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贺子珍-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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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军机大事。”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我一到了战场，病就好了。”毛泽东开玩笑说，“我先走，等雨停了，你回叶坪去，在那里等我。”　　　　
　　　　　　毛泽东顶着滂沱大雨，打着一把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雨太大，他走出不远，身上就浇湿了。　　　　
　　　　　　贺子珍望着在风雨中消失的毛泽东的背影，只好叹了口气：“哎，真是把心全放在工作上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革命的中央根据地创始人和领导干部，竟然遭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这怎么能使贺子珍不感到气忿、痛心呢？　　　　
　　　　


第五卷　瑞金岁月小毛毛出生（3）

　　　　几十年以后，贺子珍谈起这段往事，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当时，毛泽东一到前线，就坚决主张撤赣州之围，把队伍拉到赣西南休整。接着，开进闽西，攻克上杭、龙岩等县，恢复和扩大了闽西根据地，也保存和扩充了红军。可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们却说他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命令不坚决，随着赣南会议撤销了红一军团机构，实际上撤销了他红一军团政委的职务，这不是到了是非颠倒的地步了吗？”　　　　
　　　　　　　　　
　　　　　　当毛泽东处在这种困境之中，贺子珍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除了同情之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呢？因为，中央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她是没有发言权的。她惟一能办到的是：同他讲点有兴味的事情，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为他排忧解闷。小毛生下以后，夫妻俩谈论小毛每一天的变化，就成为最能使毛泽东开心的话题了。　　　　
　　　　　　贺子珍一共在福音医院住了两个月，等到痢疾全好了才出院。出院那天，毛泽东去接她，把他们母子俩带到老古井自己的住处。　　　　
　　　　　　老古井是一栋两层的花园小洋房，可以说是福音医院管辖的“高干”病房了。这里还住着另外两个来休养的病号——周以栗和陈正人。周以栗得的是肾炎，陈正人害的是肺病。他们到这里来养病，也同毛泽东一样，还有政治上的原因——都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和排挤。因此，他们三个人，真是“同病相怜”，谈话很投机。每天，三个人都要聚在一处，谈形势，谈路线，谈体会。毛泽东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好几次，贺子珍抱着小毛坐在他们旁边，听到毛泽东说：　　　　
　　　　　　“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　他们懂吗？”　　　　
　　　　　　罗明“他们住在国外的高楼大厦里，却要指挥中国的革命，这能不犯错误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贺子珍不能像毛泽东那样透彻地批判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的分析，她是完全同意的。　　　　
　　　　　　贺子珍原来以为，王明路线对毛泽东的迫害，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她没有料到，一场更加凶猛的政治风暴，正在向毛泽东和她的一家袭来。这场政治风暴的风源，就起自长汀县的福音医院。　　　　
　　　　　　大革命年代受到排挤打击的邓小平。就在贺子珍住院生孩子的时候，福音医院住进了一个人，他叫罗明，是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他也是到这里来养病的。他很尊敬毛泽东，常常在没有事情时跑去找毛泽东？讨论在根据地同国民党交界的边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才能更好地打击敌人。毛泽东和他谈起了要机动灵活地打运动战的思想，罗明非常同意。于是在1933年初，他写了一份意见书送省委和临时中央，提出在交界的边区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意见。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他被当作退却逃跑路线的典型。王明路线以中央局的名义，命令全党开展反对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了职，送进党校作检查。一批原来同毛泽东一起工作，并拥护他的观点、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解除职务，受到审查，连一些普通的作战参谋，也不能幸免。其中受打击最厉害的，就是邓（小平）、毛（泽覃）、谢（邦俊）、古（柏）他们被诬蔑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对他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一时间，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苏区，真是达到人人自危的境地。谁和谁多说两句话，都有被扣上“反党小集团”帽子的危险。毛泽东心里明白，所有挨了整和没有挨整的同志也明白，所谓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毛泽东的路线；所谓抓“反党小集团”，实际上他们心目中要抓这些人的头头毛泽东。　　　　
　　　　　　这时，他们夫妻带着小毛，已经回到瑞金。过去，在瑞金他们的家，经常是亲朋满座，宾客迎门，毛泽东和贺子珍也都特别好客。如今是门可罗雀，谁也不敢轻易进他们家的门了。因为，现在已经不同于原来的路线斗争了。路线斗争还只是思想认识问题，毛泽东还可以同战友们来往；可现在被说成是“反党小集团”，那完全是敌我斗争，谁沾边谁就成了“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得了呀，谁戴了就翻不了身。　　　　
　　　　　　毛泽东看到这种情形，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不再和同志们讲话；同志们怕加重他的罪名，有意避开他，不同他讲话。毛泽东完全被孤立起来了。有时候，他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同外人讲一句话。这种日子有多难熬啊，贺子珍想想都觉得心酸。　　　　
　　　　　　这时，毛泽东还能一诉衷情的，只有贺子珍了。　　　　
　　　　


第五卷　瑞金岁月共渡逆境（1）

　　　　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贺子珍一家遭受牵连。她陪护着毛泽东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岁月。　　　　
　　　　　　这时候，除了贺子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子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　　　　
　　　　　　开始，贺子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　　　　
　　　　　　毛泽覃　“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子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党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贺敏学“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第九师。　　　　
　　　　　　以后，他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军分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　　　　
　　　　　　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她被撤了职务，并被送进了党校。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图为大会会场，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子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清源山，以当斋工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　　　　
　　　　　　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第五卷　瑞金岁月共渡逆境（2）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子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　　　　
　　　　　　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　　　　
　　　　　　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子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　　　　
　　　　　　“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　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执行者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结果，蒋介石派重兵围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部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垮台了。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坐失良机，却仗势压人，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对自己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倒没有说什么，却在担心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安危。他沉痛地对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3年秋天，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贺子珍是这样形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　　　　
　　　　　　“李德生得很高大，他是奥国人，可是开会发言却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