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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章

慈禧全传_001-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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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洌У热瞬槐闼祷埃挥泄跗鸲嗖担『笮槿酰蘖Χ嘌裕凰档靡痪洌骸安灰涝耄税覆荒苌屏恕!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曾国藩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曾国藩,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慈禧太后“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国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两宫太后首先就悚然心惊。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后微喟着说:“有僧王在,他的马队,还可以把洋人挡一挡。现在,也还得要调一支兵进京保护才好。”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议,预备再调驻张秋的铭军九千人入京。等商议好了,请旨办理。”
“李鸿章呢?”慈安太后又问,“他此刻在什么地方,这件案子,他怎么个说法?”
“李鸿章此刻在潼关。他给臣写信,也说‘断乎不可用兵’,只能跟洋人‘一味软磨’。”
惇王听得这一说,算一算督抚中预备开仗的,只有一个丁宝桢,但“东军”全靠一个总兵王心安,那两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带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调进京。看样子已非得依从曾国藩的意思不可,那就只有在“讨价还价”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话说:“曾国藩所请办地方官、缉凶这两件事,既不得不从,那么,中国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严办。”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认为严拿拐子,刺激洋人,应该从宽,所以惇王这么说。
这一说勾起了醇王的牢骚,发了好大一篇议论,说素日无备,而临事则以“无可如何”四字塞责,从咸丰十年以来,试问“所备何事”?这是指责当国十年的恭王。说到最后,他亦是“无可如何”,只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纶音,如果仍有措词失体之处,”他很起劲地说:“臣等仍当纠正。”
慈禧太后点点头,看着恭王说道:“那种‘大清仇人’什么的,是有点儿不象话!”
“是!”恭王病后体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说:“军机拟旨如有不妥之处,醇王等人尽管纠弹,臣等虚心接受。”
恭王这样给面子,醇王不便再发牢骚,于是御前会议到此结束。时间太长,无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纪的倭仁等人,甚至因为跪得太久,站不起来,得要太监来搀扶。
虽然如此,却还不能回家,都在朝房里等着看军机处所拟的旨稿,如有与廷议不符之处,象醇王所说的,“倘有措词失体之处”,便可当时“纠正”。
军机章京的笔下都快,但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发,面奉裁可的意见,都包括进去,而遣词用字的多寡轻重,与发言者的名位又有关连,因此斟酌损益,费了三个钟头,才把两道明发、两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请大家去看。
两道明发,是摘叙曾国藩的原折,为洋人辩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妄”,以及遣责天津地方官办事不力,革职查办。两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一道专寄曾国藩,指示大计,自然最关紧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这一件,只见写的是:“曾国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国藩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屈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豫备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乱民,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这道廷寄,实际上照曾国藩及总理衙门的意思办理,而表面上对主战一方重视民心的议论,亦已完全采纳,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话说。
再看那两道明发上谕,摘引曾国藩的原奏,文气不顺,近乎支离。翁同龢心里在想,如果照此明发,一定会引起指摘,还得重新斟酌。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经偏西,还要清稿,还要“请起”,面奉两宫太后认可,时间局促,决无再细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见,又费了三刻工夫,才算妥帖,廷寄即刻飞递,明发由倭仁带回内阁去处理。出宫时刻,已快下钥,却有一骑快马,飞奔而来,天津的折差,递来崇厚的一个折子,说是曾国藩病重,请另简大臣赴津主持。
※ ※ ※
曾国藩的病是又重了些,但神明不衰,未到卧床不起,无法治公的地步。就是病势增重,也是受崇厚所逼,而间接是受英国公使威妥玛所逼。
当教堂被焚之初,英国驻天津的领事李蔚海,就联络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自卫队”,名为保侨,其实是有意要反衬出中国官府不能维持地方。及至罗叔亚到天津,老奸巨猾的威妥玛自告奋勇,陪着他同行,在幕后全力煽动。起先是提出拿天津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要求,以后又透露口风,赔偿损失最少得数百万银子,杀人放火的凶手,至少要正法三、四百名。上海来的《申报》又载着英国人的议论,说是必须用武,儆戒中国官民。同时崇厚打听到,罗叔亚不仅每天与法国水师提督会商,而且已有两千洋兵开到,大沽口和烟台的外国兵船,亦日有增加。
这些消息把崇厚吓得胆战心惊,万一开仗,朝廷主战的一派得行其志,那时追究责任,第一个就会把他杀掉,至少也是充军的罪名。这是不可避免的,兵败议和,则杀主战的大臣,和议决裂,不惜一战,则必杀主和最力的人来激励士气民心。为此,他一天几次去见曾国藩,反复申说,必须答应罗叔亚在照会中所提出的要求,否则大祸就在眼前。
曾国藩撤张光藻、刘杰的职,奏请治罪,已觉内疚神明,痛悔不止,如何再肯听崇厚的话?最后被逼不过,他半真半假地表示了态度。
“洋人亦须适可而止。”曾国藩依然保持着他那平静舒缓的语声,“莫以为我立意不开衅,便是怕事不设防!我已密调各路军队到津,军械由上海制造局航海赶运,军粮呢,福建采办的两万石米,可以奏请截留。真的逼得人不得过,也就只好跟他周旋了。”
崇厚惊愕莫名,“中堂,”他嗫嚅着说,“我竟不知有这些部署!”
