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踪影-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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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能抽时间给我安排一次咨询吗？这……很
重要。”
“嗯，嗯，”我搪塞过去。这种情况下，我能说出这两个字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如果可以的话，就今天，”比尔·米勒说。
我在想，他是要我“今天”给他答复呢，还是约我“今天”和他见一面？
如果你让我给心理学工作者执业资格考试出道伦理题，或者为临床心理学研究生综合考试出道有趣的伦理难题的话，我可想不出有什么题目比眼前的两难处境更难的了。
“您抽得出时间吗？”他问。我当时不知所措，但他很好心地故意装作没发现这点，“我随时都可以。”
这个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并不在我的日程计划之内。我那天的工作日程其实和往常差不多。一般来讲，只要我愿意少吃一顿饭或是下班晚一些，我还是可以挤出时间来应付一起急诊的。
然而，我面临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以心理医生的身份与比尔·米勒见面。职业道德把这个原本简单的我们俩能不能有空见面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对这个道德难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比尔·米勒不能被当作病人对待。但我又不能确定这个突然的判断是否正确。情况很复杂。我很快就得出结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遇到过如此复杂的情况。
同意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是什么呢？这很容易回答。虽然时间不长，他曾经也是我的病人。他目前的状况——至少我了解的那些——别人都知道；又如此不幸，这些都会促使他寻求专业帮助。无论是因为深有同感还是出于怜悯，我都应该帮助他。
拒绝为比尔·米勒诊疗的理由？事情会从这儿开始变得棘手。从道德上来讲，心理学家必须避开专业上所谓的“双重关系”。这本质上是一项与利益冲突有关的规定，是为了让心理诊疗师能自由地为病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避免因竞争力而使问题复杂化。这项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心理诊疗师不能在病人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
简而言之，这就意味着我不应该为我的女理发师做心理诊疗。我也不应该参加由我的病人发起的读书小组。
很简单，不是吗？
通常情况下是很简单。但不妨尝试一下把这些简单的规定运用到我和比尔·米勒的关系上。从早上接完他的电话直到最终答应中午和他见面，我一直都在尝试着这么做。
可我还是没能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多少。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博尔德的警察，他参与了比尔·米勒的女儿圣诞节失踪案的调查，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
我不知道。但这种关系似乎疏远得风马牛不相及。
我的搭档接手了一位很可能是死于谋杀的心理医生的工作，而几星期前，这位医生曾为比尔·米勒的女儿做过惟一的一次心理诊疗，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又一次，在棋盘上，我和比尔·米勒的地盘之间又被一片空白所隔开。
我看见一位病人把车停在米勒隔壁邻居的车库里。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单个看，我觉得“不是”。我的病人和比尔·米勒的女儿聊过天，还把她当作朋友。这是我所了解的鲍勃和米勒家的关系。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兼好友黛安娜在拉斯韦加斯旅行时失踪，她去那儿是想和比尔分居的妻子见次面，这算不算是一种双重关系？
我完全不知道比尔·米勒和这些事有什么关系。
我的搭档黛安娜是我的好朋友，我充满热情地把她的丈夫也看作好朋友，而他正忙着寻找比尔·米勒分居的妻子，这算不算一种双重关系呢？
很可能不是，原因是相同的。
但我不能百分百地确定。我不清楚我是否应该考虑相加效应。如果a不大于z，b不大于z，c不大于z，那我是不是得考虑a＋b＋c是否大于z？
研究生院里没学过这样的道德代数。
我先把比尔·米勒的难题放在一边，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黛安娜还没消息，但是她本来预定星期四回办公室和病人见面。尽管我和黛安娜在一栋楼里上班，可工作上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她有多少约好的病人，也不知道其中任何人的名字。
我得找个既不得罪人又充满同情心的方式来通知黛安娜的病人，告诉他们黛安娜那天不在办公室。我的办法是在我们那栋小楼的前门上贴一张便条，那儿是病人入口处。上面写着：致与黛安娜·埃斯特维茨医生预约好的各位：
埃斯特维茨医生因紧急事件必须暂时离开办公室。
她无法亲自取消预约，但她今天不在办公室。
回来后她会与各位单独联系。
她对您的理解与宽容表示感谢。
艾伦·格兰戈里医生
在字条最后，我又匆匆写上一句：如遇紧急情况可与我联系。当然，我留下了呼机号。
我回了电话给比尔·米勒，最终和他确定预约时的情形就和那张留给黛安娜病人的便条一样含糊。“比尔，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和你见面。我可能会有道德难题。”
“怎么了？”他问。“我们很久没有谈过了，嗯，有好几年了。”
“这很复杂，”我说得有气无力，“甚至连我自己也不清楚这到底算不算道德难题。我只是担心可能会是。”
