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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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登上了西角楼观火，看见一支部队似疾风掠过，神宗一问左右，知道是有知制诰官衔的判军器监章惇率领本监设兵前往救火。翌日，火刚停，神宗马上传下旨意，勒令停止肇火负责者宋迪的职务，罢免主管“纪府”的三司使元绛，提拔救火积极有功的章惇为三司使。赏罚就是这样的分明，因为统治者已经深深意识到非如此不能遏止住火灾的蔓延。像包拯当开封府尹时，一次街巷着火，扑救甚急，有无赖子乘机想调逗包拯，问他是在甜水巷还是苦水巷取水，包拯连理都不理，便命拉下斩首，由此京城市民更加畏服包拯了……　　　　
　　　　据此看来，奖惩严明，才能顺利指挥扑救，从指挥灭火的过程中可以检验出一个官员驾驭政事的功力。绍定四年（1231）九月临安一次特大火灾，就是这样的一次检验，当时的火势是这样的：　　　　
　　　　九月丙戌夜未中，祝融涨焰通天红。　　　　
　　　　层楼杰观舞燧象，绮峰绣陌奔烛龙。　　　　
　　　　始从李博士桥起，三面分风十五里。　　　　
　　　　崩摧汹汹海潮翻，填咽纷纷鉴鱼死。　　　　
　　　　开禧回禄前未闻，今更五分多二分。　　　　
　　　　大涂小涂噤不讲，拱手坐视连宵焚。　　　　
　　　　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　　　　
　　　　祖宗神灵飞上天，痛哉九庙成焦土。　　　　
　　　　从诗歌不难想见这场大火的可怕。参照其他有关此次大火的记载，却可见出贾似道的才干。当殿帅冯亲率精锐兵丁扑救，也遏止不了火头时，贾似道沉着地说：火近太庙来报。待传来火近太庙的讯息，贾乘两人小肩舆，前往着火处。　　　　
　　　　肩舆旁有持锤、剑的四力士护卫，以示威严，才走一里，即换抬舆人，一会儿就到了着火地太庙。这时，贾似道火速部署，具赏犒，募勇士；树皂纛，列刽手，全在呼吸间准备完毕。贾似道下令肃然，明确说道：火到太庙斩殿帅。令刚下，火沿太庙的“八风板”袭来，两殿前卒肩扛一卒飞上太庙，将“八风板”斩落了下来，火即止。贾命人登验灭火卒子的姓名，当时就赏赐给金银……　　　　
　　　　虽然这场大火最终还是使临安受到了破坏，可贾似道在灭火中采取的一系列严明的措施，还是值得称道和借鉴，它不仅显示了贾似道处置火灾的才干杰出，也反映了宋政府官员处置火灾，是恩威并重的。　　　　
　　　　这一做法可追溯到宋政府处置火灾的指导思想。宋政府并不一味采用硬性的处罚，而是两手并用，在推行处罚法条同时，也实行一些保证扑救火灾顺利进行的基本建设。像宋政府解决救火用水就是一例——　　　　
　　　　几乎是与建立专职“消防队”同时，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供备使谢德权率水工决金水河，水经历天街，绕太庙入后庙，又向东引，从城下水窦流入濠沟，使整个东京水渠环绕，流水淙淙，不绝于耳……水渠周围都砌砻甓，种植芳木，车马经过之处，累石筑梁。又为生活方便，在主要街道、市民住区，筑成方井。这种蓄水的方井，就在市民居所周边，市民用水，随时可从方井中汲取。从《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眼方井，旁侧有桶，三位市民，引桶取水，他们背后就是成片的房屋……这好像在告诉我们，一旦有大火烧起，方井周围就可聚集起“消防队员”，从这里汲水，以扑救灭火……


第六部分　防火第2节　消防（5）

　　　　在南宋城市里，不仅有井，还专建了防、灭火用的蓄水池，如景定四年（1263）镇江府学渊源堂，在学生吃饭的场所前就凿蓄水池，以备着火时用。临安的蓄水池，则有二十多个，三省六部，要害之处，均有一个。　　　　
　　　　为了防止大火蔓延成灾，宋政府还开辟了“火巷”。如熙宁九年（1076），大相国寺着火，提举在京寺务司便向神宗建议“绕寺庭高筑遮火墙”。绍兴二年（1132），赵构在诏书中则更加明确规定：“被火处”每自方五十间，“不被火处”每自方一百间，各开火巷，要宽三丈。　　　　
