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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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工作班子，10来个保镖也天天值班跟随着他。退休后他与斯考克罗夫特合著了一本书——《一个转变了的世界》，写了他任职期间的经历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他还在各方朋友的捐赠下筹建了一个以布什命名的总统图书馆。根据美国法律，总统退休后，可募集经费建自己的图书馆，以便把任内的重要文件和档案带出白宫，保存在图书馆内，在保密期过后可供公众查阅。　　　　
　　　　他退休后继续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他认为在新的世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没有减弱，而是增强了。从1994年1月起，他又开始访华，几乎年年都到中国一趟。他每次来中国，都发现中国有新的变化，他认为西方应重新认识中国。　　　　
　　　　仅从作者不完全的统计，至2004年4月15日，他退休后已先后访华17次之多，最多的一年是1996年访华四次。　　　　
　　　　1975年12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奉调回国。五个月后美国福特政府任命托马斯·盖茨（Thomas　Gates）为第三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他是任期最短的驻华联络处主任。


第二部分为中美建交做出贡献的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

　　　　1977年5月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托马斯·盖茨离任前，卡特总统已任命伦纳德·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为美国第四任驻华联络处主任。4月14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这一新的任命，随后美国驻华联络处又转来了伍德科克的个人简历。他当时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6月份从该机构卸任后来华。　　　　
　　　　最初给人的印象并不看好　　　　
　　　　伍德科克的任命最初给中方的印象并不看好。这是从其履历而来。　　　　
　　　　伍德科克1911年2月15日生于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后移居密歇根州。早年曾在韦恩州立大学和沃尔什会计学院学习并取得学位。1955年起任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1970年至1977年任该工会主席，还兼任过“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会长、“美国民权联盟”及“全国城市联合会”主席、“全国健康保险委员会”主席。他是底特律市经济俱乐部的重要成员。他在工会和企业界有较大的影响，在政界和对外关系方面也很活跃，是“美苏关系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日、欧三边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份很有身份的简历。但在当时的中国，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我当时在外交部参与处理美国事务，作为当事人，我们都有些框框，普遍的看法是：第一，此人未搞过中美关系，也不了解中国，被卡特派驻中国，纯属政治报答性质，因为伍德科克动员工会力量支持卡特竞选总统，卡特才安排他出任大使。后来伍德科克来华后也坦言相告，他曾组织工会在几个州协助卡特取得胜利，包括十分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他是为卡特竞选出了力的人。第二，此人一生事业集中在组织工会和协调劳资谈判，长期担任保守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领导人，而当时一般都认为这种工会是资产阶级统治和欺骗工人的工具，是为阶级调和服务的。第三，“美苏关系委员会”等组织主张稳定美苏关系和东西方缓和紧张局势，这与当时奉行的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背道而驰。总之，初步印象是对此人估价不高，既然卡特总统已提名，中方当然不便拒绝。等到伍德科克到达北京后，我们才逐渐通过接触对他有了更好的了解，发现他是一位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使，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交往与合作的推动者。


