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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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孙中山不免心生沮丧，自感“堕落于穷谷中”。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10月15日，他再一次向柯尔求救，为了能让柯尔理解他的处境，孙中山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说自己是中国皇帝要杀的基督徒，想要改革社会。
尽管不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道理，但柯尔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时，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她鼓励柯尔帮这个革命者送信，并且秘密行事。这对柯尔下决心营救孙中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时，国内清政府总理衙门已回复龚照瑗，让他立即用商船把孙中山押运回国，“七千镑不足惜”，又叮嘱，在上船时应给孙中山加镣铐，“管解亦须加慎”。
康德黎与孟生的大营救
1896年10月15日，葛兰旅馆的主人见孙中山几日未归，心中颇为疑惑，就跑去问康德黎。康德黎也很焦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17日夜里11点半，康德黎家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推门出去却未见到人，只见到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一封信。康德黎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吾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Lin Yin Sen。
原来，这封未署名的信是好心的霍维夫人送来的。已经6天没见孙文的康德黎，知道事情紧迫，必须立即营救。他第一个想到的人，竟然就是马格里。马格里是英国人，军医，参加过克里米亚、印度等战役，1862年加入清政府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任金陵机器制造局等要职。康德黎并不知道马格里就是抓捕孙中山的主谋，还以为同是英国人，马格里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康德黎于是连夜前往马格里家求救，不停地按门铃，但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康德黎只好又去分区警署及苏格兰场报案，直至深夜一点。警方认为此事荒唐，且无权过问使馆的事，拒绝插手。
10月18日一早，柯尔像往常一样来到孙中山房间为他添煤时，用手指了指煤篓。看到这个动作，孙中山立时心头狂跳，明白柯尔在向他暗示着什么。他走过去拿出里面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为你送信，但监守极严，你会在钥匙孔中受到监视，所以最好伏在床上写。”抓住了救命稻草的孙中山立刻面壁，赶紧开始写起来。
中午来收煤灰的柯尔，顺便带走了孙中山的求救纸条和两张名片，柯尔将信反折在袖口里，带出使馆，一路向康家走去。此时，康德黎还在为孙中山的命运焦头烂额地四处求救。他先找到一个朋友，希望他通过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该放人。但朋友对此策不以为然，拒绝帮忙。康德黎只好又找孟生博士商量。
找康德黎未果的柯尔直接又找到孟生家，柯尔一进门就出示了孙中山手书的名片，上面写：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两位看了信，更加确定孙中山的处境，两人的第一反应还是想求救于马格里，柯尔却插嘴说出了重要情报：马格里天天到中国使馆去，幽禁孙中山的主谋就是他，而且他出主意说孙中山是疯汉，即将要押回国。这使康、孟大为惊愕，两个人决定先各自写几句话交给柯尔，让孙中山稍稍安心。
傍晚时分，柯尔又回使馆，将康、孟所给的两张名片藏在煤篓子里带进孙中山的房间。孙中山紧紧盯着柯尔的一举一动，明白煤篓子是希望所在。柯尔走后，他立即在篓子里找到了名片。
送走了柯尔，康德黎和孟生再一次来到苏格兰场警署，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警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半来过了，今天又跑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
两个人无奈地走出警署，边走边商量，决定跑到外交部一试，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不办公，值日的人虽然很有礼貌，但对两人之说法又疑信参半，只答应第二天去告诉上司。时间紧迫，康德黎怕清使馆当天晚上实行偷运孙中山的计划，他让孟生去使馆提出警告，告诉他们孙中山被拘禁的事情已经泄露，让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押解登船。
孟生又立即赶到使馆，一位会英语的华人出来接见，此人正是邓廷铿。孟说：“我想见一见孙逸仙。”邓说：“我们这里没有此人。”孟又说：“现在英国外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而且苏格兰场警署正在派人调查。”邓廷铿不仅态度坚决而且非常从容，完全看不出慌乱的神色，他一脸坦率地告诉孟生“绝无此事”，和孙中山相交不深的孟生甚至都有些动摇了。
但重重阻力丝毫没有动摇康德黎全力解救学生的决心。情急之下，他也想到了找私家侦探社，让他们侦查使馆行动，巧合的是，康德黎找的也是当初受雇于清政府监视孙中山的那家——斯赖特侦探社。在四处找侦探社过程中，康德黎情急生智，决定到《泰晤士报》馆，只要报纸宣布，必然引起公论，他将孙中山的遭遇向记者口述了一遍。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泰晤士报》却并没有立刻刊登出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