　　　　精细周到的防火灭火的设施，使宋代城市的防火灭火处于一个健全、高效的轨道之中。在一般情况下，如袁《枫窗小牍》中所说“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这是实事求是的，可以随意举一个防火事例来加以证实——至和、嘉祐之间，枢密使狄武襄家“夜醮”，夜醮自然是要大举烛火的，可他忘记了事先要报告有关官员的惯例。夜半时分，从他家冒出火光。巡视火情的军巡铺兵，飞报厢主，又报开封知府，一会儿，他们便一块儿赶到了狄宅……　　　　
　　　　虽然，狄宅并未着火，只是一场虚惊，但从此可见宋代城市防、灭火制度之严密，“消防队”反应之迅速。这些　　　　
　　　　都是令人惊叹的，是行之有效的，堪称中国古代城市防、灭火制度的典范。　　　　
　　　　像东京、临安这样的中心城市，积累起了丰富的防火、灭火的经验、方法、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可行的、有效的制度。宋代的中小城市也都纷纷加以仿效，并加以变通，灵活运用。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期，金兵连续向宋政权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对宋政权的武装集团，他们目的不尽相同，但目标大致相同，都是瞄准了城市，他们所采取的重要手段就是火攻。　　　　
　　　　然而，由于此时的城市管理者，已对火灾有了相当的认识，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由于大火而造成的对城市的危害，并在防火、灭火过程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像开禧年间的襄阳城之战，守军为防敌人用火炮攻城，引起火灾，将靠近城池的茅竹屋、仓库全部撤去，用市民平日使用的“潜火水桶”，防敌人的火箭，从酒库中取出酒瓮，置放在市中心，以备起火时用……　　　　
　　　　又如在陈规、汤的《守城录》中，屡屡能见到乱兵攻城用火箭之类的武器，使城市着火的叙述。如北宋靖康元年（1127）十二月，溃军王在等火攻长江以北的德安城（今湖北安陆）的骇人情景，便是一例——　　　　
　　　　攻城者用竹竿和木杆绑上荻草做成火把，长二丈，排列二三百火炬，像火山一样，朝城门及城墙上的竹栅栏和蓖篱笆烧来……　　　　
　　　　可是守城者深得灭火、防火方法之精髓，像一位武林高手，将遮天盖地而来的“火山”，干净利落地一一化解。　　　　
　　　　这无疑得益于城市防火、灭火的经验方法的积累和发挥。更为重要的是，守城者在频繁的防火、灭火战斗中，又借鉴了已有的城市防火、灭火器具，丰富了自己。如绍兴二年（1132），陈规在守德安时，发明了一种用长竹管作枪筒，内装火药，点燃后喷出火焰，以烧伤敌人的原始管形火器。　　　　
　　　　现无史料记载陈规是否借鉴过灭火器具“唧筒”的制造，但从“火枪”的形状、原理推测，不能不说这种内装火药的长竹筒，与“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水杆，自窍唧水”的唧筒有相近之处，至少二者之间有互为影响的痕迹。　　　　
　　　　喷火的火枪，开启了管形火器的时代；泚水的唧筒，开启了消防泵浦的时代。一火一水，其源均可追溯到到宋代城市防火、灭火的制度上，可见宋代城市的防火、灭火制度功不可没。　　　　
　　　　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的影响和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最初，它主要是在东京、临安两大城市起步，并逐渐加以完善的，后来，它又向中小城市辐射、扩散——　　　　
