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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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罗兰。迪马从50年代开始就和巴黎法院打交道，他还为若斯潘政府内的多位部长担任过顾问，现任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他和共和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也有很厚的私交，而他自己更是身居宪法守护者这一神圣职位……所有这一切都对我们不利。根据法国流行的一条不成文规定，当政府高层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某个部门的内部团结就应该为高层利益做出牺牲。自从把罗兰。迪马列为调查对象以后，我们便被巴黎法院院长和检察长视为了“鞋子里的石头”，因为我们的预审工作让他们违背了“自然规律”，甚至地位不保：他们必须依附于政府高层，而他们的手下却正在进行一项让高层非常恼火的调查。出现裂痕是在所难免的。不知不觉，我们的团队已经失去了整个司法系统的支持，就好像一座脱离了大陆冰盖的冰山。
这段时间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而周围的人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我们的调查，他们的关注有时候甚至让人感到意外。有的人觉得这件事情让人恐惧，因此他们很注意和我保持距离；有的人则显得很轻率，他们往往让我手足无措。下面这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她本是我的同行，慢慢地我们便成为了朋友。她和她丈夫经常邀请我去他们家，对我的招待也总是非常热情。她丈夫是一名兼职作家，偶尔帮出版社写点东西。一天晚上，她丈夫突然带着神秘而愉悦的神情告诉我，他最近正在写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恐怖小说，名字就叫：《谁杀死了埃娃。若利？》显然，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对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告诉他：“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这不是开玩笑。
第二部分第17节 干扰（1）
1998年春天，一起新的意外事件让我们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电话线路已经完全处于别人的操纵之下。
一天早上，经济警队的特派员向我们发出了警报。他有一份长达数页的紧急资料要传真给我们，可传了几个小时，传真还是无法发出，通讯信号总是在半途莫名其妙地断掉。然而，另外两个隔得更远的办公室之间的通讯却毫无障碍。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观察传真机的工作状况。现在，这部机器收一份传真有时候要花超过一刻钟的时间。当我们把它接到别的电话线上时，它一切正常，但只要一接到我们办公室里，各种各样的问题马上就出来了。于是我们叫了一名技术人员来检查。检查完后，这名技术人员告诉我们，机器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通讯受阻的原因可能是存在“干扰”。他的诊断报告是这样写的：“处于敏感地区，检查一下电话线路。”
我们打算向法院院长发一份传真，将这件事告诉他。然而，这份传真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滑进进纸口的纸稍微多了一点，但传真依旧无法发出。现在已经没有人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只关心到底是谁，在埃尔夫案件中，有这个兴趣，而且有这个能力来“干扰”我们的电话线路。自预审工作开始以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什么都可能发生的世界中，我们进行的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调查，而那些应该被法律审判的人就在我们的周围。难道不是吗？
电话交流很快就变成了一种简明扼要的交流方式，我们常常只交流信息，不商讨结果。电话本该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帮手，现在却变得碍手碍脚。如今的电话监听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精妙的地步，它们早已把詹姆斯。邦德那些老掉牙的手段远远甩在了后面。我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都很快意识到：只要有这种需要，几个装备精良的人就可以轻松地监控我们的工作。
1998年3月，电话被人监控的事实终于得到了最后的证实。当时我正在审问安德烈。塔拉洛，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一把把我拉了出去——在进行重要审问的时候，类似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把我拉到了她的办公室，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我听到了起诉办公室主任的声音。她告诉我，几分钟之前往我办公室打电话的时候，她发现我的电话并没有响，但让她惊奇的是……她居然直接听到了我对埃尔夫—加蓬公司前总裁的审问！
我的办公室电话已经变成了一个秘密麦克风，只需拨我的内线电话号码，就可以听见我在说些什么。我立即就这件事的经过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我的上级。报告刚交上去，谣言就出现了。在大家的眼中，我又变成了一个妄想狂和谎言家，有人甚至说：“她太狂妄自大了！”我的背后经常会出现心照不宣的窃笑。一看见我过来，某些人就故意扭过头去不看我。谣言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时不时地钻进我的耳朵。直到起诉办公室主任到上诉法院院长那里证实了有关事实后，谣言才有所收敛。