“好吧，那你看这样行吗？”他说。“我们定个时间。在这期间，你可以随时考虑你的道德问题。见面后我们谈谈。我会把我的事告诉你，然后由你决定你是否可以帮忙。”
这听上去很有道理。我记起比尔·米勒多年前陪他妻子来看病，似乎他那时总是头脑冷静，通情达理。我提醒自己这样说的话有些过头了。
“11：45怎样？”我问。
比尔·米勒晚到了将近十分钟。我白天的空档时间不多，安排了和他见面，我的午餐时间就被占用了。趁着他还没来，我忙从桌子里的紧急储藏处掏出一块补充能量的东西，狼吞虎咽起来。
“又见面了，啊？”他边说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雷切尔不在，坐在这儿好别扭。那天我永远忘不了。”
我本能地想先安慰一下比尔，对马洛里的不幸表示同情，同时再自责一番，因为我没治好雷切尔的病才酿成了她的悲剧。但我没有这么做。我默默地想：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我们重逢时他最先想到的是分居很久的妻子，而不是女儿刚刚失踪的悲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精神诊疗师来说，在心理诊疗过程中，最困难的就是必须时不时地遏制住人性自发的善心。如果我一见面就对比尔·米勒他所处的境遇表示同情，或是对于他的不幸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怜悯，或是给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在他背上拍一下，再说一句热情如火的“嘿，好家伙”，不知不觉中我可能已影响了他想拿起话筒的欲望。
所以我等着。其实我把手伸到背后去够我精神治疗的箭囊时，大多数时候，我最后都抽出最钝的那枝箭，上面有“闭嘴，等下去”的记号。
“我打赌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比尔说。
“是的，”我很平静地回答。“我很想知道。从这儿开始讲挺不错的。”
比尔穿着一条法兰绒毛料裤，一双高档的平底皮鞋，还有一身簇新的和他眼睛颜色一样的蓝色礼服衬衫。他的运动服上装不很新，但看上去像是开司米的，剪裁精良，呈褶状下垂。他没系领带，在博尔德男人很少系领带。
“你有什么道德问题？”他问道。这个问题很友善。他可以问一个我说过会让我很忐忑的问题。
“解释这些内容会让我陷入另一个道德困境。这些道德问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如果我做出了决定，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很显然，为了这次会面，这个问题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
“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你为什么来见我。这也许会让我的事没个定论，也许会把事情理清楚，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计划就是这样。
比尔闭上了眼睛，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五秒，十秒。终于，他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两天内你到我家附近两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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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位结结实实挨了一记上钩拳倒在拳击台的地板上、直愣愣地盯着头顶上的强弧光灯、听着裁判数“八，九，”的拳击手一样，这时他有很多种选择。我也是。
我可以把手伸回箭囊里去拿那枝比较安全的“闭嘴，等下去”的箭。
或者我可以说一些既与诊疗有关却又傲慢无礼的经典语句，比如，“这不是我的事，比尔，这是你的事。”
或者，当然，我也可以彻底撒个大谎：“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然而，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我做了另一个选择，这样我可以赢得时间来思考，同时，它进一步拉宽存在于我与病人间、并且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鸿沟。至于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家附近，我是这样回答的：“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是吗？比尔？”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什么意思？”我真的被他的迅速回答给弄糊涂了。比尔·米勒究竟想暗示我出现在他邻居家和什么是巧合？我真想知道。“你说的巧合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在两天内和两个不同的人去了我邻居家两次？”
他显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我自然也不会回答他的。我不可能对比尔·米勒说我去他邻居家是因为我担心我的另一位病人和我搭档兼好友的离奇失踪。
“这次见面——”我在我们俩之间挥了挥手“——算是专业诊疗吗？你来这儿是为了心理诊疗，还是为了别的？”
他犹豫了很久，让我意识到他在犹豫，同时也说明了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这个区别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合作，这个区别很重要。”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专业性的，”他说，“我需要您的帮助，格兰戈里医生。但我也很关心为什么你最近这几天会……离我家这么近。”
