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2-西潮的彼岸-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阶级各派的钩心斗角到下放青年与干部间的种种问题，到“文革”后各“地下”革命团体的分歧——全部暴露出来，而且，夏之炎更能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反思当时的社会现象，这也不失为“刺猬”手法的灵活运用。
就一般台湾作家的作品而言，我觉得在技巧上比较偏重“狐狸型”，与大陆作家（如浩然）的作品恰好相反。“狐狸型”的优点是语言的精练和独创，人物塑造的多面性，善用艺术上的叙述观点（pointofview）和叙事者（narrator）；大陆“刺猬型”的缺点是气派虽大，技巧比较粗糙，再加上教条累累，所以读来非常吃力。
“刺猬型”的优点是结构上的完整，一部“刺猬型”的大小说，其艺术上的结构和思想上的架构是分不开的，或可以托马斯·曼的《魔山》为代表。近年来在台湾出版的小说在这方面可谓绝无仅有，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刺猬型”小说是姜贵的《重阳》，这部作品，我认为远超过《旋风》，除了少数细节较松懈之外，真是大手笔。与姜贵的作风恰好相反的应该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理由非常明显，不必细述，而且夏志清和水晶两位先生已经分析得很多了。
在中国古今小说中兼具“刺猬”和“狐狸”的优点的，我认为只有一部——《红楼梦》。关于这部空前绝后的小说，我国批评家——包括版本专家在内——往往采取一种“狐狸型”的看法，除了版本及作者家世外，只注重人物、居室，及小说中的诗词和意境，却没有在整个小说的架构上作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年轻学人浦安迪（AndrewPlaks）的近著《红楼梦的寓意和架构》（AllegoryandArchitypeinTheDreamoftheRedChamber）仍然是值得重视的，浦氏在本书中虽然未能深入研究《红楼梦》本身，但却大胆地以“刺猬型”的手法把中国文化以阴阳五行思想为主的时空观念描写得相当透彻，使我对于《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避免为别人戴帽子之嫌，且先为自己戴一顶帽子，我由于受历史的训练，“无意识”间常常想做“刺猬”，但写出来的东西往往仍有不少“狐气”。这篇文章在构思上勉可称为“刺猬型”，但在内容上恐怕还不及最低的“狐狸型”水准，只好匆匆作“狐狸式”收场。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1）
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
《读者文摘》中有所谓“我最难忘的人物”，却没有“我最难忘的书”。一本令人难忘的书往往并不一定是好书，也不一定是重要的书，更与读书人的行业职责无关。拿破仑征战沙场的时候，常常带在身边的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名将巴顿最喜欢看的却是罗马古籍。
友朋们在闲谈的时候，往往会谈到对自己的生命和思想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有人举出老庄或王阳明，也有人推崇莎士比亚的戏剧或普鲁斯特（Proust）的《追忆逝水年华》（LaRechercheduTempsPerdu）。我也时常思索这个问题，但是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论：最使我难忘的书并不一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或对我的一生有什么重大的影响，而是我在人生的旅程中，在不同的时期心中常有不同的感受，于是偶然读到一本书，却把我的这种心情或思绪一语道破，现在回想起来当然令人难忘。因此，我的“心路历程”中的几个阶段可以几本不同的书来代表，正好像别人以不同的城市、学校、职业或爱人作为生命的里程碑一样。
几经考虑之后，我想到下列几本书，也许可以作为我十二年留学经验的写照。
一、《卡拉马佐夫兄弟》
记得在台大外文系读书的时候，曾为《现代文学》翻译过几篇文章，主编白先勇先生有一天拿来两本书，让我选一本作为“稿费”：一本是亨利·詹姆斯的《大使》（TheAmbassadors），一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当时两本书都没有读过，就选了一本厚点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可能也是巧合，因为这两本书的风格完全不同，詹姆斯的小说以细腻见称，用笔精巧，把人性描绘得丝丝入微，小说家往往精读詹姆斯的作品，以资借鉴，最近有一位美国学者竟然以《大使》的第一章第一节中的语言为题，写出一篇长篇大论的学术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相反，他作品中的文字技巧并不见得出色，然而思想深沉，大气磅礴，熔文史哲为一炉，实在是大手笔。名批评家乔治·史丹纳曾经写过一本巨著，比较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书名就叫做TolstoyorDostoevsky），所得的结论是二人不分轩轾，各有千秋，都是欧洲19世纪的小说大师。《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所昭示的思想背景，简而言之，可谓有两大传统，一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一是俄国本土博大坚忍的宗教精神，这两种传统交相影响，就形成了19世纪俄国思想史的主潮。19世纪中叶俄国的知识分子中分有两大派——“西化派”（Westernizers）和“斯拉夫派”（Slavophiles）——互相对立，也就是这两大传统影响下的产物。