第二部分公开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遭万斯斥责

　　　　7月26日，伍德科克抵达北京。几天后，黄华外长接见了他。伍德科克说，他愿在上海公报确定的原则下推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美方已了解中方立场，但由于美国国内还有困难，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但他深信，中美建立正常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黄华表示，只要双方遵循上海公报的原则，两国关系必将获得进一步发展。从伍氏几次谈话来看，他确实把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当作重点，这正符合中方的期望。接着，伍德科克又会见了外贸部长李强等有关单位领导人。8月5日会见了李先念副总理，李先念着重向伍介绍了中国经济情况和发展前景。在此期间，伍德科克还会见了在中联部工作的美国人克弗兰先生，进行了私下交谈，主题仍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伍德科克说，美国国内有些人不愿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上迈出步子，一是说关系正常化了，中美贸易也大不了；二是说互设联络处和大使馆没有多大区别。但是伍德科克不同意这些观点，他认为中美建立良好关系是事关世界和平的大事，不能局限于从贸易和交流上看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变化很大，特别是“人们更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了”。　　　　
　　　　1977年8月22日，万斯国务卿率团访华。这是伍德科克最忙的时期。万斯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万斯提出，美国愿按上海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提出须同时保证美台间的贸易、旅游等私人联系不受影响，并允许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这一设想被中方认定是个“倒联络处”方案（即把建交前台湾在美有大使馆，中国有联络处的情况倒过来，中国在美设大使馆，而台湾在美保持官方的联络处）而予以拒绝。邓小平副总理向万斯明确表示，要解决问题，干干脆脆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指美国与台湾断交、从台湾撤军和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争论继续进行。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加速与中国建交，共同对付苏联的对外扩张势头；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同苏联谈判裁减军备，缓和关系，不应因同中国发展关系而刺激苏联。伍德科克既赞成与苏联谈判，也赞成与中国改善关系，主张不应因与苏谈判和辩论巴拿马运河问题而推迟对华关系正常化。这实际上是站在布热津斯基一边。　　　　
　　　　美国两派在争论中遇到一个难题，这就是如何对待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实际上双方都不主张停止售台武器，同时又要求中方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关系正常化的这个拦路虎无法搬开。这时伍德科克想到了一个“避开”这个难题的办法。　　　　
　　　　1977年9月底，伍德科克返美述职时就向万斯提出：美方在与中方会谈时不要再提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这是中方不可能接受的。他在万斯召开的对华政策会议上指出：台湾属中国内政，中国的主权不会让外人干预，要中国不使用武力等于要当年的林肯总统不用武力恢复联邦一样。他认为美国可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不宜把这一条提到谈判桌上要中方做出保证。万斯对此未置可否，但答应在10月3日提出新方案，由伍德科克带回北京。　　　　
　　　　过了10月3日，仍不见万斯答应的新方案。伍德科克一再催问此事，并向国务院表示，见不到新方案他不回北京。10月底，万斯被迫会见伍德科克，但他拿出来的只是美方将不再提在台湾设官方联络处事。　　　　
　　　　1977年11月伍德科克回到北京，11月14日他会见黄华外长，谈了美方不再提设联络处事，却提不出美方完整的新方案。　　　　
　　　　这时伍德科克对万斯的拖延战术已忍无可忍，正好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召开全国大会，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便于1978年1月底再返回华盛顿，在会上向美国政府发出了一阵炮轰。他开门见山地说：“美国对华政策以往是建立在荒谬绝伦的基础上，只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在中国内战发生30年之后，美国仍这样做，这是继续参与中国内战。在尼克松总统打开对华交往的大门后的六年内，已有67个国家走进这道大门，实际上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已走进这道大门。”他最后指出：“我深信，本国能够找到足够的勇气来采取这一明显的步骤。我也深信，中美发展正常化的关系是世界和平所需要的。”　　　　
　　　　由于这次大会受到媒体瞩目，电视记者在场，伍德科克的讲话令人醒目地出现在当日晚间的电视上。次日的《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把它登在第一版。这次炮轰太激烈了，成了各媒体的头条新闻，伍德科克本人也感到有点儿后怕。　　　　
　　　　果不出所料，次日一早电话铃声就响了，是万斯国务卿呼他到国务院去。当他见到万斯时，面有愠色的万斯压住自己的怒气，冷冷地说：“我并不是多么反对你讲的内容，但讲话的时机极为不当。卡特总统正在为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做生死斗争，你这次讲话正是交给反对派打击政府的另一根棍子。”万斯把国务院起草好的一份准备在午间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稿交给伍德科克过目，其中说明伍德科克的讲话未经政府批准，他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看法。伍德科克只得点头同意。　　　　
　　　　接着万斯提出要伍德科克做另一件事。原来是布热津斯基访华问题，万斯怕布热津斯基成行，就提出了让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卡特正在犹豫不决。万斯知道伍德科克与卡特私交很深，因此希望他在总统面前不要支持布热津斯基访华。伍德科克当时还不了解国务院与白宫幕僚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白热化，也就爽快答应。可是事后布热津斯基也找伍德科克，要求在选择访华人选上帮自己的忙。这时伍德科克才感到处于两难之间，有点儿不知所措。　　　　
　　　　伍德科克不经请示国务院，就在国务院内拿起电话拨通了总统秘书，提出要会见总统。总统居然同意了。这使在旁的国务院高层官员大感意外。


