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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苦斗(欧阳山)-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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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幻想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轮船从吴淞口慢慢驶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风。两岸的码头、工厂、货仓,谦逊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闹不休的轮船,这会儿肃静无声地滑行着,象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鸣,好象为他鸣锣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伟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风雨,也没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象恐吓淘气的孩子似地对上海说道:
  “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给点厉害你瞧瞧!”
  这时候,他十分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还相信他的遭遇一定会十分顺利,他所要找的那些朋友,差不多一上码头就会碰见。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场,正像在广州不久前才搞过的一样,好歹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幻想还没有完场,却叫一种东西把他的身体给冲击了一下,冲断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有个穿白制服的外国人十分粗暴地用手推他、撞他。那家伙嘴里发出不干不净的声音,看样子十分野蛮,又正在生气。那种毫无礼貌的神气,不单不象对待一个尊贵的人,而且不象对待一个仆役。周炳没有直接接触过外国人,这还是头一回。他气得胀红了脸,举起拳头,正要揍过去,旁边一个中国人赶快把他的手拽住了。就这样,一个外国人就把他们四、五个中国人像赶鸭子似地推下统舱去。……
  不久,船就靠了码头。码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又显得杂乱无章。周炳提了铺盖卷,象钻狗洞似地钻上了码头,才想起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知道怎么走法。他掏出地址看了又看,只见那上面写着“宝山路金鑫里三号张公馆”,却不知道这金鑫里到底座落何方。想问问人,可是不懂话。又瞧着四下的人全象在那里吵架似地说着话,自己也不好插嘴。正在团团转、没主意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叫了一声:“表舅!”他回身一看,正是他大表姐陈文英从广东带出来的使妈阿云,特地来接他的。这阿云是顺德人,年纪三十左右,矮小结实,头上梳着辫子,身穿方格呢子大襟衫裤,披着一条又宽又长的墨绿毛线围巾,满脸笑容地要伸手接过他的铺盖卷。周炳在广州就认识她的,哪里肯叫她提行李。只顾问她大表姐怎样,表姐夫怎样,孩子们又怎样,一面跟着她走出码头,阿云讲了许多情形,末了,狡猾地斜眼望着他道:
  “表舅你来得正好。这阵子,老爷和太太两边都有点不悦意的样子,也不知他们心里搁着什么事儿。得你来调停调停,正好。”周炳听着点点头,没多问。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两部黄包车就到了金鑫里三号后门口。张子豪这时候正当着上海市闸北区的区长,上衙门去没回来。大表姐陈文英带着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在厨房门口迎接他。周炳看见陈文英还是那样高高瘦瘦的身材,尖尖长长的脸儿,小小巧巧的鼻子和嘴巴,只是眼睛稍为圆了一点儿,大了一点儿。一见她,周炳就想起自己的姐姐周泉,不过她比周泉更瘦弱些,更苍老些,皮肤更白净些。当下他就说:“大表姐,日子过得好!大姨爹、大姨好、表哥、表姐、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问你好!”陈文英看见周炳还是那样圆头大眼,阔嘴宽唇,胸厚肩宽,手粗脚长,走起路来,踩得地板吱吱叫,震得杯盘叮叮响,只是在那孩子气的嘴唇上,隐隐约约有点胡须影儿,就笑眯眯地说道:“还是那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跟着又说:“这回省城打仗,你们就受惊了吧?”后来又说,“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就是舍不得广东!上海那么太平,吃、喝、玩、乐哪样缺,就是不肯来,宁愿躲在老窝里担惊受怕!唉,广东人就是这样的啦,南洋、金山,再远都不怕,一提到北方,死都不去!”随后,她就给周炳张罗房间,叫用人们找这找那,再不去注意周炳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安顿好,她就另有约会,打扮得雍容华贵地出门去了。午饭,还是使妈阿云给他端上房间里来,让他一个人独自吃。
  这样子,周炳算是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开头一个星期里面,他除了饭后出去散散步之外,差不多简直没出过门口。他给家里,姐姐周泉,表姐陈文娣、陈文婕,三姨爹区华,舅舅杨志朴,都去了信。还特别给哥哥周榕写了一封长信,托区华给他转去。西门的王通、马明一伙,南关的陶华、丘照、邵煜、马有、关杰一伙,沙面的章虾、黄群、古滔洪、伟一伙,河南的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又都各自走散,虽然心中想念,都没法通个消息。信一写完,他就无事可做,闷得发慌。他那两个学生张纪文、张纪贞,开头看见来了个家庭教师,都欢天喜地来上学,可是第三天,张纪文就不来了,第四天,连张纪贞也不来了。大表姐陈文英说,“孩子小,喜欢念就多念一点,不喜欢就少念一点吧。”周炳听说这样,也只好随他去,来一天、不来一天地念着。闲着没事,他就去看报纸。看了《申报》就看《新闻报》;看了《新闻报》就看《时报》、《时事新报》。从第一版的药品广告一直看到最末一行的小信箱、寻人启事、征求朋友之类的东西,把那些大人物纷争,小人物纠葛,奸、淫、掳、掠、偷、讹、拐、骗、失业、罢工,迷信、横祸,水火、灾害,官司、人命,一件件地往肚子里装。装完了之后,就长叹一声道:
  “哦,这就是上海!”
