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文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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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了边，同时指出旧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决小鬼”，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的，我就号召地方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说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毛主席曾反复讲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个指示已经发表过了，这个指示非常重要，但是“九大”、“十大”有些人就忘记了，有些人就不承认有走资派。　
　　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急忙炮制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亲自镇压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写出“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鼓励革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时毛主席对广大干部也非常关心，亲切地指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席亲切希望我们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革命晚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好形势。当一九六七年初来临时，毛主席在十二月廿六日讲“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就坚决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支持上海工人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工人运动起来了，毛主席很高兴，十六条讲“青少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当时派了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去上海支持工人运动，处理安亭事件，同意工人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毛主席指示“可以先斩后秦”，这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到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又指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驻沪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　
　　这不光是上海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夺权的，不然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委会，热情支持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斗争做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月廿六日，毛主席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主席还亲自总结了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并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组织，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革命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　
　　在上海一月夺权，打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时，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发了贺电，指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毛主席视察了三大区，对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做了重要指示，毛主席高兴地指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同志们再回顾一下，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多么重要，当时是九次路线斗争，接着就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往往当时并不理解，没有读懂，而是经过一段时期才理解的。我们有必要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这对我们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很重要，最近中央准备把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编成一本书印发，只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学懂了，才能认识哪些是马列主义的，哪些是修正主义的，有利于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什么讲这么一番？因为现在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主要在这一段。　
　　（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从上述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下了很大决心，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现在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同时文化大革命锻炼了广大干部，锻炼了广大群众，促进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这个很多同志都看到了，但是少数人看不到。很快出现了普及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这个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八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段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要是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最近中央准备发个材料：“林彪和孔孟之道”，发给全党，准备批判。林彪与叶群夫妻俩，加一个陈伯达，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这个材料给我们那里工作同志谈了一下，大家很气愤。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必然要万般攻击，这是毫不奇怪的。蒋介石也咒骂文化大革命，苏修的电台报纸也骂了七、八年了，林彪在“五七一”反革命政变纲领中，也用苏修的语言骂我们。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对的，我们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都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观点看是不奇怪的。问题在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党章中，党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要进行多次；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意思是说在这里看不到，在那里看不到，加在一起全国看不到；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前边说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怎么看不到呢？要说看不到，就把自己置于全党全国人之外了。刘少奇、林彪一伙要是上台，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中国社会将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就会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人头就要落地，到那时你还说看不到？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全国来说是必要的及时的，在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单位看也是必要的及时的。毛主席说：“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在哪一个单位都有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多数地方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有的地方修正主义路线是相当厉害的，如旧中宣部，中组部，两个重要的部都不在我们手里。不要说被资产阶级专了多年政的文化战线了，就拿工业战线来说，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还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好得多了。专家治厂，管、（卡）、压、洋奴哲学，这一套不扔掉，工人阶级怎么成为工厂的主人呢？正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的钢铁十年徘徊，有些企业形式上在我们手里，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有的甚至在资本家手里，（上海有些厂实际上还是资本家当厂长）在这样一些单位，如果不来这样一场革命，怎么行呢？怎么能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呢？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光这一次还不行。现在有些省市个别单位，关键是领导问题，不能怪群众，不能说群众不好。当然不是说那些都是坏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上是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旦把问题指出来，这些同志是会改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问题应当解决了。要能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原因找对头，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些问题恰恰说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哪些地方路线不对头，哪些地方就不能团结；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把坏人挖出来。有的是批林批孔搞不起来。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我们认为，只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单位有坏人捣乱，这也要发动群众才能把坏人孤立起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搬出来，那就是越搞越乱。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帅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压而不服，这是一条真理；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十大”以前说过，但没用，“十大”也说过，但也没用，不过不用担心，中央是知道这些事的。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就是说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不主张亿万革命群众，不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非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否定了这些，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一种方法，公开的、全面的、由上而下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实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怎样能把刘少奇这样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叛徒挖出来呢？对刘少奇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历史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握刘少奇的叛徒问题；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查出来的，（当然对他公开发表过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是掌握的）。同时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式，怎么会出现革命委员会和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呢？不可能。工农业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普及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当然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本身也有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现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在有些地方，在个别人那里卡住了，不告诉群众，有的给群众讲时，哪些是毛主席的话，哪些是党中央的话，哪些是他们自己的话都分不清。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　
　　毛主席历来指出“我们党内要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不要搞得那么死死板板的”。主席对王海蓉说“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打瞌睡，看小说“；有人很不理解。我体会就是不要把学生搞得太死，号召学生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　
　　部队也有这样的问题。叫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服从命令。就是服从，也是有条件的服从，不是无条件的，符合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就服从，不符合的就造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要路线对头，执行正确的路线，正确的命令，不正确的就不执行。有些人对这类事情看不惯，说成是战士难管，爱提意见，这是很自然的。现在部队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对战士管教粗暴，不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使问题成堆，矛盾激化。这里的关键也是个路线的问题，如对待群众的问题。现在形势发展了，要研究思想工作的怎么做，完全用过去的那一套，吃不开。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是好事，有些人不这么看。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农兵是各项事业的主人，这点不能忘记。“十大”一报告中指出，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包括最近报纸上登的两个小同学，一个叫黄帅，一个是广东的，先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支持，写的很有水平、很有感情，我们看了觉得应该支持。　
　　毛主席最近指示：“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这句话在一九五五年就讲过了。毛主席还指示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我们就是要靠头上长角、有两支角。敢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的工农兵群众。有些单位对“十大”报告要用“四大”，怕得要命，到现在还不敢组织群众学习，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成，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搞修正主义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起老百姓了呢？怕老百姓，认为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人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喜欢压，压不服就抓。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这句话不对，而且也不符合老干部的心愿；应当说，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