这往往就是我们的生活：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偷录审讯内容，监听预审法官的电话——在干扰着我们的工作，但司法系统里的其他人对此却无动于衷，更要命的是，我们还要花费许多时间来证明自己不是疯子。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在这里，偷窃保密文件、监听别人的电话、跟踪等丑恶行径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在法国，还有谁比这些人更猖狂？十年以来，我在调查其他案件的时候就曾遇到过不少档案被毁（尽管只是部分被毁）的情况，这种行为在我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运动。勒阿弗尔的保税仓库就曾突然发生大火，将里昂信贷银行存放在那里的档案烧成灰烬。无独有偶，里昂信贷银行总行也曾莫名其妙地发生火灾，不过这次被烧掉是该银行一家分公司的档案，而且大火正好就发生在我前往总行进行搜查的前一天晚上。另外，经济警队一个贴了封条的文件箱不翼而飞，FIBA总部遭到了盗贼的洗劫，而法国加蓬银行在被我搜查后的第二天更是将所有的文件柜全部清空，以防我再来搜查……当然，即使再去搜查，我也不会去检查他们的碎纸机——在我到达前的数个小时中，这部一直满负荷运转的碎纸机想必已经将整筐整筐的文件变成了纸渣。
好了，罪状就罗列到这里吧，这些让人丧气的事实已经让我们的法兰西共和国看上去像一个徒有其表的民主国家。在这里，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自己享有逍遥法外的特权而不可一世，而组织有序的犯罪网络更是在精心包装的幕后力量的支持下极尽龌龊之能事：攻击法官、偷盗法律文件、洗劫别人的住所、销毁有可能让他们受牵连的资料……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受到保护的是犯罪嫌疑人，饱受怀疑的却是法官。
第二部分第18节 干扰（2）
不要丢脸从内部看，整个司法系统对埃尔夫案件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是令人震惊的，它仿佛根本就不明白“安全”这个词的意义：我们的电话线路被人控制，我们的信息交流系统脆弱不堪，我们的办公室缺乏保护。在前共和国总统的授意下建立的一个情报部门曾因为公然监听别人的电话而被定罪（1982年，当时还是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建立了一个“反恐部门”，该部门间接操纵着二十多条电话监听线路，这就是名噪一时的“爱丽舍宫电话监听案”。1993年3月，有关此案的预审工作正式开始。经调查，该部门曾在密特朗总统的授权下对几十名受害者（包括律师和记者）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电话监听。2002年8月，预审法官让—保罗。瓦拉以侵犯他人隐私权等罪名将12名嫌疑人告上了轻罪法庭。），大型的石油公司和军火公司都拥有自己的情报部门甚至负责采取暴力行动的部门，极具影响力的犯罪网络已经遍布触及国家权力集团的各个阶层……然而，在我们的司法系统所生活的那个不真实的世界里，上述事实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对于一个法官来说，只要从事的工作不是反恐，那他就得独自一人应付所有针对他的恐吓，不管他调查的案子是一起珠宝店盗窃案还是一起涉及数十亿法郎的挪用公款案。如果他调查的案子和我们的差不多，那么最后他很可能不得不屈服于来自本国和外国政府高层的压力。
法院决定在我的办公室门上加一把锁，这和筑沙堤来抵挡汹涌的海潮没有什么区别。书记官、我以及整个团队的工作人员决定，为了防止有人借口打扫卫生进入办公室搞鬼，我们自己来轮流打扫预审办公室的卫生。我买了一台吸尘器，一到晚上，我们就变成了清洁工。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那把新锁的另一把钥匙就静静地、不加任何掩饰地放在秘书处的办公室桌上，钥匙上还挂着我办公室的号牌。
我曾就身边发生的这些意外事件向上级写了多份报告，但这些报告大多也被扔进了碎纸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电影《巴西》中的一个人物，他不停地给自己的上级写一些晦涩难懂的信，但这些信旋即就被扔出了窗外。法国司法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它的工作就是尽力不让整个司法系统丢脸。司法系统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切尔诺贝利综合症，在它看来，最重要的不是正视问题，而是维持政府机构的声誉（1986年9月，在一群原子能委员会专家的支持下，法国政府宣布，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造成的核辐射云团侵袭了比利时、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但没有对法国造成影响。核辐射云团仿佛一直在沿着法国边境前进，但就是不进入法国，这太神奇了。后来出台的一些措施证明了这是个谎言，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认为维护原子能的形象比维护法国公民的知情权更加重要。）：政府机关必须是安全的（至少表面上必须是安全的），机关里的工作环境必须是舒适的，工作人员必须是听话的。在这个系统中，唯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承认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并受到了攻击。
