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2-西潮的彼岸-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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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不拟再多写关于西方的东西，而希望多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此次回国后，听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说：他的学生一般只听国乐、只谈民俗音乐（当然也有人喜欢“靡靡之音”），而不喜西洋古典音乐，遂又引起我唱“反调”的“勇气”来。
诚然，在这个环境下爱国家、爱民族是应该的，但我觉得狭隘的“爱国”往往会招致思想上的“闭关自守”，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才写出这篇短文。我也无意重作“西化”的论战，仅愿将个人的意见提出来，供有心者参考。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1）
多年追求的恋人
——我的文学因缘
我这上半生和文学的“因缘”几乎全是被动的。
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的时候，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的兴趣都是文学和创作，所以才办了《现代文学》这本杂志（今年已经创刊二十年了）。而我当时的兴趣却是外语和外交，对于文学创作完全是外行，所以在《现代文学》初创的时候，我也只好被动地扮演“摇旗呐喊”的角色，此外，只不过翻译了几篇文章而已。
直到大学四年级，我才逐渐对西洋戏剧发生兴趣。但这也多半是被动的，是由于我对电影的热爱发狂所致，也就多看了几本奥尼尔和斯特林堡的剧作选，然后在脑子里胡思乱想——如何用电影的手法把这些舞台剧表现出来！与其说我喜欢戏剧文学，不如说我喜欢电影艺术来得恰当！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妄想”：一是到好莱坞去学电影导演，一是到维也纳去学指挥。既然是妄想，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只好“姑妄想之”。另一方面则“现实”地向美国几所大学申请奖学金，至于应该专修哪个科目，则也采取“被动”的方法：向不同的学校申请不同科系——譬如新闻、外交、历史、视听广播，还有戏剧——然后听天由命，哪个学校给我奖学金，我就念哪个科目。结果我“不幸”被两个学校选中了：一是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主修广播电视；一是芝加哥大学——主修国际关系。我两相权衡之后，决定去芝大，因为奖学金比伊大多了几百块美金。
我没有申请读文学，原因很简单：怕拿不到奖学金。后来我从好友刘绍铭的信中得知，他在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读文学时备受“吃马铃薯”之苦，所以就毅然决定此生绝不学文学了。
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一年，我对于国际政治课程感到索然无味，因为当时“国际关系”的研究很流行所谓“游戏理论”的方法，即把各国军力的比较和国与国的关系当做一种比赛游戏，所有与人文有关的因素全然不顾。我苦读了一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毕竟还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于没有人情味和道义感的外交深恶痛绝，所以就毅然作了一个决定：此生要与外交绝缘。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2）
既然不攻外交，对于今后在学业上何去何从，我顿时陷入一个“存在”的深渊里，那一年暑假我整天念萨特、加缪，为了自己的“存在”意义焦虑。晚上则常常去城里的一个电影院看欧洲的片子，几乎把所有英格玛·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特吕福和戈达尔的作品都看完了，于是，对于电影的“妄想”又汹涌起来。我偷偷地写了一封信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希望能到该校去学电影；怕梦想会落空，又写了一封信到印第安纳大学申请念戏剧（当时仍觉得两者是相通的，不过戏剧较电影学术味略浓而已）。结果加大的回信是没有奖学金，而且需要补修学分才能录取，而印大则根本没有回音，倒是印大东亚系的柳无忌先生好心地回我一封信，劝我改学比较文学（真没有想到十几年后我竟然到印大任教，而且接替的正是柳先生退休后的职位），他并且举刘绍铭为例。我既然怕“吃马铃薯”，早已决定弃“文”而从“政”，所以也没有接受柳先生的好意。不过，印大戏剧系我早在台大时就曾申请过，此次仍然没有音讯，后来才查出来他们竟然把入学许可信寄丢了，我因此也“被动地”没有学戏剧。
