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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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原则的意思，受到了中方的赞扬和同意。但这一妙语早在1971年10月22日美方提出的第一份公报草案中已经有了，只是后来词句上略有改动。当时中方就接受了这一提法，它并没有解决中美分歧的焦点，即美方无条件全部撤军问题。争论到最后一天的这个焦点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它主要是靠中方的智慧和双方谋求妥协的努力解决的。
1972年2月25日，经过双方多次讨论后，基辛格和洛德商量后，提出了如下的美方声明：“……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基于这一前提，美国展望它将从台湾逐步减少，并最终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乔冠华副外长与中方官员略做商议后，对此做出了敏捷的反应。他说，“前提”的说法太重，而“展望”的说法又太轻，必须找到把“前提”减轻和“展望”加重的词句才行。乔建议将“展望”改为“预期”一词。接着章文晋司长提出可将“前提”改为“前景”。洛德听到后马上点头示意可以接受。这时基辛格开玩笑说：“我们的洛德先生已经站到中国一边了。”于是大家哈哈一笑。基辛格表示接受这种提法，一个难题终于解决了。乔冠华又回到严肃的口吻说，这是我们的几种设想之一，待请示周总理后才算最后定案。基辛格说，他也要请示总统。随后尼克松建议，把前后句子略作调整，内容不变，双方最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本段的全文如下：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关于公报草案中其余的分歧，也是在最后几天解决的。首先，关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一句，中方的底牌是争取不改，乔冠华要求我们中方接待班子的人“集思广益，想想点子”。作者因整理过尼克松的历次讲话，记得他多次讲到“革命”一词，很快就整理了一份材料（关于尼克松讲到“革命”的语录），供乔冠华选用。1972年2月23日，乔冠华在与基辛格讨论公报时，大量引用了尼克松在何时何地讲到支持“革命”的话，包括说“在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变化是革命的”（1967年10月23日），近年出现了“新的美国革命”（1971年1月3日）等等，他质问：为什么你们的总统多次可以讲“革命”，中方在自己的单方声明中就不能讲这个词？再说，你们美国也是从革命中诞生的，中国也是革命胜利后立国的，我们都是革命的后代，关于“人民要革命”，我在联合国已经公开讲过了，为何现在不让讲？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对，只好说“把革命一词放进去吧”！
再说美国对日、韩的条约义务问题。美方在一、二、三稿中都提到要履行对日、韩的义务，中方声明中则与此相对，坚决支持朝鲜和印支三国的正义立场以及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主张。双方已达成协议，但美方内部发生“窝里斗”，1972年2月26日国务院的官员第一次阅读公报稿后向尼克松提出此句不妥，只提日、韩，不提对台湾的义务将引起严重后果。另外还提了14条不同意见，尼克松考虑再三，要基辛格再找中方商量，中方同意了某些合理改动（如增补罗杰斯国务卿也与姬鹏飞外长进行了讨论等内容），但不同意改动台湾部分。美方只好把履行对日、韩的义务用词取消，中方表示同意。
此外，关于“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措辞，这是美方首先提出的，中方表示同意。但后来周总理认为得改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美方还在侵略印支，没有做到这一条。基辛格当然看出中方要改动的用意所在，因此坚决拒绝，后来在中方一再坚持下，美方勉强同意。在争论过程中，双方都有些感情冲动，中方不但乔冠华发言，而且章文晋也几次激烈表态，因此后来霍尔德里奇在他写的书中说，“基辛格对章文晋插话感到厌烦”。
作者不厌其烦地写下这一过程，主要是强调中美双方当时开始改变对外战略，环顾左右（国内和国外）都有些敏感因素，因此在讨论公报措辞时几乎字斟句酌，做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
第二部分洛德参加会见毛泽东的镜头被盖掉
在中美会谈期间，双方都有外交家的风度，不但出言风趣，而且时常说点笑话，使会场显得轻松一些。比如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主席会见时，双方在近一个小时内谈笑风生地讨论了世界大事，内容广泛，寓意深刻。周总理与尼克松、基辛格多次会谈时，也都充满幽默和风趣，周总理为了驳斥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真空论”（指美国不去干预，当地会成为“真空地带”，易为苏联所乘），旁征博引，以戴高乐的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军队为例，说明美国主动撤出印支，才有出路。这样讲很有说服力。
