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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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　　　　
　　　　　　因此，红军常常出现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军的情况。有时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　　　　
　　　　　　虽然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负责收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的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贺子珍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　　　　
　　　　　　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子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贺子珍把这三点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子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贺子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一套办法。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苏区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　　　　
　　　　　　贺子珍主动地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注意做老年妇女的工作。有一次，贺子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　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子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子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子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第五卷　瑞金岁月出生入死（2）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懊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子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　　　　　　
　　　　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一觉了。　　　　
　　　　　　保管文件，特别是在行军过程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的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纸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列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危险。　　　　
　　　　　　有一次，贺子珍办完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存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于是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组织上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　　　　
　　　　　　当时的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子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敌我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　　　　
　　　　　　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子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　　　　
　　　　　　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投炸弹。　　　　
　　　　　　贺子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朝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子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敌人的飞机来了，快隐蔽！”　　　　
　　　　　　然而，在这光秃秃的山上，没有什么地方可隐蔽的。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　　　　
　　　　　　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昏过去了。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　　　　
　　　　　　两人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　　　　
　　　　　　文件箱也埋在土堆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伕早就被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幽默地说：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周围的人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生活，随时都可能死亡。不过，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对方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　　　　
　　　　


第五卷　瑞金岁月主席夫人（1）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贺子珍成为主席夫人。贺子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的发展达到了全盛时期。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被选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主席。图为毛泽东离开板凳站起来发表意见。这年11月，在瑞金县的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贺子珍同毛泽东在叶坪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的生活。　　　　
　　　　　　那时候的所谓平静生活，绝没有安逸、舒适的意思，只是暂时没有枪林弹雨的威胁罢了。他们在叶坪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　　　　
　　　　　　他们刚到达的那天晚上，来到部队为他们号好的房子，进屋一看，屋子里除了几个盛谷子的空箩筐以外，一无所有。还是警卫员向群众借了块门板，架在箩筐上当床铺，他们才住下了。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扩大红军的任务非常繁重。16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是动员的对象。贺子珍除了管理机要文件以外，还经常到附近的村庄做扩红的工作。　　　　
　　　　　　贺子珍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着红五星的军帽，身上背着一个竹斗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群众中间。她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召开各种类型的茶话会、座谈会，把青壮年、老婆婆、小媳妇分别请来，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有一次，杨荣连生了病，医生开了个假条让他休息十几天。部队离家不远，他回家养病来了。贺子珍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常去看他，问候他的病情。当他病好归队时，贺子珍又去送他，从乡里一直送到区里。　　　　
　　　　　　杨荣连对此很受感动，说：“贺大姐，你放心吧，我回部队后，一定努力打反动派，保卫中央根据地。”　　　　
　　　　　　村里相当一部分青壮年参军去后，许多家庭剩下的是老弱妇女。苏维埃政府要求军队和政工干部，每周抽出一天或两天时间，帮助烈军属劳动，同志们把这一天叫做“礼拜六”或“做礼拜”。　　　　
　　　　　　毛泽东虽然很忙，仍然尽量抽出时间参加“礼拜六”的活动。他经常戴着当地群众最常用的斗笠，到烈军属的田里干活。犁田、除草、割禾，各种农活他都干过。　　　　
　　　　　　叶坪村有户姓杨的人家，有两兄弟，哥哥参军去了，弟弟是个聋子，上面还有个老母亲。贺子珍看到他们有困难，对他们照顾非常周到。她不仅在“礼拜六”到他们家帮忙，平时有空也去，挑水、烧火、扫地、补衣服、洗衣服，样样活都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却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家里事没人干，我帮点小忙不是很应该吗？再说，这也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赞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了个女儿。”　　　　
　　　　　　在中央根据地，群众对结了婚的女同志，尊敬地称为“同志嫂”。这位老婆婆真把贺子珍当作亲女儿对待，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想着她。她知道毛泽东一家喜欢吃红薯，红薯刚下来，就煮了一锅请贺子珍吃。临走时，老婆婆又包了一两个要贺子珍带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后说：“老百姓吃粮有困难，红薯是顶粮食吃的呢。”　　　　
　　　　　　他让贺子珍把他们的饭盛了一大碗，送给老人。以后，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给老人留一份。　　　　
　　　　　　后来，红军离开瑞金长征时，老婆婆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也跑来送行。她拉着贺子珍的手，不肯放开，泪流满面地说：　　　　
　　　　　　“你们可要回来呀，我们瑞金人民想你们呀！”　　　　
　　　　　　贺子珍想到红军走后，这里的群众要遇到困难，也不禁心酸起来。老婆婆一定要让二儿子跟着队伍走，帮红军挑挑东西。老二送了红军一程又程，不忍离开。贺子珍怕他的老母在家惦念，再三动员他才回去。　　　　
　　　　　　在瑞金时期那些艰苦的年月，红军同人民的关系比鱼水还要亲。　　　　
　　　　　　在叶坪，贺子珍同毛泽东住在群众的家里，与老百姓是屋连着屋。毛泽东的警卫员也同他们住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到他们家来串门、聊天。他们的家是当地群众和干部爱走动的地方。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旧址——瑞金叶坪谢家祠堂　　　　
　　　　　　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通宵达旦，早上起床比较晚，贺子珍受他的影响，也是晚睡晚起。有时候，总前委参谋部的同志有急事找毛泽东，见他们未起来，就闯进他们的屋来，把毛泽东唤醒。毛泽东便马上起床处理公事，从来没有埋怨过。　　　　
　　　　　　有时候，干部下乡回来，先不回家，背着挎包就拐进贺子珍的家，把他们在乡村了解到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讲一讲。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最喜欢听了。　　　　
　　　　　　有时候有干部来访，毛泽东如果在屋，他会放下工作，细心地倾听他们的汇报，帮助他们分析情况，找出处理的办法。如果他不在家，来访的同志就把情况告诉贺子珍。贺子珍把重要的情况记下来，等毛泽东回来向他转告；有些是中央作了规定，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她就把自己的理解讲一讲，帮助这个干部掌握政策。　　　　
　　　　


第五卷　瑞金岁月主席夫人（2）

　　　　当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