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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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无法遵循中国人传统，叶落归根，而一直背井离乡。但因为孙中山仍然是清政府通缉的要犯，香港也禁止孙中山入境。母亲去世后，孙中山只好委托在香港的同志罗延年帮助料理丧事。杨太夫人被安葬在新界西贡濠涌白花林，墓碑题“香邑孙门杨氏太君墓”。无法为母亲奔丧，尽最后的孝道，是孙中山终生之遗憾。
实际上，孙家一家人都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孙眉也因为他的革命倾其所有资产直至破产。1906年冬，在回击章太炎和陶成章的攻击时，孙中山在吴稚晖所办的《新世纪报》发表声明，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对于胞兄孙眉多年来对自己革命的支持，也多有描述：
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助者，因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亦出资数千，合计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者也，则人皆知之。其余之财，来自何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自此，我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畜，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行之。所得自国人及日本人之资助者，前后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固有之地位，失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艰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财已尽，则以恒产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产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定，又将为地主所逐……）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这个声明生动地说明了孙眉为支持革命而倾尽家财的经过与事实，也令外界对多年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孙眉充满了敬意。
1909年，已贫困破产的孙眉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副支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都督陈炯明多次声言辞去都督一职，广东党政军各社团纷纷各自选举都督，其中以推举孙眉为多，教育总长蔡元培更是热心支持此议。但孙中山亲自致电大哥孙眉加以劝阻。据说孙眉起初还颇为不满，但后来深知局势之复杂，表示与孙中山立场一致，支持胞弟的工作。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孙眉自故乡移居澳门。1915年2月11日，孙眉病逝于澳门，享年62岁。孙中山闻耗极为悲痛，但鉴于实际，仍然无法亲自主持其兄丧事。这位识文不多，但一生赤诚为国为革命立下汗马之功的功臣，眼见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忧愤成疾，抑郁而逝，实可惋惜。193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以国币一万元将孙眉遗骸迁葬于翠亨村迳仔朗山，并立碑刻辞以表彰他为民国所作的贡献，汪精卫撰写碑文。
广州起义，革命的前奏
从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开始，到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的失败，孙中山在粤、桂、滇边境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孙中山把会党作为起义主力的思想非常明显。
金冲及、胡绳武在《辛亥革命史稿》中对孙中山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一事，作了深刻分析。两位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会党，主要是以游民、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优点在于这些人都处于社会底层，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不满，富有反抗性，容易一呼百应，也倾向于接受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影响。但缺点也很明显：他们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一受挫折，更容易一哄而散；缺乏严格的纪律，战场上不服统一指挥，各自行事；成分复杂，有些人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以河口起义的失败为契机，革命派策划武装起义的活动重点，开始转向正式军队，特别是新军。确立这一方针后，革命领导人把视线转向驻扎在广州的新军，集中力量在此策划起义，原计划起义时间在1910年正月元宵节前后。
1910年2月9日，广州新军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与当地警察对峙起来；第二天，新军士兵结队持枪冲击警察局，发生枪战，两广总督袁树勋将闹事士兵集中，并收缴机枪、弹药。闻知消息的新军纷纷携枪离营，群情激愤。
事态发展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没有人主持大局。黄兴、胡汉民、赵声等紧急商议后，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倪映典于2月11日夜赶回广州燕塘时，发现士兵情绪高涨、局势难以控制，但队伍内部涣散，缺乏明确的计划和组织，弹药也不足，而清兵已调集一些兵力严加防范。倪映典深知起义不能再拖，当机立断马上发动起义，义军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分3路向广州城推进。
在推进到牛王庙时，义军主力遭到巡防营统领吴宗禹率领的兵力阻击。清军以商谈为名，将倪映典诱骗入兵营中杀害。义军一下子失去了指挥，陷入混乱，起义随之失败。
新军起义的当天，一个年轻人给孙中山和同志们留下一封告别信，慨然北上。起义一再失败的消息，让这位心中充斥着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决意采取另一种革命方式，他便是27岁的汪兆铭——我们所熟悉的汪精卫。
见革命一再受挫，汪精卫认为只有暗杀清廷重臣才是革命成功之路，他的想法被孙中山、黄兴劝阻，但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7人组织了暗杀团。黄复生、喻培伦先期到了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了一家照相馆，作为活动据点。汪精卫与两位会合后，在摄政王载沣上下朝必经的什刹海旁之甘水桥下埋设地雷。不料，他们的行动被警察发现，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被捕。审讯中，汪、黄争当“主谋”，连肃亲王也被感动，将极刑改为终身监禁。
自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来，革命党人已经发动过十几次起义了，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不少同盟会的干部及会员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在此关键时刻，孙中山再一次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1910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又称庇能），打算再举起义。他约胡汉民、黄兴、赵声商议，其兄孙眉，华侨同盟会会员邓宏顺及雷铁毅、杨锡初等人也参加了会商。当讨论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计划时，几个人默默不语，精神不振，相顾无策。孙中山见状说：“一败何足馁，吾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
孙中山的一番话，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气氛，黄兴也表示同意孙中山再举起义的倡议，并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孙眉更是催促孙中山召集南洋同志，开会商议并举行筹款。
在一次秘密的筹款会上，孙中山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假如起义再失败，他就荐贤代自己领导革命。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大家当即捐出 8000元港币做准备活动的费用。
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自第一次广州起义后，被迫离开香港，孙中山又先后被新加坡、越南、暹罗、日本政府迫其离境，南洋的荷属、英属岛屿国家都不许孙中山居留。这样，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恰逢此时，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孙遂只身前往，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