“现在你知道了。”曾国藩闭眼捋须,接着又说:“我自募勇剿贼以来,此身早已许国。幸赖圣祚绵长,将士用命,荡平巨寇,百战名将,如今凋零虽多,也还有李少荃、左季高、彭雪琴、杨厚庵,那个不是念切时艰,心存君国?就算我衰病交侵,不久人世,继起亦复有人,不见得跟洋人打都不能打!”
这番话一说,崇厚无法再谈得下去,而且心里惊疑不止,他无法判断曾国藩的话,是真是假?他也知道,曾国藩处事一向慎密,又有一班极能干的幕友,暗中调兵遣将,非无可能。看这样子,说不定曾国藩眼前的一意主和只是缓兵之计,等军队开到,又是一样说法,那就非把大局搞决裂了不可!
这样一想,他觉得曾国藩在天津,有害无益,苦于无法把他请走。谁知事有凑巧,曾国藩因为崇厚一味媚敌,逼人太甚,心境大为不快,眩晕的毛病越发严重,以致当客呕吐,卧倒在床。崇厚灵机一动,趁此机会,飞奏曾国藩病重,不能任事。这是非常不礼貌的举动,但照崇厚的想法,这一来不但是救他自己,也是救了曾国藩,让他能把一副千斤重担卸下来,回保定安心养病。
在同一个奏折中,崇厚又说,法国公使已提出职官抵命的最后限期,如果在拜折第二天下午四点钟,还未有确实答复,法国兵船就要派兵上岸,杀向京城,而大沽口的各国兵船,就在这一两天内开到了九艘之多。
这个折子递到京城,正就是崇厚拜折第二天的下午四点钟。如果说已经决裂,则事已无及,而期限过于迫促,亦反令人有不近情理,纯为空言恫吓的感想。因此,奉旨进宫看折的恭王,对这一层倒不怎么摆在心上。
然而曾国藩的病倒在床,却不能不重视。恭王和总理大臣们都知道,崇厚对外则资望不足,为敌所轻,对内则与情不洽,动辄获谤,已经无法再在天津立足,所请“简派重臣”,实在有此必要。为难的是这个能办洋务的“重臣”到那里去找?
“这是个火坑,派谁谁倒霉!”宝洌Э嘈ψ潘担昂鸵槌刹怀墒橇硪换厥拢染偷萌媚前唷辶鳌罡龉唬 
他的话一半是牢骚,一半也是实情。沈桂芬则比较沉着冷静,心想宝洌У幕耙淮觯颜胰耍谑墙艚幼潘档溃骸盎八淙绱耍虑橐驳昧矫婵矗馐焙蛩贤ι矶觯言粝喽嘉茨馨斐傻母Ь职斐桑叵泶竺T偎担医舜蠊Γ⒁啾夭槐〈!