这样的顾虑对他而言算不算合情合理？如果算合理，我可以说出理由，如果不算，我同样也可以说出理由。但合不合情理是关键吗？“如果往前倒退三天，比尔，你还会考虑打电话和我预约进行心理诊疗吗？”
“这是什么意思？”他吞吞吐吐地问。
“你说这两天看到我去了你邻居家两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起因，或者说在那以前你是否考虑过向我寻求帮助。”
妈的。我说了一大通，只给了他一张如何回答的示意图。
果然，比尔在回答前参考了一下示意图。“我一直在考虑。看到你出现在隔壁，所有的事情浮出水面了，很多以前的回忆，没解决的问题，你知道，还有发生了这些事后的……感受。所以我决定打电话，安排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有权知道你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邻居家。我有权。”
他有权得到解释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真有兴趣买下多伊尔的房子，这很可能让我成为比尔·米勒的邻居。如果我和他成了邻居，双重关系的道德约束肯定起作用。不管以前我们有没有心理诊疗关系，不管他女儿有没有失踪，我都不可能为隔壁邻居提供心理诊疗。
我决定告诉他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好打消他的顾虑。
“比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去你邻居家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
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我并不确定。
“你准备买那栋房子吗？”比尔问道。
这个问题总算不难回答。“不，我不准备买。”
“可你和那个挂牌卖房子的女人在一起。”
“我再说一遍。我没打算买那房子。”
“那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呢？”
“我去那儿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直接关系。”那有间接关系吗？要讨论是否有间接关系就得牵扯到鲍勃·布兰特以及他与马洛里隔着栅栏的对话。这个间接关系问题的答案要么记录在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里的纸上，要么没有。我的筹码仍押在“没有”上。基本没有。
我接着往下说。“假定有段时间内我们都觉得合作愉快……”
“好的，”比尔说。
“我能帮什么忙？”我迅速瞥了一眼时钟。十二点半我还得去候诊室接病人，时间不多了。
“我压力很大。”
我只能凭空想像。
“我睡不着，体重也在下降，一点也没胃口。”
难道就像逃犯有的一系列症状一样？沮丧，焦躁，受伤后的紧张。想想比尔的生活状况，他会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那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去假定比尔·米勒的病因。但我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做。
我大声逼问，迫切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答得很笼统——“事件”，“孩子”，“工作”。我试图让他回答得更详细一点。他却只和我绕弯子。
抵触——心理诊疗学的“长城”，这使得那么多病人不愿谈及他们最敏感的话题。我觉察到抵触了吗？——可能吧。我决定试一试，看看他究竟抵触到什么程度。“她情绪怎样，比尔？”
“你是说我女儿吗？”
不是马洛里。我女儿。我点头。
“节日对她而言是种折磨。总是这样。今年也如此。节日一直让她备受折磨，自从……”
我把后面没说完的话说完：自从她母亲弃她而去后。
“这是怎样一种折磨呢？”我问道。
“她变得紧张，孤僻，易怒。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比尔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和孤僻。想想媒体并没有报道过马洛里不安的假日情绪，随着这次谈话的最后一点时间悄悄溜走，我决定不再进一步试探比尔究竟会抵触到什么程度。我们暂定下星期一再见。我告诉他，如果最终我感觉自己的道德顾虑严重得让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我会打电话给他。
比尔·米勒直到离开办公室都没提过一次他女儿的名字。
那对他来说是太痛苦了吗？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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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欣慰的是，门上的便条没白贴，黛安娜的病人没有一个在候诊室里干等。
直到四点。
四点，我出来接待一名预约好的病人，却遇上了不止一个急于见我的人，而是两个。
这位不速之客一头干酪色头发，在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坚持要见她的精神诊疗师的正是这个女人。我想起黛安娜告诉过我说她已经开始为这个女人做心理诊疗。她是为了见她才来这儿的吗？
我和那个本来约好四点见面的年轻男人打了声招呼，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领着这位“奇多”女士走向大厅。走到离我办公室还有一半路，可以肯定从候诊室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我问道，“您看到我贴在门上关于埃斯特维茨医生的便条了吗？她今天不在。”
“我看了你那张很傻的便条。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汉娜死后的这几个月，她的急性子一点也没改。“很遗憾，她临时有事离开了，”说到“很遗憾”、“临时”这些词时，我有点结巴。
“什么意思？”
“她回办公室后会打电话给您。”
“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