　　　　绍兴二十八年（1158），福建延平府（今南平县）郡守胡舜举设立了“水铺”。这是因为延平城内市民多居楼房，虚凭高甍，瓦连栋接，市民假如不戒备防火，扑火时就更加困难了。　　　　
　　　　“水铺”中各种防火、灭火器具毕备，每月还派禁军守视，并轮派官兵检点修葺。该城还有一种兼放盗贼的“冷铺”，是在每十余家的坊巷之间设置一所，贮藏灭火器具，随时为灭火作准备。　　　　
　　　　一“水铺”一“冷铺”，两铺皆是从东京、临安防火、灭火的军巡铺派生出来的。这种水铺、冷铺，由于关系市民安危生计，简便易行，所以生命力极强，直到明代，延平城内，还有沿袭宋代水铺而设立的“潜水义社”。　　　　
　　　　与宋代延平稍有不同的是，这种“潜水义社”为市民自发组织。之所以冠以“义社”之名，是因为社内的壮丁全听命于社首，一遇火警，彼此相应，不用号召就可以集合起来，不一会儿就能到达着火地点，而且不争功，不邀赏，“此义社规约也”。　　　　
　　　　所谓“规约”，即制度，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影响之深，成效之大。宋代以后城市的防火、灭火，尽管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但就其主要的方面而言，还未超出宋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的水平。


第七部分　吃的艺术第1节　酒楼茶肆（1）

　　　　城中酒楼高入天，烹龙煮风味肥鲜。公孙下马闻香醉，一饮不惜费万钱。招贵客，引高贤，楼上笙歌列管弦。百般美物珍羞味，四面栏杆彩画檐。　　　　
　　　　这是宋话本《赵伯升茶肆遇仁宗》中的一首《鹧鸪天》，是宋仁宗微服来到城中，看见樊楼所发出的一番感叹。这首词并无出色处，可是它的意义在于利用皇帝的视角，突出了酒楼在城市中特殊的地位。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权威，日本的加藤繁博士，他在30年代初所作的《宋代都市的发展》的论文，就专设《酒楼》一节，深刻指出：宋代城市中的酒楼，“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的”。这些精辟详实的阐述，至今仍富有启发性。　　　　
　　　　在宋代以前的城市里，高楼并非没有，但都是皇宫内府，建筑供市民饮酒作乐，专事赢利的又高又大的楼房，是不可想象的。只是到了宋代城市，酒楼作为一个城市繁荣的象征，才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　　　　
　　　　以东京酒楼为例，仅九桥门街市一段，酒楼林立，绣旗相招，竟掩蔽了天日！有的街道还因有酒楼而得名，如“杨楼街”。这的的确确是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出现的新气象。　　　　
　　　　酒楼，它在城市各行业中还总是以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利润最高先拔头筹，它往往决定着这个城市的主要的饮食命脉，而且绝大多数都以华丽宏伟的装饰建筑，雄踞一城。小说《水浒传》中就有对两座酒楼的描写——　　　　
　　　　先是第三十八回，宋江等三人到浔阳江畔的琵琶亭上，边喝酒边看景色，“四周空阔，八面玲珑。栏杆影浸玻璃，窗外光浮玉璧”。后是第三十九回写宋江在郓城县就听说江州有座浔阳楼，这次亲临，不可错过，他看到：“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这两座酒楼，均位于江南西路的江州，在北宋曾煊赫一时，有人为之赋诗：“夜泊浔阳宿酒楼，琵琶亭畔荻花秋。”以此自恃诗中“有二酒楼”，以压倒那些只用一酒楼入诗而神气的人。江州酒楼竟成了诗人创作的素材和引以为豪的夸耀资本。施耐庵则依据这实际情况写入了小说，这充分显示了酒楼已作为一个都市的代表性的建筑物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　　　　
