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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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造谣，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在人权与贸易挂钩问题上面临美国企业界的反对，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在防止武器扩散上，借“银河”号事件攻击中国的企图落空，政府内部出现争吵。美国的霸权行径和高压政策不但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而且在亚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终于进行了一次政策评估，开始认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对美国自己是不利的，并决定进行政策调整。在“银河”号问题上，克林顿接受了芮效俭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调处理”意见，派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访华，向中方承认美方的情报有误，做了口头道歉，并表示美方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汤姆森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馆长），后来调任驻阿富汗大使（长驻在巴基斯坦），过去同中国交往较多，一直主张加强中美关系。这时选中由他来缓和关系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选择：一是他同中方关系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来华认错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会引起媒体宣扬。接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9月25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的下降趋势，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有关对口单位的交往，而且克林顿本人将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当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与江主席举行单独会晤。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晤，中美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三次危机：美国批准李登辉访美

　　　　芮效俭任大使期间，中美之间遇到的第三大危机便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访美。　　　　
　　　　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后，中美高层对话开始增加，到11月中旬两国首脑在西雅图实现了正式会晤，两国关系开始好转。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实现了第二次正式会晤。　　　　
　　　　中美关系有个令人不安的规律：每当关系有了转机时，反华势力便制造借口，设法加剧双方分歧，使关系倒转。这说明美国有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总想丑化、妖化中国。台湾当局也总是趁机推波助澜，把水搅浑，从中渔利。以分裂中国为己任的李登辉从1993年到1995年一直想以访问或过境美国的行动突破美台关系现状，他让亲信刘泰英（掌握台湾国民党党控企业的巨额资金）雇用美国卡西迪游说公司（原来每月付12。5万美元，此时又加付250万美元）在美国活动，为李登辉访美造势；同时又向康奈尔大学捐赠巨资，使校方邀他访美。当时美国国会几个委员会领导人发生变动，有利于共和党右派，其中有些亲台分子当上了委员会头目，形势变得对反华势力有利。1995年3月，参院外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台湾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同年5月，众院以390对零票、参院以97对1票，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克林顿政府开始拒绝国会的要求，但在国会决议压力下，克林顿总统步步后退，直至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连在人权问题上多次攻击中国的助理国务卿洛德都惊呼，“这将改变两党六任总统决定的对华政策”。　　　　
　　　　1995年5月22日，美方将此决定通知中方，立即引起中方强烈反对。李肇星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6月17日中国政府召回了驻美大使李道豫。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驶至台湾以东海域，但未敢进入台湾海峡。　　　　
　　　　美国政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美动用军事力量，一旦发生突然事件或意外冲突，局势将不可收拾。它向中方做了几项积极表态：今后将严格限制台湾领导人的类似访问；它将公开声明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它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这也就是报界所称的美国“新三不”政策。此后两国关系又逐步步上了正轨。　　　　
　　　　在中美关系危机时刻辞行　　　　
　　　　芮效俭有些时运不佳，来华之初碰上了美国宣布售台F—16战斗机的危机，中间还有“银河”号事件等风波，临辞行时中美关系正值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的危机之中。　　　　
　　　　1995年6月上述危机尚未过去，而芮效俭大使的任期已经届满。他是抱着遗憾的心情怏怏返国的。　　　　
　　　　芮效俭离华前夕，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于当年6月中旬先后会见了他。尽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发生了不少风波，中国领导人还是实事求是地对他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第三部分资深参议员出身的尚慕杰大使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任命前国会资深参议员詹姆斯·拉尔夫·萨塞（James　Ralph　Sasser）为新任驻华大使。萨塞大使虽有个中文名字尚慕杰，但过去几乎与中国无缘，更不是一名“中国通”。他的经历与伍德科克大使相近，属于政治性任命。　　　　
