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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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是，爸爸和聂伯伯之间的亲密友谊依然如故。爸爸常常会带着我们全家人一起去聂伯伯家吃四川小吃——豆花。爸爸说，聂伯伯家的豆花最地道。因此，我们从来也不见外，隔一个时候，就自动提出“打一次秋风”。聂伯伯家平时人少清净，我们家一去就会热闹一场，每逢此时，张妈妈总是忙东忙西，而聂伯伯却总是看着我们这乱哄哄的一大家子人，斯文而满意地微笑。
危难之际情更浓（2）
啊，那是哪一年？丽丽姐姐结婚了，生了一个又小又乖的小女儿，取名菲菲。在北戴河，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去聂伯伯家玩，大家围着襁褓中的小菲菲一个劲儿地看，聂伯伯和我的父亲，两个爷爷，看着这第一个小孙辈，开心地、慈祥地笑了，笑中透露着那种当爷爷的心满意足。
一个春秋过去了，又是一个春秋。时光流逝，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六十年代过去了；转眼之间……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被打倒，父亲深感忧虑。如果说他对刘少奇了解不够，不便发表意见，那么他对邓小平，是非常了解的，他一时难以接受中央对邓小平的处理结果。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刘、邓”，军队两位领导干部写了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他们分别把发言稿送请父亲审查，父亲看后对这两位领导干部说了意思大体相同的话：“我没法表态，你们的调子太高，与事实不符。对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能同意。”
邓叔叔从政坛上消失之后，听说他们一家去了江西。我记得有好几次，父亲对母亲念叨说：“不知小平怎么样了，但愿他身体没事，熬过去就好了……”
现在，邓叔叔从江西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父亲、母亲当然是高兴得不行。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但千言万语归结为一句话：“保重！保重！”
邓叔叔的吉普车从我家门前消失了。父亲、母亲仍然是久久地望着胡同拐弯处，似乎意犹未尽。
不久，父亲对母亲说：“小平全家从江西回来了，我们请他们来吃豆花吧。”母亲说：“好啊。”4月1日，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邓叔叔全家来到了我家，我家的院子里马上热闹开了，父亲、母亲、邓叔叔、卓琳阿姨，四位老人开心地说笑，孩子们叽叽喳喳到处跑。开饭了，我拿出一瓶存放了好多年的茅台酒，打开盖子，邓叔叔闻了一下，说：“好香啊！”
那天，邓叔叔一家在我家玩得好开心。邓叔叔的继母年龄大了，来不了，邓叔叔他们临走之前，父亲叫用小锅打一盆豆花，给邓家老祖母带回去。
邓叔叔恢复工作后，协助周恩来伯伯做了很多大刀阔斧的整顿，深得民心。父亲为老战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多次说：“小平了不得！”可是，1975年冬，邓叔叔再一次被打倒，父亲对此深感不平，也更加痛恨“四人帮”的颠倒黑白，倒行逆施。
在周总理病重，邓叔叔处境困难的日子里，总部机关有的领导人不敢去见他，父亲批评这些人，说：“小平同志还兼着总长嘛，中央没有免他的职，你们为什么不去向他请示报告工作？”
在邓小平叔叔处境最困难的1976年1月，父亲更加地牵挂他。1月10日，父亲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伯伯的遗体告别后，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告诉随行人员，去看看小平。
他的车子开到了位于东交民巷的邓叔叔家。邓家的工作人员说：首长外出了。
父亲就怕有什么意外，又问了一遍，确定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了，而不是被软禁，他才放心地离开了邓家。
没有见上面，让他感到很遗憾。
2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父亲吩咐我代表他和母亲，给邓叔叔的女儿邓楠打电话，给他们拜年，问候他们全家好，并且特意嘱咐，“要小平保重身体”。我把电话打通了，邓楠很感动，她当即代表父母问候我的父母亲。
说到危难之际的感情，我不由又想起父亲与陈毅叔叔的一段轶事。
1970年10月，父亲住进了301医院。一天，他正躺在床上做治疗，忽然看到门外有个身影一闪，很熟悉，像是陈毅，就大声说：“门外是谁呀？陈老总吗？”
当时，陈毅叔叔的处境比父亲的还要差，因此，陈叔叔的“尾巴”更需要夹起来。他想进来看望我的父亲，又怕连累了老兄，所以在门外犹豫、徘徊。
陈叔叔说：“聂老总，是我，陈毅。”
父亲说：“你进来呀，有什么哪！”
陈毅叔叔迟疑一下，还是进来了。两位老战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说起来，父亲和陈毅叔叔的关系，有点像和邓小平叔叔，既是老乡，又是在法国认识的，后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各个战略区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建国后，陈叔叔当外交部长，父亲管科技工作，两人都算是没闲着。而且陈毅叔叔性格豪爽，为人潇洒，才华横溢，和他交往，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父亲轻易不和别人开玩笑，但和陈毅叔叔在一块，他有时还开开玩笑。
“文革”爆发后，陈叔叔挨的棍子比父亲多，处境也更艰难。感觉他很快地衰老了，以前的锐气也磨掉了不少。
他们好像有一年多没见面了，彼此也很牵挂。二人聊了一会，秘书来到病房，要给父亲念文件。陈叔叔一见，起身要走。因为按照陈叔叔当时的处境，有些绝密或者机密文件他是不能看的。
危难之际情更浓（3）
父亲忙说：“走啥子呀？一块听！”
陈叔叔用夸张的语气说：“这可是大事呀！一般人要杀头的噢。”
父亲说：“今天你听我的，我们一块关心国家大事嘛！”
陈叔叔犹豫一下，还是留下了。
从这以后，住院的那段时间，每次秘书念文件时，父亲都会把陈毅叔叔叫来一块听，老哥俩一块分析形势，一块摆龙门阵，谈笑间似乎忘记了忧愁，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安慰和鼓励着对方。
有一次，陈叔叔说：“聂帅啊，我感谢你。”
父亲说：“感谢我啥子？”
陈叔叔说：“你老兄没有落井下石啊！”
父亲沉默了。原来，前段时间有些人揭发批判过陈毅，包括不少过去和他交往甚深的同事、战友、部下，而我的父亲，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陈毅的话。
1972年1月初，晚景凄凉的陈毅叔叔到了弥留之际，父亲来到他在日坛医院的病床前看望。陈毅叔叔去世的消息传来后，父亲异常悲痛，立即赶到日坛医院，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随后，他又参加了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就是说，父亲两次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叔叔去世不久，父亲又和母亲商量，把张茜阿姨接到家里来，请她吃饭，陪她聊天，安慰她，让忧伤中的张茜阿姨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许多年之后，陈家的孩子还记得这事。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1992年6月，父亲逝世不久，他的老部下、老战友肖克叔叔亲笔写下一篇深情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肖克写道——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是“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们弄到了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说是要开万人大会批判我。
