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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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想到沙飞的两个孩子仍在延安学习，沙飞已经8年没见孩子，非常想念。于是就拍电报，请还在延安的母亲和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回晋察冀时，顺便把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大女儿王笑利从延安带到张家口，使他们父子团聚。从此，沙飞一家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我从上海辗转回到张家口父母身边后，沙飞带着全家来我们家串门，我清楚地记得，沙飞一进门就说：“恭喜！恭喜！祝贺司令员找到女儿，这真是个大喜事儿呀！”父亲抿着嘴笑。母亲高兴地说：“彼此彼此，你们一家不也团圆了吗？”两家人都沉浸在欢乐中。
十分遗憾的是，解放战争后期，沙飞病倒了，似乎精神上也出现了问题，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他痛恨日本鬼子，因为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推行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那种惨烈的场面一直让他如入梦魇。医院有一批国际友人从事医护工作，沙飞对医院用日籍人士想不通，终于在1949年12月15日那天，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外籍人士之间，产生了不良影响。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依法判处沙飞死刑，并于1950年3月4日在石家庄执行枪决。
中国元帅与日本孤女（6）
沙飞的遭遇令父亲极为惋惜，极为痛心。许多年里，一提起沙飞，父亲就摇头不语。种种迹象表明，沙飞当时患上了精神病。1982年，有关部门重新审查沙飞的案件，父亲说：当时我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予以平反。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重新作出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随后，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党籍的决定。
消息传来，父亲高兴地说：“解决了好嘛！沙飞是好同志，作了大量工作，是有贡献的。”
父亲一直没有忘记沙飞，没有忘记沙飞对中国革命摄影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2004年5月，应沙飞亲属的邀请，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出席了在石家庄举行的沙飞塑像揭幕仪式，参观了沙飞摄影展。在展室里，我又看到了沙飞拍摄的父亲与美穗子姐妹的照片。我站在那几幅照片前，久久地望着画面上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幼小的美穗子，感叹着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是的，逝者已逝，活着的人，只有做得更好，才不辜负先辈的期望和嘱托……
“我最爱中国女排”（1）
我常常想，父亲这一生，其实是拼搏的一生。早年，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凭着一种信仰，在异常险恶的情况下，冒着随时会杀头牺牲的危险，一往无前地拼杀，义无反顾地冲锋，用20多年的时间，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建立了新中国。
解放后，他们仍然在不停地拼搏，这一回父亲打的是科技仗，他率领广大科技人员，白手起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向科学技术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攀登，短短的时间里，爆响了原子弹，飞起了导弹，卫星上了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的奇迹。
这一切，全都是拼搏而来的。
不知疲倦的父亲，最欣赏的就是那种舍生忘死的拼搏精神和顽强的战斗意志。
八十年代初，体育界有一支团队成为中国人的偶像，那就是中国女排。鼎盛时期的中国女排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
父亲对女排似乎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到底为什么，后来我弄清了，那就是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正是父亲所钟爱的。那几年，父亲一直关注着女排，他对女排的自强不息和奋勇拼搏精神，备加赞誉，女排代表了一种活力，一种健康向上的气质，还有不服输、不怕苦、不畏强敌的勇气。在父亲眼中，这种精神在新时期，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之时，尤为需要。女排精神和两弹一星的拼搏精神都是相通的，都是弥足珍贵的，都蕴藏着民族复兴的生动力量。
1983年初，曾经为中国夺取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世界杯冠军的孙晋芳、曹慧英、陈招娣、杨希等老队员光荣退役，3月初，国家女排调整阵容后，在北京与匈牙利国家队比赛的最后一场，父亲一直看到最后，中国队获得了三比零的胜利。关上了电视机，父亲仍然是兴致勃勃，连声赞叹。我想，既然父亲那么喜欢女排，我们不妨邀请她们来家过“三八”节。
