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2-西潮的彼岸-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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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济安师1946年的日记以后，才真正体会到他内心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面：他非但是“性情中人”，而且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浪漫主义者。　　　　
　　　　济安先生在他的日记里说：“我是一个浪漫派，我顶缺乏的virtue（德行）是sobriety（冷静）。”这句话写于1946年5月4日，恰为“五四”时的浪漫精神做了一个注解。济安先生的爱情观有不少是继承了“五四”的余绪，譬如他认为女性是至真、至善、至美的——“我认为除女人以外，没有美”——就有点徐志摩的味道；他觉得他最理想的恋爱，“是同一个爱人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这也和徐志摩那首长诗《爱的灵感》中的情操相似。他在感情的旅程中感到“寂寞”，“能使我不寂寞的，只可能是一个人（不知是谁？）”，他认为“世界上真正关心我而更了解我的人，可说没有”，这种“自怜”（济安先生自称为narcissism）也会使人想起郁达夫。济安先生的日记，是足可与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相提并论的。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浪漫的圣徒（2）

　　　　但济安先生的“浪漫主义”却与“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他虽然说自己缺乏“冷静”，但却不乏深思和自省的功夫。“五四”时代的浪漫情绪是排山倒海式的，久经桎梏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火山爆发式的感情是与社会的反封建和思想上的反传统连为一气的，但“五四”文人往往忘乎所以，以为感情就是道德，从来就没有缜密地分析过自己的心态。二十多年过去了，到了济安先生这一代，“五四”时代的破坏运动早已成功，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已成定论，但破坏的结果并未导致精神上的重建，加以连年战乱，国家和社会都动荡不安，知识分子和文人大都逐渐“政治化”了，但也有不少人——像夏济安先生——反躬自省，体外而审内，他们的作品，使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较20年代增加了一种关怀社会的幅度和一种探讨内心的深度。济安先生在日记中所述及的小说，如果完成的话，一定会是40年代的代表作，可惜他要求太严，知难而退，否则他的作品足可超越钱锺书的《围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清末民初是播种期，20年代开始开花，但直到三四十年代才结果，如果没有战乱的影响，伟大的文学作品必会层出不穷。　　　　
　　　　诚如夏志清先生所说，济安先生的浪漫主义“可能代表了真正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因为它没有20世纪20年代“激情”式的虚浮，而有一种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内涵。夏志清先生特别指出：“他的浪漫主义里包含了一种强烈的宗教感；济安不仅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他的处世态度和哲学都带有一种宗教性的悲观。这种宗教性的勇于自省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里是绝少见到的。”但济安先生的宗教观却与但丁之美化贝亚特丽斯（Beatrice），或中古欧洲文学中骑士向贵妇的顶礼有所不同。西方文学中宗教化的爱情往往最后都归宗于一个“圣母”（Madonna）的意象，爱情的升华与魔鬼所作祟的欲念形成剧烈的斗争，所以19世纪欧洲的浪漫文学和艺术一方面表现爱情的升华，一方面也歌颂爱欲的斗争，所谓“passion”即由此而来，集其大成的可能是瓦格纳的名歌剧《特里斯坦与依索》。济安先生爱情中的宗教意味既没有把女性“圣母化”（他的心上人是小家碧玉型的，是玉女而不是贵妇），也没有爱与欲的纠葛（他对所爱的人毫无欲念，而且洁身自守）。我觉得济安先生的宗教观是他理智上的自制（在日记中称之为ego）和感情上的冲动所交织而成的产物。在3月29日的日记中，他把上帝看做“爱”，跟随上帝也就是听从自己的感情；上帝造人，是要使人有人性，使亚当爱夏娃，而不是超越人而变为神。所以，在济安先生的宗教领域里，并没有人与神之争，也没有上帝与魔鬼在人的心理上斗法，而只有完全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感情与理智的煎熬。他虽然想“逃避”，喜欢“悲观”哲学，但因为他的性情操守，他最终还是逃不过“中国式”的人道主义。我们在西方文学或宗教中，很难找到像下面的这种句子：“我的心底下有一种声音，说道：‘是人可妻也。’我就把这种声音当做是上帝的声音，我要跟从上帝，就不能再听ego（自我）的话。”因为济安先生的宗教观是“中国式”的，所以他“从不承认sex是sin”，所以他说：“基督教的sin的观念，在我总立不大住。如我之追她，说‘痴’则有之，说其中有什么罪恶，我是绝对否认的。”　　　　
　　　　济安先生的“痴”情，看了令人感动。他的心上人何尝没有缺点？但是，济安先生与她说不上几句话，竟然深深地爱上了她，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件趣事。如果济安先生仍然在世的话，此时此地，念起旧情，不知他作何感想？然而，济安先生人格上的这个“弱”点正是最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情操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济安先生一生涉猎西方文学，博览群书，他三十岁时就已经熟读英国文学，分析阿诺德（MathewArnold）和柯勒律治（Coleridge），看最艰深的文学杂志如Scrutiny和Criterion，引现代批评泰斗威尔逊（EdmundWilson）和卡津（AlfredKazin）的书，论克尔恺郭尔，抄剑桥大学的英国文学书目。他何尝不知道西方文学中的“名女人”和伟大的爱情故事？然而，西方文学中的“热情女子”——所谓heroinesofpassion——似乎对他并无吸引力。他同情雪莱的前妻哈丽雅特（HarrietWestbrook），雪莱弃之而与玛丽（MaryGodwin）同居，济安先生对之殊无好感（见7月16日日记），却以自己的处境比之于霍格（Hogg）之追求哈丽雅特。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浪漫的圣徒（3）

