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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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出指挥部帐篷，回到阵地，大家还在欢呼。父亲向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总理、叶剑英的祝贺。
1967年6月17日11时，父亲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之前，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亲说出了上述时间表。父亲自豪地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父亲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右为张震寰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虽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便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先后做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5次，但我国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并不低。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3）
氢弹炸响两天之后，父亲乘飞机回北京。在马兰机场，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面对前来送行的两派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飞机起飞了，父亲恋恋不舍地望着机翼下的大地。也许这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征罗布泊。在文革的风暴中，他见证了两次核聚变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
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一直关心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亲出席了中央军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10月17日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汇报。
朱光亚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8—1979年间，聂帅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研制计划出现的问题。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物，要求研究用强击机带核炸弹，这大概是从林彪、吴法宪这条线下达的任务。工作已经开展，也投了不少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聂帅很明确地提出这样的工作是不宜于开展下去的。他从运载工具有缺点，特别是从我们的战略思想、我们的政策的高度来看武器型号发展的。聂帅指出，我军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我们不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型号的武器。在1979年的‘专委’会上，这是最后的一次专委会，小平同志、叶帅、聂帅、徐帅都参加了，聂帅在会上又阐述了他的观点，会上很多领导同志认为聂帅是非常正确的，于是这个项目就下马了。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聂帅运筹帷幄，从比较高的角度来分析、指导我们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应该怎样发展，这点对我教育很深。”
1980年后，我国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爆炸后宣布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我国政府庄严宣布：“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父亲与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们共享成功后的喜悦
山高水长 蓝天上的中国星
我很关心这件事（1）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这里，他把卫星与原子弹、氢弹等同起来，可见，卫星也是何等的重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还在起步阶段时，卫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主要取决于毛泽东的决心。
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将一颗重184磅的金属球，由运载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金属球每95分钟以椭圆轨道绕地球转一圈。这就是人类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伴侣一号”。它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苏联举国欢腾。当时，我们这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大家纷纷议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造卫星。但我们深知，这太难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就在苏联卫星上天不久，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一下飞机，他便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11月2日，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上了天。当时毛泽东仍在莫斯科，他对赫鲁晓夫说：“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了天，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8年1月，美国步苏联后尘，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科技界研制卫星的热情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同时，北京、上海、浙江等中国许多著名高等学府纷纷设置相关专业，进行研究人造卫星的人才培养和探索工作。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他还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毛泽东发话了，父亲作为主管全国科学工作的副总理，毫无疑问，他得抓落实。热爱科学的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是很敏感的，尽管全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见过卫星是什么样子，但热情是不能少的。
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父亲便于5月29日召集部分航委委员开会，听取了钱学森关于五院与中国科学院的协作分工，以及研制与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的设想意见的汇报。在讨论时，钱学森提出了研制卫星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探空火箭，第二步以中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三步以原子能为动力的火箭，发射性能更先进更重更大的卫星。
父亲同意钱学森所谈的关于五院与中国科学院协作搞人造地球卫星的意见，也同意钱学森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方案，由五院负责研制探空火箭，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工作。
对于这个设想，父亲积极支持。他深信，研制人造卫星，探索宇宙空间，对我国的科技事业，无论是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早点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6月初，父亲患眼疾，住院治疗。6月9日，安东来医院探望他，他问起研制人造卫星的安排落实情况，说：“我很关心这件事，希望你再找五院、科学院、一机部等单位开个会，赶快把力量组织起来，各就各位，开始工作。”
按照父亲的要求，8月份，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小组”，负责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国科学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但限于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这项工作开始时主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当时计划筹建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卫星控制系统、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3个研究设计院。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当时没能实现。
8月20日，在父亲签署的向中央上报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这是吵嚷了半年多来，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卫星的事。
1960年4月，父亲参观上海电机厂报告上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技术的发展、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技术等。人造地球卫星首先成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工具……将成为高空中生物研究和开展星际航行探索工作的前奏。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
我很关心这件事（2）
此后，中国科学院加快了成立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的工作。同年11月，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父亲批准，这个院迁往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1959年1月上旬，父亲到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鼓励上海的科技界和国防科研单位，要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搞好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上海地方科技工作会议后不久，张劲夫传达了邓小平、陈云的指示：现在拨巨款研制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
据此，张劲夫提出，科学院的近期研制方针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父亲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和中国科学院的近期方针。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做扎实、细致、艰苦的工作。
此后，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0年2月，他们自行研制成功了“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火箭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虽然它像个大炮仗，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这一年的4月18日，父亲在张劲夫、郭沫若、钱学森等人陪同下，冒雨来到位于上海江湾机场内的简易试车台，观察了“T…7M”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对研制火箭发动机的专家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科技展览会上察看了这种探空火箭后，大加赞扬，勉励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
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又说：“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1960年4月18日在上海，父亲（左四）、张劲夫（左三）、钱学森（左二）
视察探空火箭发动机试车情况5个月后，发射重量达1138公斤，飞行高度60公里，携带25公斤气象探测仪器的我国第一枚T…7型高空气象火箭，在安徽省广德县山区发射成功。这应该算作中国人在人造卫星的研制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绩。
但是，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新技术协定，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1）
1964年，中国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震惊世界。沉默了许久的卫星，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65年初，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的关注。
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我国暂停研制的人造卫星，应该重新上马。
钱学森写道——自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些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如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携带仪器的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苦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1965年2月初，父亲看过钱学森写的报告之后，作出如下批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的这个建议，我意，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步骤上，还是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头部（卫星）要与中国科学院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地球物理所及搞探空技术的力量。如何分工，请在座谈会上研究一下。可考虑卫星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进行研制。
根据父亲的意见，国防科委组织力量对研制卫星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将论证结果报告给中央专委。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召开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赵九章、吕强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对发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及卫星的重量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现在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统一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
5月初，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
7月2日那天，父亲专门听取张劲夫、张震寰的汇报，内容是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
听完汇报后，父亲说：“研制、发射人造卫星是个很复杂的任务，要很好地分工。卫星本身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尖端，它过了关，可以带动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运载火箭及其第三级火箭还是由七机部研制。”
他又说：“我国的第一颗卫星能发射上天，能听到、看到，考验了运载工具和探测仪器就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