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父亲表示赞同。
“三八”妇女节那天下午，经过联系后的国家女排部分队员，在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和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的带领下，来到我家，看望父亲。
姑娘们尚未来到时，父亲就在客厅里等候，桌子上摆上了家乡的米花糖，以及花生、瓜子、水果等好吃的东西。女排姑娘们到了，她们一进门，父亲就满面笑容地大声说：“欢迎你们，常胜军！”
这真是一次节日般的聚会，姑娘们个个笑容灿烂，格外招人喜爱。父亲和客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一旁注意到，父亲就像当年接见战斗英雄一样，眸子里流露出亲切、自豪、疼爱的神色。他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爷爷，在欢迎自己的孙女凯旋归来。
袁伟民代表国家女排，把一个全体队员签过名的排球赠送给父亲，大声说：“女排全体同志问您好，祝您健康长寿！”
父亲接过排球，双手捧着。这个动作多少带有天真的稚气。他对着签名仔细辨认一会，连声说：“谢谢大家！”
话音未落，又认真辨认着球上的名字。看得出，84岁高龄的父亲，视力已经衰退了，但他仍渴望着辨认出那些平时念叨了许多遍的名字。
大家坐下来后，父亲询问女排的训练、生活等情况，荣高棠和袁伟民一一作了回答。父亲听得很认真、仔细。谈到梁艳是成都人时，父亲便接过话茬，说：“我也是四川人。”逗得大家笑个不停。
那天，父亲高度赞扬了女排姑娘在赛场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并且应姑娘们的请求，答应给中国女排题词。第二天上午，父亲写下一句热辣辣的话：“我最爱中国女排。”据说这幅题词送到女排驻地后，女排姑娘们像在赛场上取得了一场胜利那样，高声欢呼起来。
客人走后，父亲叮嘱工作人员，把女排赠送的排球，挂在办公室的挂衣墙上，为的是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提醒走进来的人，永远学习女排的拼搏精神。
记得那几年，父亲是女排忠实的观众，一有赛事，他就要看。有时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待。医生们多次提醒，说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心脏不好，看比赛容易激动，少看为佳。可是，父亲却说他会保持正常心态，不致大喜大忧而影响身体。在他的坚持下，医生们只好让步。
其实，我明白了，父亲本人何尝不是在默默地学习女排精神？晚年，他身体状况差，多种疾病缠身，他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拼搏。他在咬牙坚持。坐上轮椅以后，他仍然每天坚持锻炼，不能拄着拐杖散步，他就扶着轮椅或由人架着散步，做体操时站不住，就由人在身后抱着他做各种动作。后来实在站不住了，就在轮椅上、躺椅上、病床上做各种动作，活动四肢。
正是依靠这种顽强的拼搏和坚强的意志，体弱多病的父亲活了93岁。
“我最爱中国女排”（2）
父亲说，他非常感谢中国女排，给他带来精神力量，带来战胜疾病的力量，带来愉悦和陶醉。
而我们的女排，在20年后又夺得雅典奥运会的冠军，给国人一份新世纪的惊喜。
关于女排姑娘赠给父亲的那个排球，父亲去世后，军博的人来家里搜集文物，一下子看上了那个排球。他们同时拿走的，还有不少珍贵的东西，都是父亲生前的纪念物品。有人说我“傻”，没留个心眼儿，把那么多好东西白白送掉；也有人说我像父亲一样厚道，不计较这些。
现在我想，把那个代表着拼搏精神的排球放到军事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它，感受到一种久违的激动，也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父亲的生日（1）
1979年12月29日，对于父亲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80岁寿辰。
早上起来，像往常一样，吃过简单的早饭后，父亲接受了医务人员的例行检查。上午，天气很好，没有风，没有雾，阳光普照，草叶上的霜雪很快化掉了，院子里一片暖融融的。入冬以来，这样的好天气并不多。父亲望着院子出了一会儿神，然后坐到办公桌前，稍作沉思，提起毛笔，蘸上墨汁。谁也不知道他想写什么，母亲和工作人员都专注地望着他，没人说话，房间里静悄悄的。
只见父亲运笔写道：“喜松柏之气概，念四化之早成。八十自题。”他满意地放下笔。大伙都鼓掌祝贺，一片欢欣。父亲点头微笑。这两句话，前一句是展示他一生的气度和人格追求，后一句是他对祖国的良好祝愿。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父亲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对于一个人来说，80岁寿辰是个大数，值得好好庆贺一番。要不要到外面找个饭店，订一桌菜，好好庆贺一下？人活八十不容易，80岁的老人了，大张旗鼓地办一回生日宴，全家轰轰烈烈地热闹一下，也属正常啊！再说，也有这个条件，打个电话，就成了。
但是，父亲还是依照惯例，特别交待：“关起门来自家过。”
那天，父亲请医疗组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在一起吃了顿欢乐的便饭。母亲里外张罗，忙上忙下，倒是把她累得不轻。
父亲的80岁生日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几天后，父母亲来到广州。按阴历算，阴历的11月27日，公历是1980年1月14日，那天，也算是父亲的八十大寿。那天，父亲可能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四句诗：“八旬在广州，好似更年轻。行行重行行，长征复长征。”