初读《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在留美的第二年。当时心情恍惚，对于自己所念的“国际关系”毫不感兴趣，那时政治学正流行所谓的“游戏理论”（gametheory），即把国际政治视为“儿戏”——就好像一局棋或一场球赛，而完全不顾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或国民心理的不同。我当时于心灰意懒之余，常常看“存在主义”方面的书，然而总觉得不能完全适合自己心理上的需要。1963年秋，我转学哈佛，改念历史，记得刚从芝加哥搬到剑桥的时候，学校还没有开学，闲居无事，于是开始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谁知一经接触就不忍释手，花了一个多礼拜一气读完之后，心中顿觉豁朗。这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发现西方思想的世界，同时也感受到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冲突和煎熬。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伟大，与这本书相较之下，我以前在大学时代所读的两本大小说——《飘》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直如同废纸，毫无思想价值。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四个兄弟，各成一型。我当时最同情的是伊凡，伊凡是西方理性思想的化身，他深思熟虑，受尽心灵上的痛苦。他对弟弟阿辽沙所讲的一个故事——《大审判官》（TheGrandInquisitor）——已经成为西方文学上的经典之作。在这个故事里，大审判官假冒上帝之名使他治下的信徒丰衣足食，然而却笃信一套虚假的“真理”，即使耶稣自己也无话可说，因为他在大审判官的挑战之下无法制造奇迹，使人民不受灾难。最后，耶稣终于俯身亲吻大审判官的手，然后默默而去。据说，英国小说家劳伦斯（D。H。Lawrence）认为大审判官的做法完全是对的，然而，我认为伊凡的用心适得其反，一个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往往会遭遇许多人道的矛盾：大审判官蒙骗人民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和幸福着想；而使无知的群众懂得“真理”以后，可能会使他们更受罪，那么，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为群众服务？他所追求的“真理”可能对别人无利，而且有害；如果他为了众人的福利而蒙蔽自己的良心，那么，他个人的生命意义又何在？我当时同情伊凡，因为我觉得他是反对大审判官的，但是，他自己又提不出一套更好的办法，于是，他在受罪，我也因心有所感而随着他受罪。记得伊凡在书中说过一句话：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无辜的婴儿受刀俎，他就永远不能相信人类的进步。这种基于人道的理性精神当时使我感动万分，但是使我惑然不解的是：为什么在伊凡故事中的耶稣要亲吻大审判官的手？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另一个重要的“吻”，是发生在伊凡的哥哥德米特里和苏西玛神父会见的时候。德米特里雷霆万钧，浑身是胆，赌钱可以一掷千金而面不改色，恋爱时也如狂风暴雨，然而，苏西玛神父——这个俄国宗教的长者——竟然卑躬屈膝，匍匐在地上吻德米特里的脚。我读到此处，又惑然不解，这一吻的意义何在？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德米特里的行为，认为他除了充满活力以外，别无他能，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现在想起来，这恰是苏西玛神父亲吻他的原因之一，这位大智大慧的神父早已看准了这个人的潜能和他的异禀，德米特里所代表的，是俄国人最野蛮，也是最崇高的一面。）我当时不同情德米特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知识，不是知识分子，不知道精神上的受罪是何物，一个血肉之躯的所作所为毕竟没有思想上的价值。我这个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当时正在拼命地吸收西方知识，唯觉知识才可以永恒，其他都在其次，人生的意义在于思想，人生的苦难也在于思想。伊凡的心灵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初看《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伊凡所代表的西方理性思想的另一面——一种无所不至其极的理性，一种因为“推理”而与人道分离的理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本书，是一个杀父的故事，弗洛伊德曾以此为例来推敲陀氏自己对父亲的罪恶感，这一个心理的层次，我当时并没有顾及到，心里只在推敲故事里的父亲是不是德米特里所杀的。书中有一场精彩绝伦的戏，是法庭上两个律师的对垒，一方证据确凿，另一方——被告律师——却以推理和怀疑的方法推断出证据不能确立。这一场辩论完全是用西方理性主义来做推理的游戏，儿子杀父亲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在律师的眼里，也不过是理性游戏的题目而已。我当时只顾推敲证词，对于被告律师的滔滔雄辩颇为心折，却没有心情来分析弑父的动机或人性与伦理上的矛盾。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心路历程上的三本书（2）