我去了哪里，家里人不知道。先佛同志（注：肖克爱人）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聂司令。
她到了你的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你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你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你还是很快地把信转交给了周总理。
我在“群众专政”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到了你的家里。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嘛！”
我们当时说啊说，好像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出门时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1975年深秋、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突然又迷上了钓鱼。下午，或者是傍晚，他只带上警卫参谋，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非常安静，很少有人走动。
父亲这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在他不犯心脏病的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好，他的步伐还算整齐，他的精神还算矍铄。只是他有些驼背了，动作迟缓了一些。
每天，父亲到了那里，警卫参谋帮他下好鱼竿，他挥挥手，意思是不要打扰他。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
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恩来伯伯。
父亲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伯伯了。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他很注意从报纸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他，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
危难之际情更浓（4）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难看出父亲对周伯伯的深切的挂念。但是，那个年代，他只能把这封信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而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中央最核心的部门。但是，谁也没想到，陈伯达看到信后，反诬父亲想夺总理的权。这让父亲气愤不已。
1975年过去了，1976年来临了。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7日上午，周均伦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见一下吧。”
周均伦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母亲听说总理快不行了，当即就哭了，她说：“我也要去看总理。”
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均伦扶起他来，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
他们急急忙忙乘车去医院。事隔30年后，周均伦仍然记得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回忆说：“在车里，老帅两口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到了医院，值班人员只允许父亲一个人进去，不让母亲进，说是规定。母亲执意要进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亲抹着眼泪说：“不行，我认识总理几十年了，现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们给邓大姐打电话，如果邓大姐讲，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别人不让我去，那不行！”
后来里面同意母亲进去。母亲这才随父亲进入，周均伦他们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母亲搀着父亲出来了，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了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周均伦说，他跟父亲30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流泪。
一天后，周恩来伯伯去世了。收音机里传出这个惊天消息时，我正在单位，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痛苦不堪的样子，心如刀绞，想安慰他们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陪着流泪。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成功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建国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至于我，可以说，他们待我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每次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我一点都不感到拘束，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如果没有周伯伯的真心牵挂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间肯定还得推迟。
周伯伯叫我的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的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日沉浸在哀伤中，父亲喃喃地对我和母亲说：“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没有他的保护，我们这些老家伙会更糟糕。”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是他一去，谁和‘四人帮’斗？……”
周伯伯的遗体从305医院移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整容时，我代表父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冰凉的台子上，想到这个被我称为“干爸爸”的人曾经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的可亲可敬，而今却撒手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难过得心如刀绞。
在告别时，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邓妈妈后，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声恸哭，邓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丽丽，要坚强。你周伯伯很坚强。”我想，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