  看完报,他就来研究他所住的这幢房子和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很大,很华贵,清清静静,阴阴森森,要不是张纪文和张纪贞偶然哭闹吵嘴,简直静得好象没人居住的一般。大门朝南临街,整天关着不用。大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大厅两旁,是东西厢房,东厢房做会客用,西厢房做孩子们的书房。大厅之后,还有饭厅,再后面就是厨房,下房。后门朝北开着,一家人平常出入,都走这里。二层楼上,前楼是张子豪的书房,后楼是孩子们的卧室,东厢房和西厢房是张子豪和陈文英的卧室。三层楼上,前楼空着,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后面是一个大晒台。东厢房也空着,堆放一些不等用的东西,西厢房就做了周炳的书房兼卧室。整整一个星期,周炳才看见张子豪一回,陪着周炳吃了一顿饭,象个大人物一样,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说了几句共产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之类的言语,便坐着汽车,带上卫士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幢大房子就剩下陈文英和张纪文、张纪贞和今年才一岁多的张纪庆三个孩子,此外就是阿云、阿秀两个广东使妈,张纪庆的江北奶娘江妈,和一个专做粗重的浦东大姐春兰,再加上新来的家庭教师周炳,一共大小只有九个人,真是寂寂寥寥,空空荡荡。起初,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张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热热呵呵的。只是表姐夫老说有公事,赖在外面不回家;大表姐整天也和一班男女教友厮混,不是聚会,就是听讲,再就是跑跑孤儿院、济良所、盲哑学样、慈善医院之类的地方,搞搞募捐、救济、舍药、施粥之类的事情,两家各行其道,互不相干。周炳向阿云、阿秀、江妈、春兰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寻思,大概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还是自己寻找革命朋友要紧,也就不去理会了。
  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妈、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只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讽、辱骂、殴打,十分不象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也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说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连冬衣也没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象看出这种情形,就把张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哔叽学生装,一件厚毛线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给他送了来。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了,就笑着说道:“看我糊涂不糊涂,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给忘了,冻坏了咱们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给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烟纸店、广东杂货铺,都看了个饱。他看见一切荣华富贵,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虚伪、屈辱和罪恶。他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告诉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随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没碰见过一个相识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象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闹革命。即使有人在闹革命吧,好象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见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撞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没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出门口一看,原来那小铜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象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说你不象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烦闷,从烦闷变成伤感。他开始读郁达夫的书,读郭沫若的书,读鲁迅的书,也读许多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发凡,唯物史观浅释,苏俄游记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团年饭,请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饭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周炳说,“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说,眼圈红了一红道:“刚才有电话来,说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问。只见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颊绯红,话头也多起来了。张纪文两兄妹胡乱吃了一会儿,就摔下筷子,跑到楼下放炮仗去。书房里,煤炉生得很旺。窗外虽然刮着凛冽的寒风,里面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陈文英又劝周炳喝了几杯酒。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她摇晃着细那长的身影,自己也陪着干了几杯,就乘着酒兴说道:
  “省城这一场大乱,我想你一定是有份儿的了,没想到你却没份儿!天下事真有意料不到的呢。论脾气,论经历,你不会不是个红党,可你不是。没份儿也好。要不然,恐怕你就没福份到得这上海来呢。只怕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呢!”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周炳这时候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他一时难以决断,究竟对她说真话好,还是不说真话好,嘴里唔唔、呀呀地应付着,脸上和手上就露出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来。没想到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却使陈文英大为快活。她嘻、嘻、嘻地笑了一阵,又说:
  “怎么样,表台,上海这地方,住得还称心如意么?人家说,上海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的人是中国最漂亮的人,上海的洋货是中国最上等的洋货。这句话是真还是假?”
