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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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十分传神。　　　　
　　　　小儿相扑在宋代城市中至少有两种形式。女子相扑，则和男子相扑形式一样，裸露颈项臂膀，乃至腰围，所以被人称为“妇人裸戏”。女子相扑，曾在东京最大的宣德门广场上，为皇帝与市民表演过，当时万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面使司马光犯颜直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　　　　
　　　　臣愚窃以宣德门者，国家之象魏，所以垂宪度，布号令也。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万民之众，后妃侍旁，命妇纵观，而使妇人裸戏于前，殆非所以隆礼法，示四方也。　　　　
　　　　从目前遗存在辽宁博物馆的赵佶所画的宣德门，与北宋钟上宣德门浮雕，不难想见宣德门之高大雄伟及其在宋代的重要性，于此也就不难理解司马光为之而上书，至今读来仍有一股激愤之情了。尽管司马光提出了“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但提归提，并不妨碍女子相扑在城市体育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临安，以“女厮扑”闻名的就有张椿等十名之多。　　　　
　　　　“厮”含有互相之意，女子角抵不称“相扑”，而为“厮扑”，乃是取女性身单力薄之特点，含贬意。与“女厮扑”类似的还有“女飐”，它是正式相扑的前奏——临安女飐为数不少，有嚣三娘、黑四姐、韩春春、绣勒帛、锦勒帛、赛貌多、女急快等。她们在男子相扑之前，使用类似“水流星”的利于急速展转的“飐”，打开场子，招呼观众，制造气氛，待市民围拢过来时，正式相扑开始，女飐便退下……　　　　
　　　　这种现象在宋代城市是很普遍的，它表明相扑强身健体的本色在减弱，搞笑逗乐、极力迎合市民欣赏需要的成份在相扑运动中逐渐增强。如“戾家相扑”——　　　　
　　　　“戾家”，是临安的常谚俗语，当时有“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许戾家”的话，可见“戾家”一语，寓有不学、不内行的意思。张端义也曾用“两制皆不是当行，京谚云‘戾家’是也”来嘲笑那些做事不行的文人才士。　　　　
　　　　称“戾家相扑”，不过是由于相扑手众多，不得不标新立异，自立贬语独为一家，用来吸引观众。既然以“戾家”自我标榜，在表演相扑时，自然就有引人发笑的戏耍性动作。这使相扑越来越耐看，常见的“乔相扑”就是这种类型的项目。　　　　
　　　　“乔相扑”是表演者隐藏在用稻草、棉花做成的两个偶人的衣服套子里面，表演者弯腰四肢着地，背负这对双手连接成互抱姿势的偶人，表演者的双手下面穿着一双靴子，作为一个偶人的双腿，自己的一双真腿作为另一偶人的足部，作互抱、互扭、前掳、后挂、搂腰、盘腿各种姿势，尽情展示相扑时的各种解数，看去和真相扑一样……但比较而言，还是两两相当的角力是城市相扑运动的主流，当时临安以相扑著名者就达44名之多，而以“乔相扑”著名者不过9名。