乔冠华与基辛格在1972年2月讨论公报稿时，尽管双方大部分时间唇枪舌剑，争论激烈，但有时会场也传出一阵笑声，这多半是基辛格又说了一句什么俏皮话。印象较深的是，在某次公报谈判处于僵局时，基辛格突然谈起他1971年7月第一次访华时把衬衫丢在巴基斯坦旅馆的事情。他话锋一转，又说“我这次访华，可能是次外交灾难”，因为美国有句话，“丢掉背上的衬衫”，意思就是指某人“输得精光”。大家听了哈哈一笑。其实他的玩笑是有用意的，就是抱怨中方在公报稿上逼得太紧。这时洛德出来打圆场说，“你不会输的，因为你的衬衫是借来的，是别人的，输不到自己头上”。这又引起一阵哄笑。基辛格又挖苦洛德说，“洛德先生这次随尼克松总统访华，把头发都剪短了，以便给中方一个好印象”。其实这是一句反话，因为在美国代表团中，洛德的头发是最长的。由上述一些笑谈来看，基辛格同洛德的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到了令冷落在一旁的国务院官员感到嫉妒的程度。
尼克松访华时的一个插曲：洛德参加会见毛泽东的镜头被盖掉
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访华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房内会见。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在美方陪同会见的人员中，除了基辛格，就只有一个洛德。连国务卿罗杰斯也无份，更不用说尼克松随团来华几百人中的其他官员了。这件事是谁决定的？当时愤愤不平的国务院官员都抱怨基辛格，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住在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而国务院的官员住在6号楼。午餐刚过，基辛格突然接到周总理的通知：毛泽东将于下午3时会见尼克松总统，并询问美方何人陪见。这是一次人数受到限制的会见，双方参加人员都不多。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让基辛格本人陪见，另派洛德去做记录（基辛格可能考虑到这是高度机密的一次会见，不愿国务院的人参加）。基辛格提出，希望中方不要告诉国务院的人，特别是洛德参加会见的事不能讲出去，新闻、照片、电视里都不要出现洛德。基辛格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二是怕引起国务院的人不满，只好让中方为此保密。看来这也是尼克松的想法，否则基辛格不会如此快地做出决断。
当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双方人员基本上是对等的。中方只有周总理在座，王海容做记录，唐闻生做翻译。美方代表团的翻译是傅利民，他是国务院的人，尼克松不但这次会见不用，而且当晚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尼克松发表即席讲话时，也是用的中方翻译唐闻生。中方谁出席或不出席都不会引起什么问题，大家的共识是服从组织安排。但美方就不同了。尽管中方在发表会见照片和电视转播时，按美方要求把洛德的镜头盖掉了，发新闻时也没有提到洛德参加，但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次会见没有罗杰斯先生的份儿，按职位来说，国务卿不应低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洛德陪见的事也难于保住密。结果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国务院的人怒不可遏，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基辛格。2月26日罗杰斯和格林助理国务卿在去杭州的路上对中美已达成的公报提出15条意见就是反应之一。尼克松见此情况，立即嘱咐罗杰斯国务卿，意见可以提，但回国后不得自行其是，与总统立场要保持一致。罗杰斯倒识大体，回国后大力支持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未发表任何出格的言论。但他同基辛格的关系总有些格格不入。
第二部分周总理拜访罗杰斯，国务院官员皆大欢喜
周总理是个有心人，他对美国代表团内部的动向十分关注，对国务院官员与白宫的矛盾早已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尽管国务院的人把愤懑情绪撒向基辛格，但周总理认为也应做些安抚工作，以利更多的人支持发展中美关系。因此周总理一到上海锦江饭店，就去拜访住在13楼的罗杰斯国务卿，正好格林和傅利民等都在那里议论纷纷，他们对尼克松住15层总统套间没有意见，但对基辛格住14层不满。周总理一见面，就对他们说：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记得当中国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大使馆开了绿灯……”一席话说得这些面有愠色的美国人开始笑逐颜开。周总理还对安排他们住13层（西方人忌讳的数字）表示抱歉，说这是中方人员的疏忽。说到这里，他还讲了不怕鬼的寓言，使气氛更加活跃了。更令他们高兴的是，周总理还当场答应赠送一部中国《二十四史》及《鲁迅全集》给国务院（另一套送白宫）。周总理还把章士钊先生新出版的《柳文指要》赠送美方翻译傅利民先生。这些国务院官员一再感谢周总理，并表示今后愿致力发展中美关系。
周总理为什么想到送美国人《二十四史》和《鲁迅全集》等书呢？这是有原因的。当尼克松在北京时，不喜欢用国务院的翻译傅利民，也不要国务院官员出席重要活动，他们闲来无事就到北京逛书店，想买《二十四史》等书，但没有找到。周总理把这些小事与国务院和白宫的矛盾联系起来考虑，所以决定买这些书，一份送国务院，一份送白宫，使两家皆大欢喜，国务院的人就是有气也指向白宫，不至于迁怒于中国。
洛德独获殊荣：三次会见毛泽东
