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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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这样，长着络腮大胡子的马克思，开始为中国人所知——其实，早在马克思于一八八三年逝世前，他已是欧洲名震各国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　　　　
　　　　过了四年——一九○九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名篇《共产党宣言》被用方块汉字印了出来（尽管只是摘译，不是全文）。那是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内中摘译《共产党宣言》的几个片段。这样，“共产党”这一崭新的名词，也就传入中国了。共产党——“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十二月至一八四八年一月写作《共产党宣言》时第一次使用的新名词。当时，他们在英国伦敦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纲领。这个纲领最初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宣言》，在起草过程中改为《共产党宣言》——尽管此时建立的组织仍叫“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它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后来遭到严重破坏，于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宣告解散。　　　　
　　　　此后欧洲、美洲各国成立的工人政党，大都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命名，不叫共产党。正因为这样，恩格斯所创建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　　　　
　　　　后来，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蜕化，背叛了无产阶级。经列宁提议，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那些已经蜕变的社会民主党。俄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个用“共产党”命名的无产阶级政党。　　　　
　　　　受列宁影响，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也有个别仍叫社会民主党的）。正因为这样，列宁所创立的第三国际叫做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性组织。　　　　
　　　　把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ｅ”译成“公社”、“工团”，因此“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似乎怎么也不会译成“共产党”。不过，朱执信是从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转译的。在日文中，“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译为“共产党”。这样，也就移到中文里来了。当时的《民报》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因此采用日译名词“共产党”也就很自然了。　　　　
　　　　一九一二年，《新世界》也发表了节译的《共产党宣言》。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人振臂高呼，要建立“中国共产党”！　　　　
　　　　


第二部分：前奏“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2

　　　　迄今，仍可以从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上海同盟会“激烈派”主办的《民权报》上，查到这么一则启事：“中国共产党征集同志：本党方在组织，海内外同志有愿赐教及签名者，请通函南京文德桥阅报社为叩，此布。”这则启事是谁登的，是谁在呼吁组织“中国共产党”，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这可算是呼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声。当然，政党毕竟是时代的产儿。在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年月，还不是建立共产党的时候。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倒是颇为妥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四七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三天之后——十一月十日，上海由叶楚伧、邵力子主编的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当即登出醒目大字新闻标题：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临时政府已推翻。报道称，“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倒克伦斯基政府”，“主谋者为里林氏”。“里林”何人？哦，“Ｌｅｎｉｎ”，列宁！《时报》、《申报》、《晨钟报》也作了报道。十一月十一日，《民国日报》刊登《俄国大政变之情形》，详细报道了十月革命的经过。于是，“里林”、“里宁”、“李宁”（均为列宁）成为中国报刊上的新闻人物。《劳动》杂志还刊载《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身为《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辑的邵力子，在一九一八年元旦发表社论指出：“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变，不胜其希望也。”这位邵力子，乃清末举人。人们往往只记得他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其实，他早年激进，不仅是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而且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他才会为“里林”的胜利发出最热烈的欢呼声。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惊了上海，也震动了古都北京。一位身材魁梧、留着浓密八字胡的北京大学教师，那观察问题的目光要比邵力子锐利、深邃得多。他以为，俄国的胜利，靠的是“马尔格斯学说”。这位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着手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好多位教授与他共同探讨“马尔格斯学说”的真谛。北京的警察局正在那里起劲地“防止过激主义传播”。听说北京大学有人研究“马尔格斯学说”，嗅觉异常灵敏的密探也就跟踪而至。“不许传播过激主义！”密探瞪圆双目，对那位八字胡先生发出了声色俱厉的警告。“先生，请问你知道什么是‘马尔格斯学说’吗？”那位图书馆主任用一口标准的京腔，冷冷地问道。　　　　
　　　　密探瞠目以对，张口结舌，答不出来，只得强词夺理道：“管他什么‘马尔格斯学说’，反正不是好东西！”“先生之言错矣！马尔格斯是世界上顶顶大名的人口学者。‘马尔格斯学说’，是研究人口论，与政治无关，与‘过激主义’无关！”图书馆主任如此这般解释道。　　　　
　　　　这时，另几位教授也大谈起“马尔格斯人口论”是怎么回事。密探弄不清楚什么“马尔格斯”、“马尔萨斯”，只得悻悻而去。　　　　
　　　　那位八字胡先生，姓李，名大钊，字守常，乃中国第一个举起传播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那时，他在文章中称马克思为“马客士”，但是，在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却称“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为的是令人误以为是“马尔萨斯学说研究会”，避开警方的注意。　　　　
　　　　李大钊非等闲之辈。他是河北乐亭县人氏，曾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六年，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深造三年，既懂日文，又懂英文。在日本，他研读过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许多著作，从中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回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一九二○年七月任北京大学教授。外人以为他大约是位精熟图书管理的人物，其实，他一连九年学习法政，他的专长是政治学。也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迅即着手深入研究“马尔格斯学说”——他的理解要比别人深刻得多！他广泛阅读日文版、英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成为中国最早、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日子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登上讲坛，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紧接着，他又奋笔写下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亦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青年》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同时推出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两文，对苏联十月革命进行了深刻的评价：“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起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地下。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Ｌｅｎｉｎ）的功业；是列卜涅西（Ｌｉｅｂｋｎｅｃｈｔ）的功业，是马客士（Ｍａｒｘ）的功业。“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这里提及的威尔逊，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列卜涅西”即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马客士”即马克思。　　　　
　　　　李大钊力透纸背的这番宏论，表明东方睡狮正在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醒。中国人已经在开始研究“马客士”和“里林”了！　　　　
　　　　