第三部分　赢钱赌物的游戏第2节　相扑（3）

　　　　当时的著名相扑者有撞倒山、铁板踏、宋金刚、曹铁凛、周急快、杨长脚、金重旺、韩铜柱、郑排、广大头、黑八郎、盖来住、武当山、一拔条，等等，名字很能体现出相扑的急、快、狠、重等技术特点，可想他们本领端的不凡！　　　　
　　　　还有唤张关索、严关索、小关索、赛关索的，显然是在刻意模仿三国武将关羽之子关索之神韵。据传：关索年少美容仪，故有“花关索”之称。他武艺高强，又有“英雄男子”之誉，真是美勇兼具。　　　　
　　　　到了宋代，龚圣从“病关索杨雄”生发，作出了“关索之雄，超之亦贤”的崇高评价，关索更是被市民奉之若神明。故余嘉锡先生认为：“盖凡绰号皆取之街谈巷语，此必宋时民间盛传关索之武勇，为武夫健儿所忻慕，故纷纷取以为号。”　　　　
　　　　北宋政府在金兵入侵的时候，怕城中善于相扑的“小关索”李宝闹事，将他和其他16人急捕入狱，后枭首示众。一个相扑手在宋政府眼中就可以构成这样可怕的威胁，这就比较容易理解，宋代城市中的相扑手为什么纷纷以“关索”命名自誉了。　　　　
　　　　遗憾的是，宋代的历史著作家并未记下“小关索”李宝的具体情况，这使我们无法了解到更为细致的相扑场景。在这方面，要求助于小说《水浒传》。基于二十余年不懈的考证，笔者坚认：《水浒传》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市民生活。在《水浒传》中所看到的相扑场景，比正史在《水浒传》中，相扑手和好相扑者很多，如蒋门神就是靠相扑本事夺了“快活林”，武松则又靠相扑的“玉环步，鸳鸯脚”，夺回了“快活林”。“闲汉”出身的高俅也会相扑，自夸“天下无对”。只一跤便摔翻了李逵的焦挺，则　　　　
　　　　是“祖传三代相扑为生”的职业相扑手，他们家是“父子相传，不教徒弟”……　　　　
　　　　所有这些，都是对宋代城镇相扑运动真实的描写。最为精彩的是，《水浒传》中《燕青智扑擎天柱》一回，展现了宋代城市相扑的具体场景——　　　　
　　　　这次相扑在山东泰安州的岱岳庙内举行，时值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天下香客如风云聚汇。在此时此地相扑，是应“献圣”的美名，寄寓祭神礼佛的美意，这与东京市民每年六月六日，要举行相扑以祝贺崔府君的生日是一样的。　　　　
　　　　先是一位年老的“部署”，即相扑的裁判员，拿着“竹批”，即比赛时的指挥标示，走上相扑赛场——数根粗大柱子支撑起来的“献台”上。他先“参神”，然后才请今年相扑的对手“争跤”。　　　　
　　　　著名相扑力士的身份是非常尊贵的，连续两年蝉联相扑冠军的任原，为他扬名的“两条红标柱，恰与坊巷牌额一般相似”。任原在客店教徒弟时是“面前遍插铺金旗牌，锦绣帐额，等身靠背”，俨然戏剧中的“霸王”。任原奔赴赛场时更是雄纠纠、气昂昂，“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前面列着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这轿前轿后三二十对花胳膊的好汉，前遮后拥”，这排场不弱于出巡的高官。到了比赛场地，主持相扑的“部署”，要把他请下轿来，“开了几句温暖的呵会”，慰问一番，任原这才上台　　　　
　　　　献艺。　　　　
　　　　因为是为了祭神礼佛表演相扑，所以任原先“喝了一声参神喏，受了两口神水”，再摘了巾帻，脱下棉袄，露出一身这样的装束：　　　　
　　　　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腰系一条绛罗翠袖。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踅褶衬衣。护膝中有铜铛铜裤，缴臁内有铁片铁环。扎腕牢拴，踢鞋紧系。　　　　
　　　　燕青则是：　　　　
　　　　除了头巾，光光地梳着两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绷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了架子。　　　　
　　　　以上可见，相扑者，头发都要绾成角儿，要赤裸上身，下身似应脱裤，可能任原是多年冠军，身上可以佩戴些冠军标志的饰物，如今日日本相扑冠军身上悬挂的饰物一般。