从报馆出来已是夜里11点半，正在心如火灼时，白天寻而未见的侦探找到康德黎，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清使馆。此时已是晚上12点半，使馆却灯火通明，人影憧憧。由于孟生白天来盘问，使馆被惊动了，他们决定20日送孙中山回国。康德黎让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躲在车里。月光下，可以清楚见到使馆人员出入，如果孙中山被押出，侦探会立刻跟踪，安排好这一切，精疲力竭的康德黎于深夜2点回到家中。
19日一早，康德黎又雇了一名侦探守候在使馆门口，自己则连夜将事情的始末写成信函，上交给外交部和警方各部门，孙中山如何与自己相识，来英、被诱、营救原委完全清楚。这时警方也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认了清使馆用7000镑雇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准备将孙中山解运回国，才相信事情属实，于是乔福斯探长正式接管此案。
收到信函的英国外交部也不敢马虎，特别派人到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处请示，首相在下午6点半做出了肯定答复。于是警方派出6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他们人手一张孙中山的西装照片，分3班24小时监视清使馆。一切就绪，晚上10点，泰晤士河上已经被警方布置好，对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进行监视。英国政府的强硬措施和效率，成了孙中山最终被解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这几天，清使馆内的官员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已意识到，英方已知道所有消息，但他们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掉一个朝廷“要犯”。他们雇用斯赖特侦探社加紧调查康德黎，马格里继续和轮船公司商讨计划。
孙中山的命运得到更大范围内关注，源于10月22日。这一天，《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目，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当天晚报将访问刊出号外，引起了英国上下极大关注。首先得到消息的《泰晤士报》错过了这一重大新闻，不知他们后来做何感想。
重获自由
《地球报》刊发新闻后，孙中山的命运成了全英国关心的话题。伦敦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康德黎家、孙中山的住处、马格里家要求采访，还有记者直接到清使馆门口，要求采访孙中山本人，给清使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躲避在火车站米兰特大旅店的马格里被记者找了出来，在追问下被迫承认“这个人确实在使馆内”。连伦敦马路上的报馆广告牌也全部用引人注目的大字体发布这个中国革命者的消息，令全城轰动，不断有群众去围堵清使馆，并伴有“释放革命家”的口号。孙中山在馆内接到柯尔带来的消息，英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加上舆论干涉的威力让自己性命无虞，这才感到了安慰和放松。
这一天，康德黎到高等法院申请人权保护令，但法官因为这个法令不能用于外国使馆拒绝了请求，但是法院将请求转给了首相，希望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外交部次长山德森以首相名义向龚照瑗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下午1点半，马格里到英国外交部交涉释放孙中山的事宜，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禁止孙中山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外交部次长山德森同意将放人的最后期限延至4点。
下午4点30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对孙中山说：马格里在楼下等你。同时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一舒。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马格里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和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清驻英大使龚照瑗电报总理衙门：“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党犯在馆旁巡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犯回香港，则必由港督严查，并请具文以饬港督照办。因将孙释放，仍派人密跟。”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等刚出门，人们就包围过来，特别是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发表谈话。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苏格兰场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5点，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前往苏格兰场，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赶上后，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一记者在文章中，还补充说“孙逸仙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尽管带有明显的外国腔”。