　　　　在4月1日的日记中，他又说：“我的悲剧，是恋爱尚未失败，已经去写SorrowsofYoungWerther（《少年维特的烦恼》）。”雪莱的“哈丽雅特”和歌德的“夏绿蒂”——少年维特梦寐以求的人——都可称之为“纯情”女子，不是热情如火、欲浪滔天的“荡妇”，中国文人很少喜欢后者，济安先生也不例外，这可能是受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中“才子佳人”的“伤感”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学中的佳人绝非西方文学中的“荡妇”，她所具备的是“纯情”而非“热情”。但从济安先生的日记看来，他对于“出淤泥而不染”的“红颜”——如董小宛，或林琴南笔下的“茶花女”——也不见得欣赏，这种有道义、有情谊的“风尘女子”作为小说人物则可，但对于一个“连女人手指都不敢碰”的纯情主义者而言就未免太世故了。　　　　
　　　　济安先生在思想上的成熟和在学问上的“世故”，似乎与他在感情上的纯真和“稚气”恰成对比。他所喜欢的“小家碧玉”型，未婚前应贞洁无瑕，甚至颇带娇羞、受惊之态，结婚后当然是相夫教子，从一而终。这又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理想女性，西方人可能觉得不够刺激，或没有性格。所以，济安先生所喜欢的好莱坞女明星都是如出一辙的，他迷于苏珊娜·福斯特的“受惊状”，觉得玛琳奥·莎莉文楚楚动人，琼·莱丝莲天真无邪，其他如罗采尔·赫逊和芭芭拉·勃莉顿都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人物，在外国观众眼里，这几位女星并不见得出色，所以也红不起来。但是济安先生对当时的大明星如嘉宝和玛琳·黛德丽并不感兴趣，也许是嘉宝太过“风尘”，玛琳·黛德丽太过妖艳吧。风靡一时的洛琳·白考儿是亨弗莱·鲍嘉的遗孀，当年和他配戏时，“做足诱惑功夫”，很多人为之倾倒，但济安先生却“只觉讨厌”。　　　　
　　　　济安先生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绝非以肉欲或性感取胜，而具有性灵之美。济安先生认为恋爱与结婚应合而为一，二者之中，皆无肉欲成分。结婚是恋爱的自然结局，而非恋爱的坟墓，所以，他在单恋之际，从未有欲念，却时时刻刻不忘考虑她是否可以做一个好太太，甚至斤斤计较于她所烧的菜是否太辣，自己说的苏州话她是否可以学等琐事。这种思想，看似不够“浪漫”，但却是真情贯注的最佳表现，在济安先生那个时代，何尝不是人人如此？这种恋爱方式虽已过时，但恐怕在今天的台湾仍有余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里男生追女生都是如此：情起于一举手一投足，见面时说不出话来，却在暗地里上“万言书”，写得淋漓尽致。双方都有好友做“参谋”，感情建立在相互间的浪漫意象基础上，而高潮是在宿舍会客室或校园里的“会面”（“interview”，济安先生在日记中用的这个词妙极）。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浪漫的圣徒（4）