第三部分　赢钱赌物的游戏第2节　相扑（4）

　　　　明刊本《水浒全传》插图：燕青智扑擎天柱燕青和任原的相扑姿势，可和宋代笔记、出土文物互证。如《葆光录》所记：相扑者成双结对，披着银画衫子，唱啖而出，裸身相扑。山西晋城南社宋墓室南顶《相扑图》还可证明——　　　　
　　　　四个相扑汉子，上身赤裸，下身短裤露腿，黑色头巾，穿靴，两侧各有一旁观者，中间两人则全力相扑，左边者头被右边者夹在臂下，右边者左腿却被左边者抱住，双方相持不下……　　　　
　　　　从这幅《相扑图》观察，四位汉子身材均同，看来相扑是要有级别的。任原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对手也应膀大腰圆，可燕青身材却瘦小，许多人加以嘲笑，嫌他分量不够。部署也制止燕青相扑，并从“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　　　　
　　　　这说明宋代的相扑，对什么样的人方可参加，有没有“保人”，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不许暗算”之类，已有明细规定。因燕青抱着“输了死，永无怨心”的念头，任原则“恨不得把燕青丢去九霄云外，跌死了他”，弄得部署无法，只好拿着竹批，两边分付已了，叫声“看扑”！　　　　
　　　　献台上只有部署、任原、燕青三人，先是“燕青做一块蹲在右边，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这是遵循“各占一半，中间心里合交”的相扑规则。而一旦相扑起来，“正如空中星移电掣相似，些儿迟慢不得”，一来一往，胜负只在刹那间。　　　　
　　　　所以，任原依靠着身大力壮，采取了“逼”、“拿”的相扑战术。燕青则借身材瘦小，灵活地在任原的左、右肋下钻来钻去，利用任原转身不便的缺点，扰乱他的步子。接着燕青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一共旋了四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做鹁鸽旋”。　　　　
　　　　燕青一连串颇有力度的穿、跃、抢、探、扭、顶、托等相扑动作，相当准确地表现出了宋代相扑运动的主要特点，这是富有历史价值的，并给人以美的享受。如果《水浒传》作者没有经过长期的对宋代相扑运动细致入微的追踪观察和研究分析，一言以蔽之，如果没有对宋代城市相扑运动及其风俗的深入了解，是绝对写不出这样丝丝入扣、传神逼真的作品来的。如燕青与任原的相扑比赛，“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都助将利物来”。这一数字虽有些小说家的夸饰，但验之南宋临安经常举行的这样的有“利物”的相扑比赛，还是很真实的。　　　　
　　　　这种在露台高处的相扑，主持者以旗帐、银杯、彩缎、锦袄、官会、马匹等大宗财物为诱饵，使诸道州郡膂力高强、天下无对的相扑高手来夺其赏。有夺得头赏者不仅能获得丰厚奖品，而且还可以补军佐之职。理宗时，就有一号为“温州子”的韩福，胜了所有相扑对手，得了头奖，授了军职。　　　　
　　　　这样的相扑比赛活动，是由政府支持开办的，其用意是活跃城市的体育运动，以引导市民参与到相扑中来。它与民间发起的燕青与任原的相扑比赛略有不同。不过，一政府，一民间，犹似双峰对峙，二水分流，映衬得宋代城市相扑运动更加壮观迷人，商品化倾向亦越来越浓，人们的兴趣也多集中到相扑的“利物”上来。《水浒传》中燕青与任原的相扑图就可看出：露台下几位市民乘乱将手伸向“利物”，这不经意间之笔似乎在告诉人们相扑的含义已不全在力量的比赛上。


