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长-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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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几位老帅虽背负“二月逆流反党成员”的罪名，但仍一片丹心不遗余力地为国家，为民族操劳。而这时候，他们的前途依然危厄莫测，因为林彪、江青一伙正如日中天。作为他们的对立面，随时仍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1969年10月20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谈。此前3天，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了一道“紧急指示”。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为名，正式下达了这个“紧急指示”，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后来人们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林彪一伙为实现篡党夺权而有计划地进行的一次预演，林彪是背着毛泽东发布这个号令的。他想借中苏两国的紧张态势，检验一下他号令全军是否行得通，同时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因为这些老同志虽然大都赋闲了，但他们的威信和影响还在，把他们留在北京，是危险的。
　　在京的老革命家大都被告知，限期离开北京，分头“疏散”到外地。父亲接到去郑州的通知。他认为，郑州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他不熟悉。如果去晋察冀更好，打仗时，他还可以起些“参谋”作用。
　　父亲让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反映这个想法，提出要到石家庄去。很快，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同意父亲到邯郸。
　　在这之前，我爱人丁衡高早就调到陕西秦岭一个偏远“三线”山沟里搞科研，我去了河南一所“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母亲张瑞华都是60岁的人了，长期有病，身体虚弱，仍然给“下放”到吉林省白城子的一个“五·七”干校里劳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6岁的聂菲。
　　临离开北京之前，父亲嘱咐陈兆保上街买来了两盏马灯和一些蜡烛，翻腾出三四个战争年代用过的马榦子。他说，真要打起仗来，打游击，这些东西很有用。如今，这两盏马灯还在我家保存着，前些日子收拾储藏室，我想把它们丢掉，想了想，又舍不得，还是继续留作纪念吧。
　　准备行装时，按上面的要求，尽量少带东西，最好能一个人挑得动。想到这个家不知何时能再回来，父亲的情绪比较低落，他让陈兆保和周均伦把带不走的东西，一些文件、电报、资料等涉密的东西，统统烧掉。
　　　
　　　　　　　　　　　　　　　　　　我还能做点什么？（3）
　　“第一个号令”宣布后的第4天，父亲带着6岁的聂菲，在陈兆保等陪同下，来到了北京火车站，乘火车去了邯郸。由于当时父亲只有一位秘书，周秘书只能留在北京值班。他去火车站送那一老一小，当老人和孩子钻进车厢，火车咣当一声开动时，周秘书觉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几乎落下泪来。
　　父亲到邯郸后，被安排在行署宾馆住宿。虽然那时的宾馆条件也很差，连暖气都没有，但由于这一带有不少他的老部下，所以父亲和其他落难的老革命相比，还算是比较好的。
　　到邯郸的第二天，父亲就默默地来到了邯郸烈士陵园。他在左权将军墓前脱帽志哀，眼里含着悲伤的泪水。他一定又想起了这位亲爱战友的音容笑貌，想起当年他们还是年轻人时，做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对陪同他的邯郸军分区的一位年轻干事说：“左权年轻，能吃苦，很能干，是我军的优秀将领，可惜牺牲得太早了。”
　　2002年9月25日那天，我来到邯郸烈士陵园参观时，向陵园领导讲到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他们都感到吃惊，因为当时处于“文革”动乱中，陵园的人居然不知道曾经有过这件事情。
　　在邯郸的日子里，父亲总想着做点事情，他要尽一个老兵的责任。不是搞战备吗？他就将自己在战争年代的老经验整理成文，一式几份，分送到军分区、邯郸市革命委员会、公检法等。尽管泥牛入海，父亲并不泄气。
　　他提出到工厂、农村去看看，经过有关部门多次磋商，拨给他一辆快要报废的旧吉普车。他在军分区岳明理干事的陪同下，先后去了邯郸制氧厂、钢厂等10家工厂和5处农村。峰峰煤矿，是刘少奇当年开展白区工作时呆过的地方，父亲冒着严寒去了，他看了采煤的坑道口，还看望了自己当年的警卫员。中午，他在一间平房里休息，矿区领导告诉他，这里久未住人，又脏又破。他却说：“这里挺好。”
　　聂菲在邯郸的小学校插班读书，她是北京来的，穿戴打扮显得洋气，同学们都叫她“小洋人”。她听不大懂孩子们的本地口音，交流起来困难，她有时感到很孤独。在她不上学的时候，爷爷总是愿意带上她到各处走走。许多年后她回忆说，就是在邯郸，她第一次见识了棉花，原野上那一片片洁白的棉花令她好生喜欢；她还认识了很多的农作物，大开了眼界。她还说，老爷爷那时就教导她，要学会接触社会，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不能与社会有距离。后来，在她长大成人后，爷爷总是提醒她，要把自己融入社会和时代中，只有这样，才不会被时代抛弃。