第二部分获得卡特总统支持，轻松渡过难关

　　　　1978年2月7日，伍德科克怀着要受批评的心情去见卡特。　　　　
　　　　卡特一见面就说，“我从报纸上读了你关于中国的讲话”。伍德科克的心突然下沉，但卡特接着说，“我同意你的讲话”。卡特解释说，他现在忙于巴拿马运河条约的事，估计3月份国会将通过条约。从那时一直到1978年底，这是一段机遇期，他期望在此期间完成两件大事：同中国建交和同苏联达成军控协议。为此他可能派布热津斯基访华，万斯则去访苏。伍德科克对此十分赞同。他还顺便借这个机会谈了自己的私事，他已与使馆的护士姗伦小姐相爱，准备结婚，这次回国也是为了与多年分居的前妻办理离婚手续。卡特马上表示衷心祝福他们的婚事，并为此为他们写了封祝福的信。　　　　
　　　　伍德科克大使的公开讲话受到了国务卿的批评和责备，却在卡特总统的庇护下轻松过关。这其中是有原因的。首先是卡特与伍德科克关系密切，伍德科克大半生先后做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和主席，在中西部企业界和工人中有巨大影响。当卡特竞选总统时，伍德科克倾全力支持，协助卡特在几个州获胜，因此卡特对伍德科克感激不尽。其次是二人在美国总的对外政策上观点相同，卡特此时也想设法与中国建交，在自己当总统期间多留下几项“丰功伟绩”。伍德科克的讲话只是时机稍早一些，无伤大局，不值得卡特亲自责备自己的“有功之臣”。以上因素使伍德科克“有惊无险”，逃过一劫。　　　　
　　　　布热津斯基与万斯两派意见之争　　　　
　　　　美国政府两派在对华政策上继续争论，这时双方辩论的焦点是，应派谁下次访华，以推进中美建交谈判。万斯提出派以反苏闻名的布热津斯基访华对苏联刺激太大，可能引起苏方不利反应，妨碍美苏军控谈判取得进展。万斯自知不受中方欢迎，只好放弃访华之行，为了顶掉布热津斯基，他建议派副总统蒙代尔访华。美国副总统一般是有职无权，名声虽大，却抢不了万斯主管对华关系的实权，在万斯看来，布热津斯基则不同，一旦出使中国，实际上就取得了对华政策上的主动权，架空了国务院。伍德科克曾答应支持万斯的建议，但后来考虑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需要，他1978年2月初会见卡特总统时，极力推荐布热津斯基访华。此前中国政府也得知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意愿，于是由柴泽民大使出面，当着万斯国务卿的面，主动邀请布热津斯基访华。这些因素终于促使卡特总统于1978年3月做出决断：由布热津斯基访华，由伍德科克随后主持同中方进行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谈判。这一抉择基本上为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中美正式展开建交谈判　　　　
　　　　为了确保1978年7月5日开始的中美建交谈判取得成功，卡特做了如下安排：　　　　
　　　　（一）决定由伍德科克大使在北京与中方会谈，而不是在华盛顿或互派特使的方式会谈。这样做一方面可不声不响地进行，以免受国会和舆论的干扰；另方面可利于保密。　　　　
　　　　（二）在总统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开始只包括五个人：总统、万斯、布热津斯基、国防部长布朗、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后来副总统蒙代尔也入此组。为了工作方便，万斯指定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参与此项工作，布热津斯基派其中国问题助手奥克森伯格参与此组。在驻华使馆内，伍德科克主任和芮效俭副主任主办此事。这就是了解中美建交谈判内幕的全部高层官员。　　　　
　　　　（三）核心小组的工作方式是：奥克森伯格和霍尔布鲁克根据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的指示意图负责具体起草指示电报。电报经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审阅后交总统批阅签发给在北京的伍德科克。伍德科克据此与中方谈判，然后将每次会谈情况报告华盛顿。　　　　
　　　　（四）由布热津斯基经常地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代主任韩叙（柴泽民主任到任后则会见柴、韩二人），主要谈国际形势和美方看法、对策，保持两国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及时沟通。另由霍尔布鲁克从国务院的角度与韩叙保持联系，主要谈两国间的一些分歧或偶发事件，如中方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进行抗议或交涉等。前者的目的是使双方在战略问题上保持共识和信任；后者的目的是把双方的分歧集中在华盛顿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在北京会谈的气氛。　　　　
　　　　（五）会谈过程中，强调严格保密，不让无孔不入的台湾情报人员或美国反华亲台势力得知内情。为了认真贯彻此规定，卡特亲自向核心小组写了一个条子，内称：“任何泄密将会使我们前功尽弃……我不信任国会，不信任白宫，不信任国务院，不信任国防部能保守秘密。”1977年卡特还做出决定，将台湾在美国的情报活动列入“敌意外国情报活动”黑名单，并指示中情局对台湾的外交官员进行监视。　　　　
　　　　（六）建交谈判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美方方针是，每次会议只谈一个问题，把最难的问题（如向台湾出售武器和联合公报草案的内容）放在后面。美方的想法是逐步达成一致，以免一开始就遇到拦路虎，形成僵局。伍德科克认为这种策略很不高明，拖长了谈判的时间，因为中方的策略是等美方把牌全部亮出，再做通盘考虑。但伍德科克的意见没有被华盛顿接受，他只能严格执行上级指示，逐项向中方列出美方的方案。　　　　
　　　　1978年7月5日，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在北京开始。黄华外长与伍德科克分任两国代表。　　　　
　　　　伍德科克在第一次会谈时提出了双方要讨论的四项议程：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的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