　　　　一位能与总统和副总统直接通话的人　　　　
　　　　尚慕杰大使1936年9月30日生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先后毕业于田纳西州大学和范德比特大学，在该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3年在海军陆战队作为后备役军人服役，退役后进入法律界当律师，与人合伙成立法律事务所。1973年至1976年任田纳西州民主党主席，1976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982年和1988年两次连选连任，成为资深参议员，曾任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及拨款、银行、政府事务等委员会成员。1994年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落选。　　　　
　　　　尚慕杰在国会民主党议员中介于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与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关系密切，按美国媒体的说法，他是一位能与总统和副总统直接通话的人，地位之显赫，由此可见。　　　　
　　　　中方接到美方通知尚慕杰任大使的时间是1995年5月31日，当时克林顿已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中国政府一直拖到9月22日才答复美方同意这一任命。　　　　
　　　　1996年2月10日尚慕杰与夫人马丽·萨塞（Mary　Gorman　Sasser）一同到达北京。他的女儿伊丽莎白·萨塞（Elizabeth　Ballantine　Sasser）和儿子詹姆斯·格雷·萨塞（James　Gray　Sasser）后来也来到北京。　　　　
　　　　当时中美关系已逐步走上正轨。江泽民主席于1996年2月14日会见尚慕杰，接受了他递交的国书。2月27日尚慕杰会见了钱其琛副总理，随后还会见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尚慕杰自诩“我成了北京最重要的外国人”，足见他对这些会见的满意之情。　　　　
　　　　尚慕杰不会讲中文，但到中国后即开始学中文。1996年2月14日向江泽民主席递交国书时，尚慕杰坦率地说，自己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近20年都在国会，熟悉美国的政治运作，他愿利用自己和国会的关系，增进中美的相互了解。尚慕杰自称来中国前到哈佛大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补课，也读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　　　　
　　　　尚慕杰很注意阅读中国的报刊（通过译员），几乎每天都把当天报刊摘要看完。由于中国报刊当时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霸权主义行动不断进行抨击，尚慕杰感到很不舒服。他每天看到的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字眼，有些按捺不住了。1996年8月21日，他向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国外交官很有礼貌地回答他说：中国的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不一定代表政府的表态，这说明了中国言论自由，而且有些报道也并非空穴来风。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近几年又对华制裁，不断施压和干涉中国内政，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的舆论，美国应以实际行动改变自己形象，争取中国人民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十分消极，只说黑暗面，不谈光明面，甚至无中生有，编造谎言。希望大使多做美国媒体工作，使其摆脱偏见，实事求是。这一席话使尚慕杰对两国媒体的距离有了现实的理解，同时也对中国外交官员的犀利口才和敏捷反应有了新的感受。


第三部分在中国各地参观、访问

　　　　1997年中国广大农村进行基层选举，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尚慕杰来自美国的农业州，对中国农村的发展表示有兴趣。中国外交部主动邀请尚慕杰大使和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到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陈各庄参观基层选举活动，尚慕杰欣然接受。5月30日陈各庄全村1200多名选民踊跃参加投票，选举新一届村委会。选举大会开始前先唱国歌，两名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和三名副主任候选人先后发表竞选演讲，接着选民自由投票，选出他们中意的领导人。尚慕杰大使及美国使馆官员六人出席观看了整个过程。选举结束后，尚慕杰发表简短讲话，对选举结果表示祝贺，表示很高兴有机会目睹了民主在中国基层的实践，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他答应将向美国人介绍所见所闻，以增进相互了解。尚慕杰还向新当选的村委会成员赠送纪念品留念。同天下午，尚慕杰一行顺道参观了高碑店的华北汽车制造厂。　　　　
　　　　此前尚慕杰于1996年4月访问了上海，会见了徐匡迪市长，参观了浦东新区、复旦大学、苏州工业园区，主持了美国驻上海总领馆农贸中心的开业典礼。他对上海发展变化之快感到“令人叹服”。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变化美国人还不知道，应加强报道和对国会以及美国舆论的工作。　　　　
　　　　尚慕杰在华期间，还于1997年率使馆部分人员访问了西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美国大使都要到西藏考察一番，这已成了惯例。　　　　
　　　　