　　父亲听说，离邯郸30公里远的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搞得不错，这里人多地少，他们经过试验，摸索出“间作套种”的耕作法，两年里种了7茬庄稼。父亲兴致勃勃去了，而且一连去了好几次。
　　父亲第一次来到何横城，随行人员向大队支书李合贵介绍说：“这就是聂荣臻元帅。”
　　纯朴的乡亲们上上下下打量父亲，李合贵哈哈一笑，半开玩笑地说：“像龙、像虎，像个大官。不愧是大元帅呀！”
　　父亲同村民们一一握手，说：“听说你们的生产搞得很好，特来这里学习。”
　　他们开始时有些紧张，后来看到面前这位穿布衣的元帅没有一点架子，就放开胆量，七嘴八舌地讲起了科学种田，时而放声大笑，父亲频频点头。临走时，父亲说：“人总得吃饭穿衣，像你们这样立足农村，为国家人民做贡献，我看我们的党、国家还是大有希望的。”
　　第二天，意犹未尽的父亲又来了，他在村子里转，到村民家里东看西看，还来到养猪场、油坊和菜园，连一口水也顾不上喝。他在琢磨何横城大队的经验。
　　父亲第三次来，没有打招呼，而是直接来到了大队的实验农场，找到正在忙碌的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父亲单刀直入地说：“我过去是主管科学的，你们是农业战线上搞科学种田的，咱们有共同点。我虽然不懂农业种植，但我知道科学对农业是十分重要的，农业也是一门科学，而且你们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天，想请你们再给我讲讲怎样科学种田。”
　　他们干脆坐在地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详细地讲开了，讲他们怎样“间作套种”，怎样充分利用光能和地力，在同一单位面积上使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获得了丰收。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贫穷低产的情况下，何横城大队粮、棉、油产量却连年翻番，令父亲欣喜不已。他称赞说：“你们做得很好，真不简单，这个经验推广出去，吃饭穿衣就不成问题了，我回去后要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情况。”
　　回到邯郸住所，父亲便把何横城大队科学种田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
　　第四次来何横城时，父亲对李合贵说：“我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把你们的成绩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李合贵听说周总理都知道他们大队了，高兴得合不拢嘴。他带父亲参观大队的养鸡场，父亲边看边问，这是什么品种，产蛋怎样，防病、喂养的情况等等，不厌其烦地问。其间，父亲见饲养员用力一吹哨子，不论多远的鸡都能飞跑而至，乐开了怀，说：“养鸡也能军事化呀，哨子一响，就能集合。”
　　　
　　　　　　　　　　　　　　　　　　我还能做点什么？（4）
　　父亲还是发现了问题，他对李合贵说：“你们的鸡品种不好，需要改良。”
　　回到邯郸住处，父亲就给北京打电话，说是自己掏腰包，让买200只名为来亨鸡和九斤黄的优良品种雏鸡，要快些送到何横城大队，送给乡亲们饲养，并说这种鸡比乡亲们喂养的土鸡成长快，产蛋多。
　　在京的周均伦秘书很快照办，把雏鸡运到了何横城。30多年后，有记者去采访周均伦，他仍然感慨地说：“从这件事上你们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聂帅太爱科学了，简直是痴迷科学，在那样的处境下，他还想着科学种田，科学养鸡。”
　　1973年，李合贵和他的儿子李明山参加了全国棉花会议，在中南海受到了中央首长的接见。周总理在会上说：“谁说北方地区不能粮棉双高产？何横城就能双高产！”
　　1974年“十大”期间，父亲将李合贵接到家中做客，说：“你们的经验好，了不起，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这是你李合贵的光荣，你们全村的光荣！”
　　如今，何横城大队的老支部书记李合贵早已逝世，他的儿子李明山和乡亲们仍然念念不忘父亲来这里的情景。2002年我们到老区寻访时，我和寻访组的同志专程去了一趟何横城，乡亲们拉着我的手，给我讲父亲当年来这里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2004年11月，李明山来到我家，说是要向聂老帅报告村里的情况，他站到父亲的遗像前，双腿跪地连连磕了几个头，含着眼泪，把30多年来何横城的巨大变化讲给父亲听……
　　如果不是后来父亲得了皮肤病，他还会在邯郸待下去。这里虽然清苦，但远离喧嚣，他过得倒也自在。可是，1970年初，可能是由于水土不服的缘故，他全身起了严重的湿疹，夜里痒得睡不了觉，皮肤被抓破后，淌黄水，非常痛苦，睡不好觉又影响到他的心脏。从北京找了药送去，父亲用了也不见效。实在没有办法，他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很快批准他回北京治疗，治好病再回去。
　　1970年的“五·一”节，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关心地询问父亲的身体，父亲就讲了他的皮肤病。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于是，父亲便结束了“疏散”——其实是“流放”的生活。
　　在这之前，母亲也结束了在吉林白城“五·七”干校的劳动生活，坐火车回北京。周均伦闻讯去火车站接她。她是坐慢车来的，周均伦按时赶到永定门火车站，旅客们乱哄哄下车，他却怎么也看不到我的母亲。他踮起脚尖打量，终于看到一个面熟的老年妇女，可是那人打扮太奇怪了，她戴了一顶解放帽，把头发塞到了帽子里面；穿了一件老棉袄，腰上紧紧地束着一根草绳子。周均伦后来说：“看来看去，哟，那真是张处长。”
　　当时他对母亲说：“你怎么这么个打扮呀。”
　　母亲说：“我去劳动，就得像一个战士的样子，我在那里就是这个样子。”
　　她晒黑了，变瘦了，但也结实了。
　　母亲回到家里，人们看到她的这副样子，也是一脸的惊奇。