　　　　还有不少的文人，在自己的著作里，详细地记述了他们所见到的一些城市的酒楼的情况。像楼钥《北行日录》记他入相州时，见到临街有一雄伟的琴楼，“观者如堵”。　　　　
　　　　范成大在《入蜀记》中记鄂州南市时，特别述说的是这里的“酒垆楼栏尤壮丽”，是外郡未见过的。他在《吴郡志》中也记述了此地的五座酒楼，其中跨街、花月、丽景，都是临街巍然耸立的大建筑，在存世的《平江图碑》中仍清晰可辨。　　　　
　　　　然而，这些毕竟还是各地方的酒楼，它们虽然很壮观，但还不能代表宋代城市酒楼的最高水平。酒楼数量最多、规模最大，首推的还是两宋的都城，这里仅著名者就数不胜数，主要有：忻乐楼、和乐楼、遇仙楼、铁屑楼、仁和楼、清风楼、会仙楼、八仙楼、时楼、班楼、潘楼、千春楼、明时楼、长庆楼、红翠楼、玉楼、状元楼、登云楼、得胜楼、庆丰楼、玉川楼、宜城楼、集贤楼、晏宾楼、莲花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西楼、太平楼、熙春楼、三元楼、五闲楼、赏心楼、花月楼、日新楼、蜘蛛楼、看牛楼……　　　　
　　　　酒楼中的佼佼者，当属白矾楼。由于它建筑在稠密的店铺民宅区，故向空中发展，其结构为三楼相高，五楼相向，高低起伏，参差错落，楼与楼之间，各用飞桥栏槛，明暗相通，西楼第一层高得可以下看皇宫。宋皇宫是以高大闻名于世的，白矾楼却高过它，这种高度真是骇人！　　　　
　　　　从《事林广记》图来看，白矾楼确为三层楼，但这种三层大建筑，往往是建二层砖石台基，再在上层台基上立永定柱做平坐，平坐以上再建楼，所以虽是三层却非常之高。王安中曾有首《登丰乐楼》诗可作证：　　　　
　　　　日边高拥瑞云深，万井喧阗正下临。　　　　
　　　　金碧楼台虽禁御，烟霞岩洞却山林。　　　　
　　　　巍然适构千龄运，仰止常倾四海心。　　　　
　　　　此地去天真尺五，九霄歧路不容寻。　　　　
　　　　诗中所说的丰乐楼就是白矾楼，白矾楼是因商贾在这里贩矾而得名，后改为丰乐楼，自此沿续下去。到了南宋临安，人们还在西湖之畔又盖起了一座新的瑰丽宏特、高彻云汉，上可延风月、下可隔嚣埃的丰乐楼，人们简直把它当作南宋中兴盛世的一个标示。


第七部分　吃的艺术第1节　酒楼茶肆（2）

　　　　连异邦金国也对丰乐楼倾羡不已。据宋话本《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叙述：燕山建起了一座秦楼，“便似东京白矾楼一般：楼上有六十阁儿，下面散铺七八十副桌凳”。酒保也是雇佣流落此地的“矾楼过卖”。市民社会、少数民族，之所以对丰乐楼寄予这么多的仰慕和呵护，就是因为丰乐楼已不单单是一个城市饮食行业的缩影，而且它凝聚着这一时代的文明之光。它体现在酒楼的装饰、环境、服务、酿造、烹调、器皿等各个方面。我们先从酒楼的装饰开始观察——　　　　
　　　　宋代城市的酒楼，已部分采用了宫室庙宇所专有的建筑样式，这可从门首排设的杈子看出。杈子是用朱黑木条互穿而成，用以拦挡人马，魏晋以后官至贵品，才有资格用杈子。东京御街、御廊，各安黑漆杈子，御街路心安两行朱漆杈子，阻隔行人，宣德楼门下列相对的两阙亭前，全用朱红杈子……　　　　
　　　　可是宋代城市酒楼门前就可以施用杈子，浔阳酒楼门边甚至设两根朱红华表柱，尤为普遍的是酒楼门首扎缚的彩楼欢门，像供人观赏的艺术品。从上海博物馆藏五代—北宋《闸口盘车图》中酒店门首那全由木料扎成的高大触目的彩楼欢门可知其样式之大概。　　　　
　　　　又如《清明上河图》左方临近结尾处的孙家正店的两层彩楼欢门最华丽——前面正中突出一个平面作梯形的檐子，每层的顶部都结扎出山形的花架，其上装点有花形、鸟状等各类饰物，檐下垂挂流苏……　　　　
　　　　彩楼欢门使人未入酒楼前，就感受到了一种华贵的气魄，进入酒楼内，更可感到其壮美，因楼内装饰上了只有皇家贵胄才可以用的藻井，即天花板上凸出为覆井形饰以花纹图案的那种木建筑。　　　　
　　　　宋代私家园林风格　　　　
　　　　这些酒楼不仅仅是内部装饰雍容华贵，而且渐渐园林庭院化。从东京许多著名的酒楼来看，这种倾向是很突出的，许多酒楼往往冠以园子之名，如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