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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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我国的第一颗卫星能发射上天，能听到、看到，考验了运载工具和探测仪器就不错了。为抓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这项工作，需要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下设一个业务局做具体工作。我国究竟需要发射一些什么型号的卫星，要很好论证、研究。型号不要太多。……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将来要成为一个基本的卫星发射试验基地，搞一些可以移动的测量设备，搞一些临时的或辅助的试验基地。”
半个月以后，父亲在听取七机部领导王秉璋、钱学森等人汇报时，又谈到了卫星的问题。他说，如果运载工具1969年能搞出来，1970年放人造卫星是可能的。
他又说，人造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担任，这个担子已不轻。运载工具包括第三级火箭，应由七机部搞。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必搞什么更多的科学探测，只要放上去，送入轨道，能转起来，听得着，看得见，就行。成功后，再搞通信、侦察、气象等卫星。
他还说，“大跃进”时，谁都要搞上天的，各搞各的型号，事实教训我们，上天不是那么容易，各搞各的是不行的。
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反对各搞各的，提倡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搞大协作。搞卫星，他仍然是这个观点。
随后，中国科学院上报了卫星研制规划。
8月2日，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专委会对中国第一颗卫星提出的要求是：必须考虑政治影响。我国第一颗卫星应该比苏美第一个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听得见。
中央专委会还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并对卫星工程作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2）
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开始进入了工程研制阶段。为全国协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再加上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中央专委确定，把搞人造卫星的代号定为“651”任务。
9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卫星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
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终于正式起步。
东方红一号上马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人造卫星工程的研制受到很大干扰。父亲那时候紧紧盯着“两弹结合”试验，盯着氢弹，除此之外，他还盯着核潜艇和卫星。搞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他到马兰核试验基地视察，离开马兰，他没有直飞北京，而是和张震寰、钱学森等人一起，又回到了酒泉。时间是1966年11月17日。
他这次来，是专门为了卫星来的。
导弹试验基地的领导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起初不明白父亲他们为什么又来这里。父亲说：“我这次来，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父亲说的要紧事，就是卫星的事。父亲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站址勘选、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也要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先作些准备工作。
听父亲说完，李福泽不禁面露难色，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基地的难处：“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又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比较复杂，让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
钱学森着急了，说：“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没法安安静静地搞，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父亲对李福泽说：“你们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来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现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试验一定要如期实施。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东风基地副参谋长乔平率领由基地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工业设计院、北京邮电设计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勘察组，先后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确定了各卫星地面观测站的站址，并确定将陕西渭南作为基地卫星测量部（即第六试验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统一负责全国卫星测量台、站的规划、建设及建后的使用管理。
此后，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国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并编入基地设在陕西渭南的第六试验部。至此，从事卫星测控研究和从事火箭、导弹靶场测控工作的两支队伍汇集在了一起，在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卫星测量控制网的建设。
这还不够，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冲击，1967年3月，父亲建议将各国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研究机构，由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
这个重要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实上，正是这个决定，使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下来了。
随后，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7年5月，父亲听取钱学森等关于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科研机构要精干，工作要紧张，不要人浮于事。电子技术，是各军兵种、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这使得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动乱中继续进行。而这时候，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已经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这几件事情，父亲就被卷进了“二月逆流”里，连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也使他渐渐被迫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国防尖端事业，这时的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关于卫星，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回忆说——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叫“东方红一号”。这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但却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各分系统文齐武不齐，不协调不配套。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和设计人员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拿着方案找到我，孙家栋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3）
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
这个时期，七机部也没有什么人管事了。关于“东方红”卫星的事，后来我又听过一次机关汇报，也到现场看了看。卫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简化我就拍板定了。我当时强调，最后总体决策还要向党中央、周总理和聂帅报告。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儿傻大胆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万民欢腾。此时的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他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记得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喜讯传来，我们连夜敲锣打鼓到农村向贫下中农报喜。老乡从睡梦中醒来，问：“这么热闹，啥事啊？”我们说：“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他们说：“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了，还造什么地球卫星？”现在想起来，这似乎有点可笑；再一想，又让人笑不起来。那时候，科学离我们的人民群众太远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种长征系列型号的火箭进行了数十次卫星发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高水长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父亲在全力领导组织“两弹”研制的同时，十分关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1958年6月18日，父亲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6月27日，父亲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国家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主席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关系到海军建设大局、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确定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在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展不久，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对此，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其中就包括核潜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以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主，开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开发研究工作。当时，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人对核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苏联两国拥有核潜艇，为了不至于使新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它们都对中国进行了核技术封锁。在开始核动力潜艇研究时，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仅仅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并不完全的核潜艇外形照片。就这样，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这3个攻关摊子。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让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此前，曾有一种意见，完全停止这项工作。
父亲知道，完全停止研制核潜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后，将来再组织力量就难了，必须想办法坚持下去。这时候，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院，该院是核潜艇研制的主要单位）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也向父亲建议：核潜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
父亲同意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情况下，仍然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就常来我家做客。彭士禄回忆说：“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为确保‘两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1964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全面展开研制。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因经济困难，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其根据是，人家先进国家都是遵从这样的路子：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认为现在不能再犯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冒进”的错误，在自身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将人家的“三步”化为“一步”走。
黄旭华总工程师等人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五十年代的“冒进”而裹足不前。“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是：圆形截 面，流线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在研制的目标。只要我们解 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步”并作“一步”不是没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亲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