　　　
　　　　　　　　　　　　　　　　　　危难之际情更浓（1）
　　1973年3月初的一天，冷落了许久的我家的门前，突然驶来了一辆车牌号陌生的吉姆牌小汽车。汽车停在我家的门前，司机下来敲门，值勤的警卫战士警惕地问：“你找谁？”
　　司机回答说：“请报告一下，邓……小平来看聂帅。”
　　警卫战士惊奇地问道：“哪个邓小平？”
　　司机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说：“就是……那个邓小平啊。”
　　警卫战士道：“噢，是不是那个打倒的邓小平？”
　　司机为难地说：“就是。”
　　“请等一下。”警卫战士往里面打过电话，随即热情地打开大铁门，放汽车进来。小汽车刚驶进来停稳，我的父亲母亲就迎过来了。由于走得急，也许是太激动，他们步履有些踉跄，表情兴奋而急切。
　　车门打开了，从里面下来满面风霜的邓小平叔叔和卓琳阿姨。他们刚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回来没几天，未及通报，就坐车来看望我的父母。自从1966年下半年邓叔叔遭到批判和软禁后，他们已经有5年没见面了。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小平……”
　　邓叔叔也声音颤颤地说：“老兄……”
　　两双手猛地握到了一块。而此时，母亲和卓琳阿姨抱在一起，轻轻啜泣起来。父亲和邓叔叔久久地对望着，胸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如何说起，他们只是长久地打量着对方，眼里都含着泪光……
　　家中的工作人员都目睹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以至于30多年后，当时在我家当警卫员，后来给父亲当警卫参谋的杨何的仍然清晰地记得每一个细节。
　　父亲和邓叔叔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留法勤工俭学那时候，他俩差不多同时走上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世界观的改变，在周恩来伯伯领导下，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们三人在海外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相继回国，父亲继续在周伯伯领导下工作，邓叔叔虽然年纪轻些，却能够深得中央信任，被派往遥远的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夏天，邓叔叔去广西之前，路过香港，父亲曾经请他吃饭，向他介绍广西的情况。不久，百色起义的枪声，让他的名字传遍党内。
　　邓叔叔私下里叫我的父亲“老兄”，父亲叫他“小平”，这个称呼他们一辈子都没变。
　　1992年，父亲去世后，邓小平叔叔的女儿毛毛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纪念文章，名为《聂荣臻伯伯永远活在我们心间》，这篇文章感情真挚，我至今难以忘怀，故在此摘录其中的一部分。毛毛写道——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坷不平的革命历程后，1935年6、7月间，他们又走到一起了。
　　在长征过草地前，在毛儿盖，父亲从中央秘书长任上调到红一军团任宣传部长，而红一军团的政治委员就是聂荣臻。
　　从这时开始，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两年间，父亲和聂伯伯一直战斗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那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父亲在甘肃庆阳得了非常严重的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也不能吃，生命十分危险。正好此时张学良将军和共产党搞统战，派人送来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罐装牛奶。
　　聂伯伯当即决定：所有的牛奶全给小平。
　　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父亲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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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我们家随父亲从四川迁往北京。说来也巧，正好住在聂伯伯家的隔壁。
　　那是在景山的东北角上，一条小胡同里，一道不高的围墙，把我们隔成两家。墙上有一个小木门，打开门，两家就成了一家。
　　父亲和聂伯伯，两个四川老乡，两个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两个国务院副总理，两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两个亲如兄弟的革命老战友，住在一起，来往更加频繁了。
　　晚上，饭后，只要有时间，聂伯伯、张妈妈，总要和我们的父母亲一起去散步。在北海公园那湖光塔影之畔，在景山公园那苍郁翠绿之中，留下了多少他们那轻松的脚步，留下了多少他们那欢快的笑声。我和我的弟弟飞飞，才上幼儿园，下学后，从来是问都不用问，开门就钻进聂伯伯家的院子，去爬假山，去钻山洞，去摘藤萝架上长满了的长豆角。
　　聂伯伯和张妈妈只有一个女儿——丽丽姐姐，家里没我们这样的小不点儿，因此，他们很喜欢我和飞飞。只要我们一去，张妈妈就又是拿糖，又是拿水果。在我们心里，从小，就把聂伯伯和张妈妈看成和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样儿。
　　1957年，我们搬家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