消失在沙漠中的通缉令在许多公共部门看来，我们的调查完全是节外生枝，和它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当我发现涉及某起偷税案的线索时，我还是将它们转给有关部门处理，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埃尔夫案涉及的资金数额太大了：数百万法郎的现金来历不明，某些人的瑞士银行账户上存在大额的资金往来。晚些时候我才知道，某些经济案件——当然是最关系公共名誉的案件——的处理过程完全是“睁只眼闭只眼”，某些犯罪嫌疑人甚至完全得到赦免。我认为，国家对经济案件的这种宽容态度是一个明确信号：国家权力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同样，另外一起丑闻又给司法系统蒙上了一层阴影。1999年1月5日的《世界报》发布了这样一条新闻：埃尔夫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之一阿尔弗雷德。西尔旺的通缉令根本就没有发出欧洲（在其当天发表的社论中，《世界报》指责我们“对逮捕令的行踪漠不关心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损害了调查工作的声誉、严谨性和连贯性”。（见1999年1月6日的《世界报》））。在过去的两年中，这张逮捕令一直没有走出申根国家（加上瑞士），这确实非常奇怪。相信《世界报》的这名记者也是凭借着自己坚忍不拔的精神，历尽了千辛万苦才发现这个秘密的。
为了弄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采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很久之前我就起草好了这张全球通缉令，并将它交给了检察机关，它们应该负责将它发往各地并展开相关行动。不过某个中间环节好像出了点问题。有人告诉我，负责将通缉令发往全球的警察部门也许对这件事不太热心。（当然，只要警方知道了这名嫌疑人和情报部门的关系，要想司法系统不受阻碍的运转就非常困难了。）
不过，向广大公众负责的应该是我们。瑟瑟作响的巴黎，阴险狡诈的巴黎，堂皇典雅的巴黎，肮脏龌龊的巴黎啊，你让人们学会了精打细算，又常常让他们对一些违背常理的东西视而不见。不久之后，“通缉令事件”的影响就会逐渐显现出来。公众已经开始怀疑我们的办案态度了。
第二部分第19节 左轮手枪（1）
1999年春季的一天。早上6点，巴黎的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阴冷刺骨。昨天晚上，我只跟保镖们说今天很早就要出发，但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因为我们将要搜查的这个地方和警方有关。洛朗斯、赛尔日和我已经制定好一个搜查计划，我们连去的路都找好了。巴黎的郊区就是一座迷宫，有时候它甚至会显得非常阴森，这里遍布着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水泥护栏以及另外一些乱七八糟的建筑：仓库、小楼、废弃的工厂或者超级市场。
我们大家都非常谨慎，就好像马上要去攻打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一样……在外人看来，长时间以来的周密准备、今天早上的紧张气氛以及汽车里出现的沉默局面都是很反常的。我们正在调查的这个人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一名退休警察。
这名警察以办事谨慎而著称，他的名声也很好。如果我们在官方的调查表上写上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搜查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住所以及在调查中发现的其他可疑地点”），那陪同的我们的警官们就会感到担心了。（在巴黎轻罪法庭出庭受审时，达尼埃尔。莱安德里声称自己最开始只是埃尔夫公司一个普通的保安人员，“从内务部退休后就一直在该公司非洲事务部工作，并在1986年到1988年以及1994年到1995年两次担任特派员之职”，直接受夏尔。帕卡领导。夏尔。帕卡是法国集装箱协会主席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
法国警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部门。从1789年的大革命开始，法国就一直内部冲突不断，而警方始终身处冲突的中心。只要一发生内部冲突，尤其是在占领时期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法国警方就成为渗透的对象，同时它自己也会爆出许多丑闻。这个灰色网络已经深入警方内部的各个阶层，它不断发展，不断沉积，但又不会互相抵消。
通常来讲，法国政府对这种以人为节点的网络的发展基本上是持放任自流的态度，现在，它的分支已经遍布科西嘉岛、中东、非洲以及众多的法国国有企业。在这个以忠诚和秘密关系为基础的网络里，科西嘉口音会得到大家的信任，而一旦谁的言行有些过分，马上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就像苏维埃政权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这个网络已经在许多警察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甚至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产生许多荒诞的幻想。
在警察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另外一个人的监视。他们做事都非常小心谨慎，就好像解冻期在冰上行走的挪威岛民，生怕自己脚下的冰层会突然裂开。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达尼埃尔。莱安德里位于郊外的正式住所，一所很平常的小房子。开门迎接我们的是达尼埃尔。莱安德里的妻子，他本人则不知去向。房子里非常冷，地上放着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面的东西乱七八糟，冰箱是空的，灯上还有蜘蛛网。显然，一两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没有人住。我们的行动再次走漏了风声，房子里的重要东西早已被转移了出去。这帮家伙在我们到来之前将屋子匆忙布置了一番，还煞有介事地安排了几个人住进来。
房子的主人虽然不在，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样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