“对了!”恭王许了愿心,“谁要是把这副担子挑了下来,我一定保他,或是换顶戴,或是调剂差使,两宫太后不能不依。”
有此一句话,立即便有人自告奋勇,那就是以兵部尚书奉派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毛昶熙。他是河南人,也是咸丰初年投笔从戎的翰林之一,一向在他家乡办团练,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戡平大乱的勋业来,自有天渊之别。但正如俗语所说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在慈禧太后和恭王眼中,是个肯为朝廷出力的人。毛昶熙本人则在京朝大僚中,以知兵自名,把那些以翰苑起家,循资升为尚书、侍郎的大臣,都看作书生。这时因为法国公使以兵船胁迫,他认为以兵部尚书,总理大臣的双重资格,该去看一看虚实,因而毅然请命,打算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好事。
有他肯不避艰险,且又是总理衙门的人,深知朝廷的意向和全案的首尾,恭王自然接纳。但与宝洌А⑸蚬鸱颐苌痰慕峁衔煅笪竦某げ牛谝煌贫∪詹绻娴暮鸵榫隽眩蚬拔谰╃埽址抢詈枵虏豢伞4送馔写饰约玻A熘绷ヌ岫较蚊牧趺喔谜髡佟I潭苏庑┌旆ǎ⒖探胫级ǘ帷
那几天因为承恩公惠澂的夫人病殁,作为亲生长女的慈禧太后,哀痛不已,养心殿的常朝暂免。这时,只有恭王一个人“递牌子”,两宫太后在御花园钦安殿召见,自是一奏就准,当天就下了谕旨。名义上仍旧尊重曾国藩,让他主持天津的交涉,但以“该督抱恙甚剧,恐照料或有未周,谕令丁日昌迅速赴津,帮同办理。又以丁日昌航海前来,须在旬日以外,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会办。”同时“谕令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候旨调派。”
于是毛昶熙带着四名随员,由京师星夜赶到天津,预备与“洋官”会议。
毛昶熙的四个随员是,翰林院侍讲吴元炳、刑部员外刘锡鸿、总理衙门章京陈钦、恽祖贻,算是京里一等一的洋务长才,其实只有一个陈钦是好手。他在总理衙门的章京中,称为“总办”,就好比军机章京的“达拉密”,内务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脑。曾国藩对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视,倒是对这四个人,一谈之下,赞叹不绝,许为“难得之才”。
难得的也还只是一个陈钦。在与法国公使罗叔亚、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会议席上,他据理力争,侃侃而谈,引证各国通行的公法,指出丰大业应负激发冲突的责任,同时表示修堂、赔银以外,天津府县撤职交刑部查办,缉凶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办理,安三、王三两名祸首已经照罗叔亚的要求释放,中国所应该做到的,不但已经做到,而且已经过分,不能再有所让步。
罗叔亚被驳得无话可说,一味坚持职官抵命的要求,变成无理可喻,威妥玛自然也就挑拨不起来。等会议不欢而散,罗叔亚与威妥玛大概觉得还是总理衙门比较好对付,随即便离津进京。
崇厚一看这情形,正是脱身之时。一则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职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责任,再则怕罗叔亚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会跟总理衙门去找麻烦,他得从中去说好话,以排解见功。所以拿“奉使法国请入都陛辞”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罗叔亚后面,匆匆赶进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国藩却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这桩交涉,坏在误听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来失之于太软弱,让法国人步步进逼,搞得枪法有些乱了。静下来细想一想,觉得罗叔亚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样的强硬,则会议决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无表示,悄然进京?
这个疑团,很快地就被打破了。从英国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尔各答的“电报”,传来消息,说是普鲁士跟法国开了仗,起因于西班牙发生革命,女王被废,预备迎立普鲁士王的一个亲族为西班牙王,法国的皇帝,老拿破仑的侄子,称为“拿破仑第三”的,表示反对。于是普鲁士王遣大将毛奇,领兵进攻法国。在大沽口的法国水师提督,就因为国内正有战事,必须待命行动,所以拒绝了罗叔亚的要求,怎么样也不肯开衅。
“天佑吾华!”曾国藩大大地松了口气,知道仗是打不起来了,至少限度可以说,要法国国内再派援兵,是不会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说,“法国既有内顾之忧,我们这里何妨乘机利用?”
“不然,不然!”曾国藩大为摇头,“你莫想到《战国策》上的话!普、法两国的国情形势,几乎一无所知,而想利用重洋万里以外的战局,如何可以!这个论调发不得,一发助长了主战诸公的虚骄之气。为今之计,正宜把握良机,奏请慈圣,执持定见,促成和议。请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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