第三部分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尚慕杰在任期间，中美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是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华、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他不但参与了这三次访问的筹备事宜，还为每次访问提供了颇具建设性的建议，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6年11月，中美领导人出席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合组织讨论会时，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会晤，并确定了中美首脑互访的安排，尚慕杰出席了那次会晤，而且是美方代表团中力主实现中美首脑互访的倡议者。1997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有一些出自美方的独具匠心的安排，如首站先去西安这个文化古都，并在西安市附近的下和村由克林顿总统夫妇与当地村民和干部举行座谈。这一主意据说出自尚慕杰，他能提出这种建议，与他应邀到河北省高碑店陈各庄的参观受到启发大有关系。　　　　
　　　　1997年8月1日，尚慕杰会见江泽民主席时主动就江主席访美提了一条重要意见。他说在此行访问中，江主席除在两国关系上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会谈外，也应在公关方面取得圆满成功，要接触各方面人士，表现出江主席诚恳待人和富有人情味的个人形象。他提到邓小平1979年1月访美时在得克萨斯州入乡随俗，戴上牛仔帽，博得了公众好评。他建议江主席访美时要使美国人感到，“你既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个人”。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重视。他还向江泽民说，他同意中美都应从长远的战略的高度对待中美之间的关系，以便使访问取得实质性进展。他为了说明这一点，还引用了江泽民上次会见他时讲的一句诗：“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表示，为了使江泽民访美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他将返回美国，到江泽民要访问的城市打前站。总之，尚慕杰为江泽民访美一事确实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　　　　
　　　　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前，尚慕杰又向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类似建议，强调要打好公关这一仗，要多做议员和舆论界的工作。尚慕杰还开玩笑说，“朱总理这次访问，我要到处打前站，讲中国的真实情况，这样可能要被人打得遍体发青，也在所不惜”。朱总理到了美国后风趣地用英文向美国公众讲话说：“我的朋友尚慕杰大使劝我讲出实情，尚慕杰说自己可能要为此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我对他说自己可能要被人打得满脸是血。但我来到美国后发现美国公众对我还很友好。”江主席和朱总理两次访美之行，广泛接触美国公众，讲话坦诚直率，机智幽默，入情入理，博得美国各界人士的赞誉。美国高级官员也说，中国领导人展现了新的领导人风格，他们的高尚风格和美好形象，部分地化解了美国某些人的敌对情绪，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美领导人实现互访期间，美方提出双方要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据尚慕杰自己讲，是美国驻华使馆首先向华盛顿提出这一建议的，他本人曾向总统克林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尼·莱德及其副手伯格和国防部长佩里谈过这些想法，建议增加高级互访和对话，争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期应付挑战和协商解决彼此分歧。这些建议终于被美国政府接受，并付诸实施。尚慕杰强调，中美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国，双方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两国经济上互补性强，中国军事上是防御性的，对美不构成威胁，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是扩张主义的。以上都预示着中美关系前景会有良好的发展。从尚慕杰出任大使后的言行和主张来看，他自称首倡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可信的。顺便说一句，由于尚慕杰曾任参议员约20年之久，在美国政坛甚有影响，克林顿总统对他是很尊重的。在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作者注意到，在各种外交场合，尚慕杰总坐在国务卿前面的位子，紧跟总统之后。一位驻外大使位子如此靠前，随时与总统磋商重大事务，这在国际上是少见的。由于地位显赫，意见就会受到尊重，也易于被采纳，这是很自然的。基辛格博士曾给予尚慕杰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不知道在促进美中关系方面，还有哪位大使工作做得比尚慕杰更为出色和更富有激情”。基辛格博士自视甚高，一般不会恭维一个人，他如此称赞尚慕杰，绝非仅出于礼貌。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10月8日曾载文称，一位美国外交官说，尚慕杰的优势是“他是惟一一位能随时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的人，他在国会的关系也有利于改变华盛顿对中国的看法”，“在过去一年中，他动员100多位议员访问了中国”。不言而喻，这对双方增进了解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部分目睹北京愤怒的示威群众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精确制导炸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国驻南记者3人以身殉职，另21名中国驻南外交人员受伤，大使馆建筑被炸毁。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一次野蛮暴行，当日即受到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这次事件点燃了中国人民举国抗议的怒火，纷纷以各种形式同声谴责美国的强盗行径。北京的大学生和各界群众自发地前往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前示威，声讨美国的暴行。身为驻华大使的尚慕杰当时首当其冲，每天目睹呐喊而过的愤怒示威群众，身边虽有近1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