第二部分：前奏《新青年》“一枝独秀”

　　　　李大钊的论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新青年》，是沉寂的中国的声声鼙鼓，是低回乌云下的一面艳丽红旗。《新青年》在千千万万读者之中，撒下革命的种子。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泽东当时也是《新青年》的热心的读者之一。　　　　
　　　　一九三六年，当那位勇敢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闯进延安，抓住夜晚的空隙访问毛泽东。“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支纸烟”，曾如此回忆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二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就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那位柯庆施，当时自称“在这社会上，已经鬼混十八九年”，曾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写了一封信：　　　　
　　　　独秀先生：　　　　
　　　　我在《新青年》杂志里，看见你的文章，并且从这许多文章中，看出你的主张和精神。我对于你的主张和精神，非常赞成。因为我深信中国旧有的一切制度，的确比毒蛇猛兽，还要利害百倍；他一日存在，那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祸害一日未除，将来受他的虐待，正不知要到什么地步。咳！可怜！可痛！……《柯庆施致陈独秀》（一九二○年），《陈独秀书信集》，水如编，二九一页，新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那位高擎《新青年》大旗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并驾齐驱，人称“北李南陈”。当时青年中流传这样的小诗：　　　　
　　　　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　　　　
　　　　漫漫长夜，　　　　
　　　　吾辈仰承。　　　　
　　　　陈独秀年长李大钊十岁，一八七九年出生于安徽安庆。安庆曾是安徽省省会。陈独秀，名庆同，字仲甫，常用的笔名为实庵。独秀原本也是他的笔名。　　　　
　　　　安庆有独秀山。据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坐船沿长江驶过安庆，问左右道：“先有陈独秀，才有独秀山，还是先有独秀山，才有陈独秀？”左右一时竟答不上来。　　　　
　　　　其实，答案是明摆着的：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此山在安庆城西南六十里，山并不险峻，只是平地而起，一枝独秀，故名“独秀山”。出生在那里的陈庆同，最初曾以“独秀山民”为笔名，首次用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出版的《甲寅杂志》上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一四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本书作者在写作中，曾得到任建树先生的帮助。，意即“独秀山之民”。不过，“独秀山民”毕竟显得啰唆，一望而知是笔名。　　　　
　　　　他舍去“山民”两字，用“独秀”为笔名。这“独秀”用多了，有时加上姓，就演变成“陈独秀”。当然，这么一来，不知内情者，以为他颇为自命不凡——自诩“一枝独秀”。其实，他借“独秀”之名表示对故乡的怀念。后来，以“陈独秀”署名的文章越来越多，以至世人把他的笔名当作姓名，而他的本名却鲜为人知了。陈独秀亦非等闲之辈，他曾四次去日本求学：　　　　
　　　　第一次，一九○一年，他二十二岁，先在东京专门学校进修日语，然后在高等师范学校就读。学习半年后回国。　　　　
　　　　第二次，一九○二年，他二十三岁，再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回国。　　　　
　　　　第三次，一九○六年，他二十七岁，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然后转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　　　　
　　　　一年后回国。　　　　
　　　　第四次，一九一四年，他三十五岁，在日本雅典娜法语学院学习法语。一年半后回国。　　　　
　　　　当年的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大本营。孙中山、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章士钊等等，在那里组织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办报纸，出书刊。学得日语、英语、法语的他，在日本读了许多革命书籍。他的思想日渐激进。来来往往于安庆—上海—日本，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清朝大官的密谋，办过《安徽俗话报》，参加过“励志会”、“中国青年会”、“爱国会”、“光复会”、“岳王会”、“欧事研究会”等等。他是一名非常活跃的革命分子。　　　　
　　　　在辛亥革命中，陈独秀有过一番轰动。安徽省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孙毓筠新任安徽都督，特聘陈独秀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从杭州返回故乡安庆，权重一时。不久，陈独秀的密友柏文蔚任安徽都督，仍任命陈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经常不在安庆，都督府实际上常由陈独秀主持。安徽人当时称：“武有柏，文有陈，治皖得人。”好景不常。袁世凯得势，安徽易帜。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袁世凯任命的安徽新都督倪嗣冲占领安庆，下令“捕拿柏文蔚之前秘书长陈仲甫”，抄了陈独秀的家。陈独秀逃往上海。不久，只得亡命日本——第四次赴日。　　　　
　　　　在日本，陈独秀“穷得只有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这位曾在安徽叱咤风云的都督府秘书长，一下子从青云之上跌落到不名一文。经过这般大起大落，他冷静思索，悟明要从思想上影响民众，尤其是启蒙青年，才能推进中国革命。　　　　
　　　　一九一五年夏，当三十六岁的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落脚上海，便着手筹办《青年杂志》。陈独秀的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写及《青年杂志》的创办经过：“据我大叔（引者注：即汪孟邹）回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引者注：指亚东图书馆。当时的亚东图书馆是出版社兼书店）。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为《新青年》）’。……《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