1911年2月17日，孙中山到达纽约，随后又到了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说服华侨们为国内革命起义捐款，一共募集了7万多元，全部汇到了香港。在南洋，邓泽如也募集到了5万多元，第二次广州起义所需经费已基本筹足。
悲壮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会议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分头进行准备。这次起义的统筹部设在香港跑马地35号，黄兴任部长。为起义所筹款项也超过了原来预算的10万元，达到了15万。这笔钱被用于起义统筹部通过关系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购买军械。
统筹部决定选派500名配备武装的革命党人作为起义的主干部队，其成员必须是敢死善战的人。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等都自告奋勇地充当先锋队。起义前夕，800名先锋队员陆续集结到广州，许多人写下了悲壮的遗书。
起义日期确定为1911年4月13日，后来因美洲、荷属南洋款项未到，从日本、越南购买的军械多数没有到齐；此间南洋的同盟会党员温生才独自刺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事件，清军戒备极严，在征得黄兴、赵声同意后，广州同志决定将起义日期改在4月26日。
4月23日，黄兴到达广州，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各起义机关开始进入起义阶段。黄兴看到广州形势紧张，加之日本、越南枪械未到，决定再推迟一天。
4月24日，因为消息走漏，清军在城内进一步加强戒备，广州城中形势骤然紧张。突发情况使正在待发的起义一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指挥机关的意见出现严重分歧。此时同盟会起义的机器已经迅速运转起来，黄兴等少数人坚持不能再改期，认为再改期无异于解散，将前功尽弃；但他又不得不服从大多数意见，命令赵声部队暂退香港。黄兴又电告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
4月25日，清廷又调了两个巡防营到广东。一些起义领导人再次提出改期，遭到黄兴的极力反对，他表示要以死相拼，以谢海外同志；但另一方面，黄兴又令各部先锋迅速撤回，并保存好枪械，为来日做准备。但就在各人散去后，林文、喻培伦突然赶到黄兴那里汇报：起义风声已经外露，“非速发无以自救”。黄兴下定决心，集结三四十人攻击督署，杀都督张鸣岐。
4月26日，陈炯明、姚雨平向黄兴报告，从顺德调回来的清巡防营中的同志，已决心起义。闻听消息，黄兴又赶紧电告香港，“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决定在次日下午5点半发难。但是先锋队已在前一天被遣散大半，因此黄兴不得不调整计划：原定十路进攻计划只得改为四路。
在香港的同志得到起义通知后，因为来不及派大队赶到广州，申请延缓一天，但“部署已定，不能再改”。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达广州的赵声部队，因城门紧闭而不能进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锋到广州候命。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给各先锋，以作守信及准时之用。
27日下午4点，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小时，黄兴集众演说，这时李文甫、罗仲霍、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也悉数到来，谭人凤将香港情况告诉黄兴，请求延缓一日，黄兴只说了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发前10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人已经整装待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按预定计划，黄兴攻督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但后来的事实是，陈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动。
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但黄兴在攻下了只有少数卫队守卫的两广总督府后，其他3路却都没有随后接应，寄予希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有接到通知，其他联络的民军则因宣布改期后已经解散，这样只剩下100多名先锋队员面对比他们多几十倍的清军援军，陷于孤军苦战。当赵声、胡汉民率领200多人乘夜船于28日凌晨到达广州时，见城门紧闭，又分别折回。此时，起义已彻底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由善堂收殓死者遗体，共有72位烈士——这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黄花岗72烈士”，但实际上，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又发现了14位殉难者，一共86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同盟会党员、《平民报》主编潘达微挺身而出，为烈士寻找一处葬地安息，最后将72位烈士的遗体葬在了黄花岗。
1911年4月28日晚6点，孙中山与致公堂大佬朱卓文由温哥华抵达芝加哥车站。西方报纸纷纷登载这次起义的消息，孙中山立刻发电给香港的胡汉民：“闻事败，同志如何？善后如何？”
当时，孙中山每天都应邀到各处演说，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却一直没有复电，一周之间孙中山连发三封电报给胡汉民，但均无消息，孙中山一直心情沉重。一次原定3个小时的演讲，但一直情绪非常不安的孙中山只演讲了一个小时便难以为继，以至于早就耳闻“孙先生演讲口若悬河”的一些听众，都怀疑是假冒者来代替他演讲。
直到5月3号晚上，孙中山终于收到了胡汉民的回电，得知黄兴等人安然无恙的消息，孙中山才心情舒展。
黄花岗之役，革命党受创之重，也是自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革命党人的精英——先锋队员们大部分壮烈牺牲，还有一些人在被捕后遇害。孙中山用饱含激情的口吻，赞扬了民国创建前最后一刻付出生命的烈士们：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首义第一枪”
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清王朝仍在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政权，像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将被革命的怒涛吞没。果然，1911年10月10日，埋葬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会。这时的武汉，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军界和知识分子中倾向革命、加入革命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革命党得到了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5000元捐款，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革命党决定在武汉举行起义，推居正等到上海，与宋教仁等商量购买军火，并请黄兴、谭人凤来湖北领导革命起义。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成立文学社，坚持湖北从科学补习所以来至振武学社各革命团体的一贯传统，继续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发展革命力量。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领导人于1908年相继回国，准备按计划在各省策动起义，其中以湖北共进会成效最为显著。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胭脂巷机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还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不幸的是，6日起义的决定走漏了风声，甚至被公开登在汉口的报纸上。不得已，总机关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9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夜举行，其余均依原定计划进行。
10月9日上午，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药，11号则是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寓所。下午3点，刘公的弟弟刘同来到14号，不巧烟灰落下的火星引起爆炸，将孙武烧伤。俄国领事带领警察，将刘公夫人和刘同等逮捕，搜出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