　　　　互相示爱以后，才开始约会，双方在结婚以前，已经“从一而终”了。这种“过渡时代”的恋爱方式当然有它的缺点，双方的了解不深往往成了这种男女关系的致命伤。济安先生思力过人，在他理智的分析之下，早已怀疑“即使得到了她，我能否快乐”，甚至时而“大彻大悟——我对她并没有爱”，即使在梦中，也隐隐觉得她并不完美（譬如在3月1日所述的梦中，她就断了脚，“她左脚不知怎么没有的，是一块圆头的木头”）。但是他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痴情，苦追下去，这种成熟的理智与未成熟的感情的冲突，终于酿成4月27日二人见面时的“吵架”。我们虽然不知道二人争执的内容，但从济安先生的性格看来，显然是他的ego的一种“防卫作用”，也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暴自弃”。济安先生自尊心极强，但对异性又自认有“自卑感”，两相冲击之下，就“暴”出来了。　　　　
　　　　济安先生虽说自己缺乏冷静，却仍有他理智上冷静的一面，然而他对于这种思虑上的深度，并不引以为荣，却自认是逃避，所以他把钱学熙批评阿诺德的话用来批评自己：“他不是个伟大的人，因为他没有勇气让他的真爱坚持到底。为了谨慎，或者别的什么并不很堂皇的理由，他离开了他心爱的女子玛嘉丽特。尽管他还能保持心境的平静和稳定，他却永远也不知快乐为何物，也从来不曾表示过他服膺真理的忠诚。”济安先生事实上并不是感情上的“懦夫”，他明知“因爱而带来的困扰和不安”，却仍然为她“默然受苦”，坚持到底，又为她守身如玉，自誓除了这位心上人之外，“决不娶亲，而且不娶亲亦将永葆童身，情愿过‘孤阳’的生活”。这种深思而后的自律、为情而终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精神”。　　　　
　　　　从济安先生的日记看来，他一生的转捩点是以感情——而不是理智或生理——为基础的，他在2月23日找钱学熙倾诉他的恋情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我生命历上，是划时代的一天。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承认在恋爱。我生理上虽早已脱离儿童时期，但心理上稚气还是很多……可是今天起，我是算大人了。”读后我不禁想起一部欧洲电影，叫做《密视列车》（CloselyWatchedTrains），片中叙述一个在火车站工作的青年经过数度失败之后，终于和一个经验丰富的女子发生性关系，一夜之后，他站在月台上指挥列车，已经俨然是大人了。西方人往往以性经验作为成年的标准，但是济安先生的成年（1946年他是三十一岁，正合乎孔子所谓的“三十而立”）却基于感情上的体验。这种浪漫的“心路历程”在中国可谓渊源已久，从明末清初经晚清民初，到“五四”而及于现代，这一个“情”的传统不知主宰了多少才子佳人的生命。济安先生学贯中西，但在感情上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有情人”，他的宗教情操能将这种中国式的男女之情发扬光大，他一生恋爱的失败更显示出他唯情主义的伟大。　　　　
　　　　济安先生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也是一个从浪漫到非浪漫的过渡时代。先生当年已经感到：“我一向梦想的浪漫英雄——很快的恋爱，私奔，结婚，向世界挑战，保护我的爱人——我这世是做不成了。”在20世纪70年代读这一本40年代的日记，在性泛滥的西方世界念这一本“纯情”的记录，我不禁发起“怀古之幽思”，像济安先生这样的“浪漫英雄”，我们这一世是做不成了。　　　　
　　　　我们这一代在情感上都是西潮冲击下的“罪人”，唯有夏济安先生才是中西交流中的“圣徒”。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刺猬”与“狐狸”（1）

　　　　“刺猬”与“狐狸”　　　　
　　　　英国的历史学家伯林爵士（SirIsaiahBerlin）曾经写过一本小书，名叫《刺猬与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这本书不到一百页，却对于托尔斯泰体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观及文学技巧有极深入的见解。记得全书的结论是：西方自柏拉图以来有两种思想模式，一是“刺猬型”的，一是“狐狸型”的，前者往往有一套大的理论架构，或从一个关键问题推究到极致，可以柏拉图和马克思作为代表；后者往往观察入微，从不建筑大的理论架构，思想微妙，却没有“从一而终”的思路，可以托尔斯泰作为代表。伯林认为（如果我记忆无误的话），托尔斯泰基本上是一个“狐狸型”的艺术家，却在《战争与和平》中想求得一个“刺猬型”的历史观，结果兼取二者的优点，遂使这本小说成为举世不朽的作品。　　　　
　　　　如果我们把“刺猬”和“狐狸”作为两个象征性的名词（并除去这两个名词在中文里的不良意涵，如“狐狸”并非指奸诈）而用在中国现代的文学创作上，颇可以发人深省。如果就“五四”文学而言，鲁迅显然是一个大“狐狸”，他的短篇小说读来像抒情的散文，但却含义深远；他在文学技巧上的反讽手法也可以说是“狐狸型”的。鲁迅的思想虽较一般作家深刻得多，却从来没有一套体系，许多左翼文学史家从马列立场硬把鲁迅的思想写成一套“革命”系统，实在大错特错。反观茅盾，却是一个“刺猬型”的作家，他的小说在语言和技巧上比不上鲁迅，但几乎部部都有一个大架构，《子夜》中的上海就是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文明的缩影，“农村三部曲”虽是短篇，气派却不小，茅盾本人的构思即为描写中国农村在种种经济势力下的破产。茅盾思想上的架构是一种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写实主义，但他与一般左派作家不同，对于社会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而偏重描写革命前夕人性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读来颇有悲剧的意味。


《西潮的彼岸》　第二部分“刺猬”与“狐狸”（2）

　　　　对于近期的各位作家，我不愿随便再加上另一顶“帽子”，且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近来创作“文革”纪实小说的两位作家——陈若曦和夏之炎——在创作方式上恰恰相反，陈若曦在《尹县长》的几个短篇中把人性在“文革”制度下的煎熬描写得细致入微，更运用旁敲侧击式的反讽手法道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一种“狐狸式”的手法；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在文学技巧上远较陈若曦逊色，但他在整个小说上的构想却是“刺猬型”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间的“矛盾”——从领导阶级各派的钩心斗角到下放青年与干部间的种种问题，到“文革”后各“地下”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