碰巧，叶剑英伯伯当时也在广州，他给父亲题诗祝贺。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叶伯伯八十寿辰时，父亲写了一首诗祝贺他。那天我也去看叶伯伯了，在座的人知道后，都要我当场朗读给大家听。
现在，父亲八十寿辰，叶伯伯也写诗祝贺他。叶伯伯引用了董老董必武的两句诗为父亲贺寿：“绿树多生意，白云无尽时。”又附了几句感慨之言：“八十之年，忽然而至，公为始满，剑犹过二。录必武同志句，为荣臻同志寿。”
寥寥数语，抒发了真挚的革命感情和兄弟般的友情。叶伯伯题诗祝贺，算是父亲八十大寿的一个高潮吧。
做寿、贺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全世界普遍的习俗。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铺张。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专门为自己做寿。解放后，他忙于工作，后来又经历“文革”风暴，很多的生日都搁到脑后了。在我的记忆中，大凡他过生日，无非是关起门来，由母亲操持，全家吃一顿长寿面。就这么点简单的表示，有时因为他外出，有时开会忙，寿星不在，只好免了。好在我们习惯了，也没觉得遗憾。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父亲在80岁前曾有几个生日，虽然没专心做寿，但过得很有意义。记得1956年12月29日，父亲57岁寿辰那天，他主持召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圆满结束，这是他于一个半月前任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后，第一次召开科学家的会议。这一时期全国科技事业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因此，尽管生日那天父亲连一碗长寿面也没顾上吃，但他的那个生日过得很愉快。
父亲60岁寿辰那天，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他以国防科委的名义上报军委，建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第六研究院（航空）、第七研究院（舰船）和第十研究院（无线电电子学）。次日，军委常委第九次会议一致同意再组建这三个研究院。实践证明，这三个研究院的成立和当初成立五院一样，对于我国国防事业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后来一想起父亲的60大寿，就想起这三个研究院。
1969年12月29日，是父亲70大寿。这时的父亲正处于“文革”的凄风苦雨中，他“疏散”在邯郸。他无心过生日，也忘了自己的生日，他苦苦思索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时的父亲却得到了意外的惊喜，母亲从吉林的“五七干校”千里迢迢赶到邯郸来看望他，母亲的到来令父亲感到欣慰，患难中的感情更是弥足珍贵，因此这个生日也是很值得纪念的。
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社会的逐步安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情人性的逐渐回归，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父辈之间，老友往来，表示一下祝寿之意，成为自然。在父亲这里，每逢生日，多数是精神上的表示，偶尔有人送个蛋糕，算是隆重之举了。晚年，父亲健康更差，常年麻烦医护人员，让他深感歉疚。每于岁末年初，父亲往往借机请大家吃顿便饭，表示他的谢意。而这时候正好是他的生日时间，所以大家既拜年又祝寿，两相结合，喜气洋洋，家里欢声笑语不断，让老寿星着实地开心一回。
父亲的生日（2）
改革开放之后，大街上高级酒店多起来了，何不到外面大吃一顿山珍海味？也有这个条件。可是，父亲坚决反对，他痛恨铺张浪费。在家里吃顿便饭，既节省又实惠，他认准了这个，所以，一辈子他都没到外面摆过生日宴席。
至于中央领导同志和老战友、老部下来贺寿，也都是热情道贺畅叙心怀，一杯清茶而已，父亲从未因做寿宴请过领导人。他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用不着吃吃喝喝套近乎。
每年过生日，他就再三叮嘱我们，不要张扬操办什么，在家吃顿便饭吃碗面就行了。
1983年，父亲生日之前好几天，就有人把电话打到家里祝贺。父亲责问：“谁那么嘴快，外面怎么知道生日的事？”
秘书说：“这还用我们宣传吗？您的回忆录开篇就写了您的出生日，人家自然知道了。”
父亲听后笑了起来。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1984年12月29日，父亲85岁诞辰。按照父亲的设想，仍然是关起门来简简单单地庆贺一下。这一天，我和丁衡高照常去上班，女儿照常去上学，我们一切都照常。但是，上午10点钟，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下午4点整，中央领导和有关同志要集体来给聂帅祝贺85岁大寿，大约30多人。并说，这是耀邦同志定的。今后凡中央领导同志满85周岁的，就采取集体贺寿的办法，到家里来拜寿。现在健在的中央领导同志中达到85岁的，聂帅是第一人，所以就从聂帅这里开始。
对于这个安排，父亲确实感到进退两难，拒绝吧，不好；接受吧，自己又不是很情愿。只好勉为其难了。
接到通知后，全家立即行动起来，研究接待。客厅是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就那么几个沙发，平时来十几人还可以，这次要坐30多人，怎么坐？最后，大家的意见是把原有东西搬走，沙发、茶几、电视机都挪走，换成长条桌摆在客厅中间，然后围桌放木椅和折叠椅，再在剩余空地放十几把折叠椅，客厅门口也放几把折叠椅。至于折叠椅、茶具、桌布等，家里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