我在芝大一年后的心情，真有点像白先勇的小说《芝加哥之死》所描述的，只是自己当时穷得无钱买酒，也没有胆量去酒吧，当然更没有胆量自杀。于是，在穷途末路之时终于穷极而生智，大胆地申请到哈佛大学去念中国史。我当时对中国史毫无兴趣，但在台大时曾申请过哈佛，也竟蒙录取，只是没有奖学金而已，我此次在芝大重新申请，由于芝大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先生的推荐，竟然得到哈佛的全部奖学金。（钱先生是我的“汉学”启蒙老师，我曾选过他的两门课，获益匪浅，至今难忘钱先生教诲之恩。）
我因而糊里糊涂地进了这个首屈一指的“常春藤”学府。
我在哈佛那几年的心路历程，在《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记得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一知半解之中，他逐渐对过去的文化产生一种好奇心，像哥伦布又发现了一次新大陆，这片新大陆，却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国土，他自己的文化。他念了几年中国史，对学术界毫无贡献，却逐渐地发现了他自己。
这篇文章初写于1968年7月。当时我在英国的康桥找寻关于徐志摩的资料，以便写作论文中的一章（关于徐志摩的研究，梁佳萝教授所下功夫最深，我自叹弗如）。不过我游欧的目的则是找寻“灵感”，这简直是文人的作风，根本不是一个历史学研究生所应有的治学态度。所以，论文还没有写完，却写出了几篇游记，寄给哈佛的同学谢文孙，经他介绍在《大学杂志》发表，这几篇文章后来就成了《西潮的彼岸》一书的前身。我本拟多写几篇，集成一本游记出版，不料《大学杂志》的一位编辑却未经同意，就把我的两三篇游记和马森先生在该杂志所发表的几篇巴黎素描合并结集成书，而且竟然把“康桥踏寻徐志摩的踪径”作为书名，不伦不类，使我心中对这位“飞扬”先生（马森的笔名）颇感歉疚。十年后我终于在温哥华见到马森，颇有“相逢恨晚”之感，两人对于这本怪书当然也一笑置之。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3）
我虽然因为这几篇游记式的“非小说”和文学写作开始续了缘（其中有一篇《希腊游记》因为写得太坏，在谢文孙力劝之下没有投稿，真是大幸，现在稿子当然早已遗失了），但是自己的本行却是历史，教的课也以中国史为主。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几个浪漫作家，应属文学的题材，但基本的写法仍是历史式的，我喜欢历史——特别是思想史——而且至今还有“历史癖”，但为什么却选了一个文学的题目作博士论文？这个原因，在谈徐志摩的那篇游记文章中已解释过了。我所谓的“亲身体验论”——写上一代的智识之士，也附带写自己——虽然与一般关于近现代史的论文不同，然而现在看来，我在这本论文中的“自我发现”还是不够：我只想写一部有文学味道的历史，却没有料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历史的材料中摸索到文学的领域中来了。
在我认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几位好友也逐渐地对我施加了不少“压力”，譬如我在达特茅斯学院教了一年历史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刘绍铭就开始发动攻势，重印我们早期合作的电影文章，呼吁我回到中国人的地方，为中国人做点事；叶维廉送了我不少本他自己写的书，记得在其中一本的封面上他题了一行赠言：“送给欧梵——欢迎你回到文学的领域来！”（后来我差一点成为叶维廉在加大圣地亚哥分校的同事。）这一类的“迷魂之音”，真像尤利西斯所听到的“Sirens”，我没有尤利西斯的能耐，所以愈听愈迷，最后终于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任历史系讲师，却不甘寂寞，在新亚学院兼设了一门现代中国文学的课，对于历史和文学，开始发生学术上和职业上的“认同危机”。
从香港回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了四年书，也是主授历史，兼教文学，而我的职位也是历史系和东亚系合聘的。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4）
然而，我的这个新的认同危机却愈演愈烈，甚至在最后校方审核我的“永久职”（tenure，或译作“长俸”）资格的时候，也不禁对我这个历史和文学混淆不清的“学者”发生怀疑。历史系说我文学兴趣太大，历史方法用得不够好，东亚系说我本来是教历史的，文学不过是副业，最后在两系全体教授一致通过我的“永久职”之后，却被学校当局打了下来，原因不明，现在想来，恐怕和我的文学历史“结”不无关系。美国学术界很注重专门训练，各行各科所用的方法不同，术语也各异，虽然表面上支持科际合作，但是归根结底，还是各说各话。我在普林斯顿“脚踏两只船”的结果是：职业落了空，拿不到“长俸”。于是我愤而辞职。
在美国学校争长俸是一件大事，记得於梨华还写过一本小说《考验》，就以此为题材。我禁不起“考验”，当时的心情当然很苦恼，但我并不觉得羞愧，甚至有一种无由的“解脱感”，既然此处不留客，我又何必恋栈于“常春藤学府”？既然历史系不容我，干脆投奔文学算了。而且，在这个紧急关头，关心我的朋友都是文学界的人，老友刘绍铭为我到处求职，芝大的余国藩为我抱不平，普大的高友工为我奔走运筹，而历史学界里只有一位美国人在为我张罗新差事。最使我深感人情冷暖的是：普大历史系的同仁见了我就退避三舍，好像我染上了麻风！我才深深体会到，在美国社会中，一个“失败者”（failure）的确是难以寻觅容身之处的。
我侥幸地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身乐业的地方——印第安纳大学，也终于回到了自己早该回去的园地——文学。这一段因缘也可以说是被动的，是被美国的学界逼出来的。
