具体的问题，对于案件的整体情况则研究较少，因为一开始就专注于整体有可能让我们无从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在最开始遇到的问题相继水落石出。每当产生自我怀疑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不懈，像一只不停往玻璃上撞的蜜蜂那样坚持不懈。我必须不断地验证自己的假设，直到查出事实真相。当答案终于出现的时候，那种由衷的、精神上的愉悦将难以名状。
预审开始之后，我已经逐渐学会识别敌人的力量有多强，他们的盟友有哪些，哪些地方是敏感的，哪些领域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调查。我曾经为英美“石油七姐妹”巨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高明的犯罪手法而感叹，但和埃尔夫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埃尔夫一案中，被挪用的国家资产数额很有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已经抓住了自己的阿莉阿德尼之线，决不会松手。
第一部分第11节 重压之下（1）
1997年初，埃尔夫案牵涉到的人和事越来越多，而调查工作承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活了几个世纪。毫无疑问，有些人希望我们将调查进行到底。但许多证人都感到害怕。我在这里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因为这样做将违反预审的有关规定。我知道，他们手头掌握着一些我们没有的重要信息。一名在埃尔夫公司担任战略要职的女士告诉我，她手头有一些极其重要的资料。她永远不会将这些资料公之于众，因为这样做将会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不管是对她还是对我而言都非常可怕的后果。
还有一次，一个犯了轻罪的年轻人偶然得到了一些有损某名被调查者名誉的资料，于是他便试着拿这些资料去要挟对方以便捞点好处。不过，他马上就被人带到一个地方毒打了一顿，还受到了威胁。他对对方办公室的描述和这名被调查者办公室的真实情况非常相似，他甚至还能准确地说出这个办公室里在哪一天，什么时间来过一个电话。经过核实，我们认定这一切肯定是这名被调查者指使人干的。看来这个案子不会走得更远了，但它的敏感性不会有丝毫减弱。
不久之后，另一名证人又受到了威胁。他告诉我，一个外国情报部门在办案的时候偶然发现他的电话被人监听了，他们马上通知了他。随后不久，他便收到了公开的死亡威胁。他甚至决定离开法国，在外面待几个月之后再回来。
他相信自己肯定会被杀，而且我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把事情闹大1997年4月4日，埃尔夫—加蓬公司总裁安德烈。塔拉洛（安德烈。塔拉洛毕业于法国国家行政学院，和雅克。希拉克是校友。1967年，他进入石油工作研究公司工作，并在4年后成为该公司的行政经理，后来又升为非洲区总经理。1977年，他被任命为埃尔夫—加蓬公司总裁，并在这个位置上待了20年。后来，他又先后被任命为埃尔夫—刚果公司总裁（1984年）、埃尔夫—安哥拉公司总裁（1988年）和埃尔夫贸易公司总裁（1992年）……）也被牵涉进来。得知这个新消息后，我便开始调整自己的日程安排，以便腾出时间来和他见一下面。当天我便对安德烈。塔拉洛进行了审问。由于他涉嫌挪用的资金数额巨大，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将他羁押（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有关规定，只有当羁押成为保护证据，给证人和受害人减少压力以及防止嫌疑人和同谋之间串谋口供的唯一方法时，法官才能下令暂时羁押嫌疑人。）。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不置可否，而安德烈。塔拉洛的律师团则坚持要求让他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因为他在外交界和生意圈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工作计划有可能完全被打乱：如果现在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那么他将在第二天和埃尔夫公司的新总裁菲利普。雅弗雷一起出国会见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
我本身是不愿妥协的，其他人则在一旁争论不休。我走到一边，以便能够安静地思考一下。我可以下令暂时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也可以让他毫发无损地走出我的办公室。夜已经深了，而我还在苦苦地权衡利弊。安德烈。塔拉洛已经不再年轻，当天就是他的70岁生日。我给埃尔夫公司的一名律师打了一个电话，他肯定地告诉我，第二天的加蓬之行并不是安德烈。塔拉洛为了逃避调查而有意安排的。不管怎么说，我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已经取得了成效：一名埃尔夫公司的重要领导已经承认自己在境外拥有一个私人账户。有了如此招认，证人承受的压力和有关证据被破坏的风险就小了许多。
最后我还是决定暂时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为了获得自由，安德烈。塔拉洛还创纪录地缴纳了几百万法郎的保证金，这使我相信，他们的背后肯定还隐藏着更多的灰色资金。星期六早上，我非常平静地回到了家里，觉得自己很快就能够将笼罩在案件周围的迷雾一扫而光。尽管面前有一堵由威胁和精神压力组成的高墙，但我还是相信自己能够更加从容地将预审进行下去。
然而，我完全错了。
从第二周的星期一开始，我周围气氛的紧张程度就开始大幅度攀升。当天下午，我发现上周五问询证人时所做的笔录居然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当天的《世界报》上。有人将消息透露给了媒体，他们显然是想把事情闹大。更严重的是，我不羁押安德烈。塔拉洛的决定马上招致了众人的非议，有关我迫于政治压力而释放安德烈。塔拉洛的谣言越传越广，甚至每一分钟都会补充进一些新的细节。人们认为我肯定接到了很多个神秘电话，而这些电话又最终影响了我的决定。由于我在上周五晚上确实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因此这些谣言就显得更为真实。当时大家都在为是否该羁押安德烈。塔拉洛而争论不休，而我则留出了大量空间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想到，这种做法反倒给我自己带来了不利，因为它留给了人们太多的想象空间：这中间肯定存在灰色交易。
一位和我非常亲近的同事——我们已经认识很长时间，而且每天都要见四次面——居然也会看着我的眼睛问出这样的问题：“亚历山大。本马克卢（亚历山大。本马克卢是巴黎上诉法院的检察长，政治上比较左倾的他曾担任过雅克。希拉克的技术顾问（1986年到1988年，当时的希拉克还是总理）和司法顾问（1988年到1991年，当时的希拉克是巴黎市长），还在1995年到1996年间担任过司法部长雅克。图邦的办公室主任。）是否真的给你打过电话并要求你不要羁押安德烈。塔拉洛？”我给了他否定的回答，并不停地解释。最后，这位同事表面上接受了我的答案，但在他的眼睛深处，我看到的依然是满腹怀疑。
随后不久，我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据那些匿名的“灵通人士”称，暗中和我做交易的很有可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