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四卷 患难相随精心陪护（4）
他走到哪里，都要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要干部们注意，一定要让农民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获得第一个好收成，好让农民实际看到革命胜利成果。
毛泽东这次病得不轻。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这时国民党报纸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
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因素和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第四卷 患难相随重新“出山”（1）
听了陈毅的汇报，中央指示：恢复朱德、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重新“出山”，仍为前委书记。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著名的红四军九大在闽西上杭县召开。
中共红四军七大通过的有关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几天后，陈毅也到达上海。
8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8月21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
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这封来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
“九月来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11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
陈毅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也坦率地谈到自己的错误。这时他刚满28岁，正是风华正茂之时。他心情沉重而十分诚恳地对毛泽东说：“我一生犯过两个错误，一次是1928年没有阻止住部队去湘南，二是这次没有支持你的意见。”
陈毅这位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好同志，谈到自己的错误，是这样的坦率，迎请毛泽东主持前委的工作，是这样的恳切。毛泽东显然被感动了，表示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毛泽东的手和朱德的手也重新握在了一起。从井冈山和朱德、陈毅相识，毛泽东还没有这样动情过。
11月28日，毛泽东写信报告中央：“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后来，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
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
第四卷 患难相随重新“出山”（2）
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建设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应当说是完全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做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12月的闽西，雪花纷飞。毛泽东迎着风雪，奔走于红四军的驻地之间，从一个红军纵队到另一个红军纵队，召开战士座谈会。他还分批会见红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不仅这样，毛泽东还走访了一些村庄，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会上，他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会议系统地解决了红军如何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图为古田会议旧址。1929年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由于事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红军上下，团结一致。古田会议的决议，为党和军队的建设，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3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因而成为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
第四卷 患难相随再进学堂（1）
贺子珍与毛泽东分别，走进上杭师范学校，再次当起了学生。 然而，她身在学堂，心里却惦记着毛泽东 。
古田会议召开后，红四军经过整顿，素质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在赣南、闽西不断向敌人出击，根据地不断扩大。
当红四军要离开闽西的时候，闽西根据地领导人邓子恢忧心忡忡，找到毛泽东说：“敌人几万兵力包围过来，红四军一走，单靠闽西赤卫队，恐怕难以应付局面，能不能留下一个纵队，巩固闽西？”
毛泽东宽慰他：“不要看到三省‘会剿’，几万人来势汹汹，这是表面现象，其实，他们都怀鬼胎，各有戒心，拥兵自重，谁也不敢靠前同红军作战。过去的经验表明，他们都是跟着红军主力走，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这回，他们来了，发现红军主力转移江西，赣军金汉鼎部必定马上掉头回江西老窝防守；广东的敌人也就顺势往回走了。三省‘会剿’就会‘会而不剿’，很快散伙。”
邓子恢一听有理，心里有了底，变得从容安定了。
毛泽东把这个做法称为“离开闽西，巩固巩固”。他说：“其实闽西这几个县是最安全的地方。”
邓子恢诧异地问：“最安全？ 何以见得？”
毛泽东说着：“战场主要在赣南，这是一；分田分得好，地方政权建立得好，这是二。所以，我还想拜托一件事。”
邓子恢忙说：“毛委员尽管吩咐。”
毛泽东根据情报判断，最近一年，蒋、阎、冯大战不可避免，蒋桂、粤桂军阀混战也不是一时可以了结的，正是红军大力发展工农割据的好时机，仗是少不了的，不是天天也是三五天有一大仗。因此，他决定让贺子珍找个机会学习一下。
他对邓子恢说：“子珍身体不好，又很想有个学习的机会，我想让她留在上杭，到上杭师范学校插班学习。”
邓子恢满口答应，说：“这不难办，可以住在可靠人家里，也有可靠人的关照。这个学校的老师，大都是进步的，有几个党员没公开身份。可以说，没有反共的。”又对贺子珍说：“子珍同志，你尽可安心读书。”
毛泽东听了很觉放心，说：“一切就仰仗子恢了。”
贺子珍这才明白，毛泽东要她去上学，因为她曾几次表示，希望有个学习的机会，不然，毛泽东同朱德、陈毅谈话，她常常听不懂。她看毛泽东一提，邓子恢满口应承，便笑着对邓子恢说道：“麻烦你了！”
邓子恢喜滋滋地：“学习是好事，应当做的，不必客气。”
毛泽东看了看，问道：“你来的时候似乎心中犹豫。”
邓子恢笑了：“如今经毛委员一指点，胸有成竹了。”
贺子珍担心没有衣服，想做两套学生的衣服，总不能穿军装吧！
毛泽东还要她改个名字。
贺子珍想了想，说：“我妈妈叫杜秀，就叫杜小秀吧！”
第二天，贺子珍在大屋前的路旁，同毛泽东话别。
毛泽东同邓子恢握手，说：“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还是十六字诀。”
邓子恢表示回去之后，就向特委传达毛委员的布置和要求。
毛泽东同贺子珍握手道别：“过些日子，我是要检查你的功课的，学习可不许偷懒啊！”
贺子珍答道：“放心吧！”又叮嘱说：“天太冷，晚上看书写东西，要披上红毛毯。”
贺子珍和邓子恢站在一起，看着毛泽东骑马走在大队中间，走在苍松翠竹之间，目送他渐渐地远去。
于是，贺子珍到上杭，成了上杭师范学校的一名女生。
上杭三面环水，西边靠山地，城墙高厚，城门坚固，北、东、南环水的三个城门被过去占领上杭的敌人封闭，至今也没有打开，只有西门供人马来往。
贺子珍住在一座小楼里。小楼前门临巷，后门有小竹林子，通向一个小山包，这是过去的地下交通站。楼下住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王大嫂和她上小学的儿子。她是地下交通，为人忠实可靠，邓子恢安排她照顾贺子珍的食宿，又叫她的妹妹淑华来同贺子珍作伴，一起上学，同班同桌。
淑华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小眼睛，笑眯眯的。
于是，上杭师范学校来了个插班生“杜小秀”。
每天，钟声响之前，她总是准时进入教室，她名义上是淑华的表姐，父母外出经商，来这里插班的。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贫寒人家子弟，勤勉好学。男学生有穿唐装的，多数穿中山装。女学生则一律阴丹士林蓝布紧身大襟衫，黑裙子，脚穿黑色女扣绊布鞋，有梳辫子的，个别有梳男式西装头的，多数是齐耳短发。
贺子珍穿着蓝布女衫、黑裙子、黑布鞋，短发齐耳，俨然是一个女学生。
然而，过惯了戎马生涯的贺子珍，一下到教室里安下心来听课，还不适应。有时，坐在教室里听课，她恍恍惚惚，好像这才是做梦。她好久都无法适应学生生活。不过她还是很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上课之外，她还可以在晚上看好多没看过的书，都是邓子恢托人替她找的白话小说和名家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