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对于文学我处处显得被动？为什么不主动地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达成自己的理想？也许，我自从读书以来，兴趣一直在文学方面，只是自己因为种种原因把这股文学的冲动压抑下去罢了；也许我在下意识之间一直不相信自己有文学的潜力，直到今天，我仍然对于小说创作感到惧怕；也许，在自己最心爱的偶像面前，每一个人都会手足失措，拙于言辞，毫无自信。
也许，我这么多年来所追求的恋人的名字就叫做文学，只是好事多磨，直到如今，才能如愿以偿。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1）
写在父亲的日记发表之前
家父李永刚（影桦）先生珍藏的这本《虎口余生录》，原是1945年春全家逃难时家父以铅笔写成的一本日记，随逃随写，后来重新整理，用毛笔抄写，保存了三十多年，从来没有想到发表。此次《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先生得悉之后坚请发表，并让我作一篇“后记”，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中国八年抗战中，千千万万的人民流离失所，其中悲壮绝伦、可歌可泣的事真是无以尽数，在抗战时期记日记的人可能更不可胜计。这本《虎口余生录》看似平凡（家父在“小序”中说：“这里所留下的，敌人的残暴，逃亡的凄苦，都是战争中最平凡的事，因此我也给它一个最平凡的名字。”），其实也很不平凡，因为，所谓“抗战回忆录”的记载虽有很多问世，但真正从一个“平凡”——也可说是“平民”——观点写成的见闻录并不多。
1945年，家父任教于河南省立信阳师范（校址迁到豫西的师岗），家母也是该校的音乐教员。那是豫西的穷乡僻壤，而不是繁华的“都市社会”，信阳师范的学生也大部分是贫民子弟，我们逃难时所接触的更是农村的老百姓。所以，这一本日记所载的事迹虽很平凡，为时也甚短（1945年3月26日至6月11日），但确是一本有血有泪的“乡土”记录，也是一本歌颂中国人民的史诗。
此次重读《虎口余生录》，最使我怀念的地方是家父对于他的学生和同事的感情。
家父献身教育四十余年，在家里他经常提起的有两个学校：河南的信阳师范和台湾的新竹师范。这两个学校的学生至今仍经常到家中探望，我每次由美回台省亲时，信师和竹师的校友也待我特别好，真如同亲人。看了《虎口余生录》的读者就会了解其中的原因：在抗战时期，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学生流亡在外，他们的父母早已把他们交给学校的老师，家父曾任信师的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校长（抗战胜利后），家母也做过女生指导员，所以真可说是信师学生的父母。记得我年幼时父亲往往数日不归，住在学校办公室内料理校务，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是如今这一代教书的人——如我自己——所望尘莫及的。全家迁台后，父母同在竹师任教，也把这种献身精神带给了他们的竹师学生，我从小在“学生堆”里长大，家里学生来访络绎不绝。这种学校就是家庭、家庭就是学校的传统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步，也逐渐淡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教师为题目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很多（如叶绍钧的《倪焕之》），抗战时也不少（如轰动一时的长剧《万世师表》），但近年来似乎也不多见了。
抗战时期，举家、“举校”逃难的例子屡见不鲜，《虎口余生录》中所记载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全体学生集合于操场，然后由校长带领，指定教师协助。行军时，女生在中间，男生在前后保护，教职员带枪，一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机应变；教职员眷属则乘数十辆牛车殿后，也有教员率领，虽然情势危急，仍然秩序井然。连年战乱的结果使得“逃难”也成了习以为常的事。
我们全家流落“虎口”，我实难辞其咎。当时我刚满七岁，患了严重的伤寒病，使得父亲公私两忙，日记上说：“欧儿病重，睡眠更少”，“我自己的眷属，因欧儿病，未能随同出发，仅将行李书籍随同运出”。最后，也因为我的关系，父亲忍痛决定不随学生大队行走，另外几家同事也留了下来，逃到附近山区，本以为安全，却不料掉进虎口，几乎全家遇难。父亲“3月30日”的日记使我在读时几至热泪盈眶。在这一天，父亲显然要作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应该以责任在身而率领大家庭——学校，还是为了一己“儿女之情”而暂时保住“小家”、放弃“大家”？当时如果我没有生病，说不定父亲就带学生走了，毕竟是母亲“以眼泪倾诉，她在师岗失去了次儿亚梵（病逝），如今不愿再失去这个孩子，她想暂时脱离大队，等欧儿病势稍轻，再设法西去”，父亲同意了，因为他“也不愿丢掉这个孩子，而且学校已得校长回来率领主持”。然而，为了我这个孩子，父亲却只好忍痛离开其他的“孩子”——他的学生。日记上所记载的告别学生的一段，其中蕴含的亲情可能比夫妻、儿女生离死别之情还有过之：
天亮了，滔河更呈现着慌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