20世纪70年代初，能受到毛泽东接见的美国外宾为数极少，能有此机会者都是特别幸运者，而洛德就是其中之一。他虽年轻，阅历不多，但生逢其时，正赶上中美关系打开之初期，因为几次随尼克松或基辛格访华，他不但有机会亲自聆听世界闻名的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意义重大的对话，而且还三次见到毛泽东这位世纪伟人，这在所有美国外交官中（基辛格是个例外）可能是惟一的一位。
洛德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72年2月21日下午，已如上述。这次会见惟一的遗憾是洛德的名字不见报，这从另一角度看，更增加了一层神秘感。
对于洛德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会见毛主席，但不能公之于众这件事，周总理一直惦记着，总想找个机会弥补一下。1973年2月17日当基辛格又一次来华访问时，洛德也来了，毛主席当晚会见基辛格，周总理特别点了洛德先生之名，要他一同去陪见。会见一开始，毛主席就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数我最老”。第二天报纸上果然登出了洛德参加会见的照片。
1973年11月12日基辛格又带着洛德来中国访问，毛主席又会见了他们。洛德在1972年到1973年之间，一连三次获得陪同基辛格会见毛泽东的机会，这是其他美国外交官难以遇到的机遇。
第二部分洛德升任驻华大使，任命在国会遇到周折
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执政时期，洛德一直在政府任职。1977年民主党的卡特入主白宫，洛德属于共和党，只能另谋高就，他回到纽约担任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1981年1月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又大批担任公职。洛德有了返回国务院的机会。1985年7月里根总统决定任命洛德为驻华大使，以接替原驻华大使恒安石的职位。美国政府于1985年7月20日向中国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的照会，中国政府7月22日即复照同意。当洛德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办理赴华签证时，使馆人员早有准备，在很短时间内一切办妥。这几乎创造了一次外交上的吉尼斯记录。而洛德在国会通过任命却大费周折。
保守派参议员赫尔姆斯是反华的急先锋，他对尼克松、基辛格从国际战略考虑打开中美关系一直耿耿于怀，对洛德参与这一过程当然也十分不满，因此对洛德的任命故意刁难、阻挠，拖延了几个月之久。赫尔姆斯另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是，他要安插自己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助手和其他保守派人士）到政府重要岗位上去，只要政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以不通过国务院任命的一批大使为要挟。说也奇怪，偌大一个美国，竟让这种为达私利不择手段的人为所欲为，最后国务院只得妥协了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主制度中的虚伪性。
洛德的任命在参院外委会从7月一直拖到11月，一方面是赫尔姆斯拿不出正当的理由阻挠到底，另一方面是国务院已部分满足了赫尔姆斯的要求，该委员会才于11月5日表决通过了洛德的任命。
恰逢中美“蜜月”时期，大使任内一帆风顺
洛德于1985年11月到北京就任美国驻华大使，1989年4月离任返国。这一段时间是中美关系最佳时期，可以说，洛德是时运最佳的大使，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危机或最棘手的难题，其他美国驻华大使多数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1985年11月中旬洛德到达北京后，11月16日向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唐龙彬递交国书副本。当月19日李先念主席会见洛德，接受他递交的国书。李先念对洛德表示欢迎，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的情况及政策，使洛德任职之初就对中国国内形势有了全面的认识。洛德表示，他将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接着，中国其他领导人也出面接见洛德，表示对他履行使命时将给予协助和合作，欢迎他进一步为发展中美关系做出贡献。
促进中美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洛德的重要工作之一。洛德上任之初，美中核合作协定在国会得以通过，里根总统迅即签署（但国会仍寻找借口，阻挠其实施）。里根还否决了国会通过的限制纺织品进口法案，这对中美贸易是有利的。198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61亿美元，1988年增为143亿美元，平均年增15％。1984年美国对华投资协议金额为7亿美元，1988年增为34亿美元。这一时期，中美两军之间的高层互访特别频繁。1986年中美开始执行军工合作项目，即价值5亿多美元的改装歼—8飞机项目以及大口径炮生产线和TBO鱼雷项目。洛德还参与了在北京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