  周炳把搭拉着的脑袋仰起来,神气开朗地笑道:“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要我说真话?”
  陈文英虽然是三十岁的人,这时候却年轻得只跟二十岁的一般,把两只原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圆圆地说:“说假话又怎样,说真话又怎样,你都说说看!”
  周炳用筷子夹了一块蚝豉吃了,说:“如果说假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地方,洋房多。汽车多。电灯也多。还有电车和煤气,打电话用不着接线生,吃水用不着挖井。人活在这里,好象神仙活在天上一样。”
  陈文英不住地点着头,问道:“如果说真话呢?”
  周炳说,“如果说真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也许你今天中了彩票,变成富翁;也许你明天就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外国人都是主人,中国人都是奴隶。这地方叫人想着要毁灭一切,毁灭整个世界,也想着要毁灭自己!”陈文英说,“呶,呶,呶,你看你,又来了。说得好好地,又不知说到哪里去了。世界倒是要整个毁灭的,那就叫世界末日。现在还未到呀!”
  周炳玩弄着自己的钮扣,然后缓缓抬起头,坚持自己的意见道:“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到了末日。可是人不能整天在害怕,厌恶,烦闷当中生活着!主人拿棍子打的时候,汪、汪、汪地叫,跟同伴儿抢一根骨头的时候,也是汪、汪、汪地叫。
  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
  陈文英受了一惊,微微皱起眉毛说:“做做好心吧,谁又犯了你了?”
  周炳浅浅一笑道:“不是犯。你看见的,在上海,白种人和日本人才是主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安南人都是奴隶!活着当奴隶!能够当出什么味道来!”
  陈文英斟了一杯酒,递给他道:“喝吧。我也喝。可是我今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你的话讲得也有道理。——大概是你还不习惯的缘故,习惯了就好了。我倒觉着你说假话的时候,更加逗人喜欢。那时候,你更加象一个有学问,有教养,有性格的文明人。到得你自以为说真话的时候,你就不象一个文明人,变得粗鲁,野蛮,拗性,暴戾,仿佛不那么聪明,仿佛不那么可亲,——简直叫人难堪呢!”
  周炳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陈文英也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她喝的时候,拿眼睛悄悄地瞅了他一下,觉着他如今是一只浑浑噩噩的庞然大物。她想起他是个打铁匠,又想起他是个皮鞋匠,是个看牛娣,就懊悔刚才自己说他不象文明人的话,怕戳中了他的卑贱的身世,恐防他因此伤心。她的脑筋一动,立刻转了个话头道:
  “不过不谈那些吧。我倒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你说,你整天奔出奔进,心神不定,看来吃不安、睡不落的,好象你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到底是什么缘由?”
  周炳一听这句话,立刻满脸春风,张大嘴巴笑。那对乌黑的眼珠子闪出强烈的光,好象就要烧着的一样。陈文英觉得他整个儿都活起来,漂亮起来。他正准备告诉他大表姐,他的确是在寻找一件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广州的西瓜园对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政纲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金端、麦荣和自己的哥哥周榕这样一些人!可是突然之间,他又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象刚刚不久以前看见过的一样,他于是就把所有的热情激动的话咽住了,只是简单地回答道:
  “我在追逐一个幻想。你不是已经观察出来了么?”
  陈文英面对面听一个青年男子说出他自己心中的秘密,不觉满脸通红起来。她使劲把自己镇定一下,装出平平淡淡的口气问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幻想,值得你这么苦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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