第四部分　体育运动第1节　争标弄潮（1）

　　　　“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风发。”　　　　
　　　　这是金盈之《醉翁谈录》中的一句俗谚，说的是在这一天，村姑无老幼都入城玩耍，主要去处是金明池。金明池真有可以使“村里老婆”疯疯颠颠的魔力吗？是的，作为地处中原的城市中的一处园囿，它在平时大门不出未见过世面的“村里老婆”，也在一般的市民面前展现开来的，是个极其新鲜而又神奇的境界——　　　　
　　　　波光浪花，返照着矗立在水中的岛上宫殿，亮晶晶，金灿灿。池中，龙舟昂首，小船簇拥，游艇徜徉，桥飞千尺长虹，柳丝拂水；岸上，楼阁巍峨，树丛环绕，彩棚人聚，伎艺涌动……　　　　
　　　　看惯了负载粮秣舟楫的混浊汴河的双眸，看到了碧澄澄的春波上浮动着装满大旗狮豹、蛮牌棹刀、神鬼杂剧的彩船；听熟了夯歌野调、叫卖市声的耳朵，听到了吹打弹唱的袅袅颤音。更让市民们心满意足的是，他们耳闻目睹到了震地的铎声中，冲天的笙歌里，鲜新的宝装锦绣中，耀眼的枪剑绣旗里，“真龙天子”翩翩而来……　　　　
　　　　皇帝莅临金明池，起因并非“与民同乐”，而是为观“水战”。金明池开凿的初衷就是为此。据史载，金明池开凿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当时主要是为了建设一片较大的水城，安置神卫虎翼水军，在每年的春夏之交操教舟楫。　　　　
　　　　在此之前的太祖赵匡胤，只能到“造船务”去观习“水战”，这是不能满足以在马上取天下而自负的皇帝的虚荣心的，故太宗动用了3。5万名士兵凿池，引金水河水贯注。为保证开凿质量，太宗还特意赏予役卒每人千钱、一端布，并赐此池名为“金明”。　　　　
　　　　雍熙元年（984）四月，太宗驾至金明池水心殿，检阅水军，只见：“战舰争胜，鼓噪以进，往来驰突，必为回旋击刺之状。”太宗就此景对侍臣发了一通议论：“兵棹，南方之事也，今既平定，固不复用，但时习之，不忘武功耳。”这一席话道出了开凿金明池的真正意义。　　　　
　　　　金明池之所以开凿成周约9里30步，池面直径7里许的规模，正是为了能够容盛巨大的军事演习的阵势。杨侃《皇畿赋》展现了这一场面：　　　　
　　　　命楼船之将军，习昆明之水战，天子乃驻翠华，开广宴，凭栏槛于中流，瞰渺茫于四面。俄而旗影霞乱，阵形星罗，万棹如风而倏去，千鼓似雷而忽过。则有官名佽飞，将号伏波，骧江中之龙，避船下之戈。黄头之郎既众，文身之卒且多。类虬龙而似蛟蜃，骇鲸鲵而走鼋鼍，势震动于山岳，声沸腾于江河……　　　　
　　　　这和真的水战没有什么区别，给人印象极深。长寿的袁在晚年时，就曾专门记录少时在金明池观看过的“水战”：船舫回旋，戈船飞虎，迎弄江涛，出没聚散，倏忽如神，有“令人汗下”的效果。　　　　
　　　　一味习水战，以示武备，神经必然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与北宋承平日久的氛围很不协调。随着盛世时光的推移，主张在金明池中演习水战的太宗，也逐渐改变了初衷。淳化三年（992）三月，太宗又一次来到金明池，亲手将一银瓯掷到波叠浪翻的池中，命令一军卒泅入水里取上来，表演“竞渡之戏”……　　　　
　　　　一贯以勇武著称的太宗，开始在金明池波澜间挥洒上轻松的一笔了。将太宗与太祖比较，太祖全是观习“水战”，太宗则于“水战”演习间隙，设置点儿不仅能锻炼体魄，又可调节情绪的“水戏”。这些“水戏”起初是滴滴雨露，积累变化，渐渐掀起了与“水战”并肩竞长的大浪，这在太宗以后的真宗时期尤为明显。　　　　
　　　　大中祥符六年（1013），真宗挑选在京诸军中江淮习水之兵，别立水虎翼一军，置营金明池侧，按栻战棹。也就是在此时，“水战”记载已不见于史籍，“争标”开始登场。“争标”形式早在宋代以前就曾有过，仅说唐代，其程序和规则就已十分严整——　　　　
　　　　人们在水面的终点插上一根长竿，竿上缠锦挂彩，因其鲜艳，呼为“锦标”，竞渡的船只以首先夺取标者为胜，故又称之“争标”。“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唐人的《竞渡歌》可以使人想见“争标”的神韵。宋代城市最早的“争标”，是在咸平三年（1000）五月以“水戏”之称进入史籍的：扬旗鸣鼓，分左右翼，植木系彩，以为标识，方舟疾进，先至者赐之。此后每年春季在金明池举行不断，而且每次是“纵都人游赏”。这就使“争标”的浪花飞溅到普通的市民身上，吸引着广大市民来观赏这可以强身健体的活动，已远远超出金明池开凿之初单纯举行“水战”的意义。


第四部分　体育运动第1节　争标弄潮（2）

　　　　从真宗幼时就喜好战阵之戏，自称元帅的嗜好来看，他检阅的“争标”，无疑带有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