晚上7点左右，孙中山终于和康德黎回到了康的住处。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和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于唇敝舌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获释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函伦敦各报的主笔，对英国政府的和报界的帮助和同情表达谢意。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英国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的认识和感受，更加坚定。这一切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的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转载刊发了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孙逸仙”成为与封建暴政作坚决斗争的英雄，一下子便成为社会舆论和公众注目的对象。不少英国人致函道贺或前来拜访，甚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在伦敦接待一大批仰慕的访问者，其中一个叫摩根的英国士兵，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表示愿意参加今后的中国革命，1899年他来到香港，参加1900年的惠州起义。
清政府仍然在策划引渡孙中山，但是孙中山却静下心来，申请了大英博物馆半年的读者证，为了让更多世人了解真相，他开始撰写《伦敦蒙难记》，康德黎继续资助孙中山，给他50英镑，于第一年夏天在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它使“孙逸仙”名扬四海，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孙中山一直也没有忘记柯尔这位救命恩人，经康德黎介绍，孙中山在伦敦多次演说，将捐来的几百英镑送给柯尔。他在欧洲居住了两年，一面博览群书，一面考察政治风俗，和在朝在野的各方面人士会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雏形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转往日本筹划革命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名噪一时，成为一位知名的革命首领。在英国的考察和潜心研究，孙中山对革命的认识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改造中国的思想也渐趋系统化。
摆在孙中山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寻找和争取支持他事业的合作力量。孙中山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是很清晰的，但在实际中如何着手，又与他的愿望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缺乏坚固的组织和稳定的力量作为后盾一直困扰着他，而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和迫切拯救中国的愿望又催促着他。
在伦敦逗留了几个月后，由于伦敦的华侨很少，也没有中国留学生，孙中山决定前往日本，因为那里与中国相近，消息灵通，便于筹划未来的革命。
1897年7月1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轮船离开英国，经一个多月的漂泊，抵达横滨。
孙中山重返日本，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对这位反清人物的关注。1897年，日本外务省派了三个人——平山周、可儿长一和宫崎寅藏秘密前往中国，调查反清秘密会党。而在调查了解中，宫崎寅藏对孙中山渐渐产生了兴趣。9月初，回到横滨不久的宫崎就迫不及待立即前往陈少白住处拜访这位革命者，孙中山充满激情的谈吐，一下子将宫崎征服。
宫崎在他后来写的《三十三年之落花梦》中回忆了许多孙中山当时的言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彼何其简而能尽乎，言贯理义之精，语夹风霜之气，若不胜如焰之热情，燃而向上；又不胜如花之辩舌，灿以发舒，此实自然之音乐也，革命之律侣也，此真布鲁东、巴枯宁之流亚也。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见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亦当羞死！
经过这次见面，宫崎就下定了追随孙中山的决心。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态度，也是颇为踌躇的。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后不久，中日矛盾比较激化，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争执的状态，其中有一派主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宫崎寅藏在与孙中山会面的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政要犬养毅报告。犬养非常兴奋，说：“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当即命宫崎到外务省向小村寿太郎次长汇报，要求他接见孙中山。但当时日本政府正设法缓和中日关系，藉以减轻清政府联俄外交造成的压力，所以小村拒绝会见孙中山。
9月27日，平山周等从横滨陪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旁的对鹤馆内。”平山周后来回忆，在登记姓名时，孙中山并不想以真名示人，平山周思索片刻，想到经过日比谷公园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遂以“中山”两字登记。而孙则顺手拿笔在中山字下面写了个“樵”字。孙向平山解释说，这个意思表明自己是“中山的山樵”。从此，“中山”之名便渐渐被外界叫起来。
孙中山与犬养的会晤，为他重新筹划和启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犬养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实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权主义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在犬养毅等人的努力下，孙中山被允许居留日本，从此，孙中山便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
联手康有为的数次努力（1）
1898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