看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都知道，父亲是被他们的一个白痴的兄弟所杀的，但真正犯罪的人却是伊凡，他教唆白痴，自己也没有阻挡白痴的行为，这种严重的犯罪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19世纪后期的俄国知识分子本有一种对社会、对人民的罪疚感，总觉得自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广大的俄国民众却在受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加上了一层更深沉的宗教上的犯罪感，陀氏本人的思想是比较倾向“斯拉夫派”的，他认为俄国民族的灵魂非任何西方理性主义能窥其全貌，而且理性的极致有时候更会引人犯下滔天大罪，所以，陀氏对于当时的一些唯“理性”是瞻的所谓“虚无分子”更深恶痛绝。俄国的“虚无主义”（nihilism）与中国人平常所谓的“虚无”不同，它不是“玄之又玄”，而是怀疑一切非“科学”可以证实的东西，因此可以假科学、理性或革命之名，只求功效，不计手段。陀氏在《魔鬼》（TheDevils，一译ThePossessed）中根据真人实事，把一个虚无派的恐怖分子的心灵写得撼人心魄，较《罪与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个在西方的中国留学生，我当时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从一个不同文化的立场去研究西方文化的思想背景？俄国位居东、西文化之间，彼得大帝提倡全盘西化以后，欧洲文化与俄国本土的宗教文化发生过一连串的剧烈冲突，这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有相似之处。所以，我当时对伊凡内心所受的磨难，非但同情，而且敬佩万分，无论他如何有罪，我早已赦免了他；更因为受了伊凡的影响，我遂决定攻读俄国近代史，以便与我主修的中国近代史作比较研究。一部小说中的一个人物竟使我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然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真正主角不是伊凡，而是最小的兄弟阿辽沙。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拟写一套堂堂巨幅的小说，以阿辽沙的一生为经、俄国思想文化为纬，《卡拉马佐夫兄弟》只不过是其中的第一部，可惜陀氏在写完《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不久就撒手去世了，未能完成毕生的宏愿。因此，阿辽沙的故事只到他随苏西玛神父修道为止，全书结束于阿辽沙的“修成下山”，在一群孩童的欢呼声中去济世救人。阿辽沙的修炼成长经验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幕后的主题，阿辽沙显然是一个耶稣型的人物，如果他长大的话，可能与陀氏的另一部小说《白痴》（TheIdiot）中的主人翁相似。塑造一个“圣徒”的典型一直是陀氏生前梦寐以求的事，这在最近芝加哥大学出版的陀氏创作笔记（瓦修列克〔EdwardWasiolek〕主编）中可以看得出来，然而这种宗教上的圣徒当时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所向往的反而是罪人——像伊凡一样的“精神罪人”。也许，在我自己的潜意识里已经产生了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犯罪感”，当时只不过一味追求西方文化，无暇自知自省罢了。
二、爱理生的《童年与社会》
我久闻爱理生（ErikH。Erikson）的大名，但是研读爱理生的作品还是在哈佛念了几年中国历史以后的事。从西方汉学家的著作里看中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抽象”意味，西方学者重分析、重模式，然而对于史料的把握往往不足。我埋首于西方学者的理论堆里有三四年之久，一天，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矛盾感觉：英文的二手资料使我在西潮的熏陶下重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中国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是从西人的眼中、西人著述的英文词汇里得到的，我怎么能重新体会中国古人的心灵？然而，翻开中文的史料，是新鲜的，也是陌生的，正好像外国人初念中文一样！于是我恍然大悟，自己的思想已经太过西化了，“五四”反传统的余绪、西潮的冲击已经使我与中国文化的本体脱了节。既不能背四书五经，又不会写诗词歌赋，我如何才能在这个“新大陆”中重新发现自我，再做一个“中国人”？就在这第二度心思恍惚的时期，我开始读爱理生的作品，从《青年路德》（YoungManLuther）读到《童年与社会》（ChildhoodandSociety），后来又念了《洞察与责任》（InsightandResponsibility）和《认同：青年与危机》（Identity：YouthandCrisis）等书。
爱理生是一个心理学家，曾经随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在维也纳念过书；他本是一个犹太孤儿，后来被一家丹麦人爱理生收养，所以才会有这个北欧名字。纳粹猖狂于欧陆的时候，他和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样，以难民身份流亡到美国，所以，他常常在课堂里说，他在英语词汇中首创“认同”（identity）一词，这也是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系的，作为一个不知父母的孤儿，他要在自己的身世上寻求自我；作为一个“移民”，他也要在两种不同的文化——欧洲和美国——中寻求自我。爱理生的“认同”学说集大成于他的名著《童年与社会》，后来出版的《认同：青年与危机》是他的论文集，其中更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概念。我在1967年旁听他的课的时候，前书念得比较熟，后书刚刚出版，仅略览而已。爱理生的“认同”观念是他所谓的“人类生命周期”（HumanLifeCycle）的一环，他认为人的一生有七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一种心理状态来代表，青年时期的心理状态就是“认同”和“认同紊乱”。什么是“认同”？爱理生的定义颇为烦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