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4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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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的很无奈。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对传统文化，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的进入到失语状态。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无意识。比如说，春节人们第一个反映是“今年的春节晚会如何”，中秋节的反应则是“吃月饼”，端午节的反应是“吃粽子”，至于为什么过这个节，几乎一无所知。
生肖的命运更不济。上些岁数的人大体上还可以像先人那样延续纪年，而年轻人只知道到了本命年系根红腰带，在农村还有讲究本命年不许结婚的习俗，除此之外，对生肖一概不知，是纯纯粹粹的集体“肖盲”。
相反，国外的血型论却悄悄在国人中升温。据说，有很多国家，他们在人事安排上是很讲究血型搭配的，有的国家甚至把血型的选择上升到竞选总统上。我相信其中的道理，但我反对教条的运用。这些东西跟我国的相面术、看手相大致相似，可以参考，但不可武断决策。生肖也是如此，人们每每谈此，总爱与算命联系在一起。仅从婚姻而言，不知有多少梦中鸳鸯，在现实生活中活脱脱因为属相不合，而断送了桩桩美好姻缘。民间对此说法很多，如“鸡猴不到头”、“白马犯青牛”、“龙虎斗”等等。
“十二生肖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现象，是一种内涵深广的文化符号。如果说人类对生肖的最初认识只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意识，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图腾崇拜，多少带有盲目性，潜意识，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鼠、牛、虎、兔等生肖元素的崇拜意识进一步纯化和提高，并逐渐渗进了人们的科学和审美意识：从零散的状态开始过渡为比较固定的十二种元素；从单方面的崇拜变为人类和生肖元素的双项互动，从而使人类对生肖产生极大的兴趣，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观照。”陈冠英、张维萍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生肖篆刻艺术和生肖文化研究中，他们始终把握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扬弃精神，并形成了自己一套成熟的生肖文化观，“生肖之说明确记载于汉代，王充在《论衡》中具体提到生肖一词。在远古时代；生肖即被广泛地用于科学认识领域，并与由来已久的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相对应，与五行学说相联系，与八卦学说相呼应等等，可以说，生肖是中华文化史上最完善的标记时间、空间系统的体系源，也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神奇的文化现象之一”。
我知道世界上有玄学。我也知道世界上有模糊理论。
我知道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我还知道世界是永远处于运动之中的。
因此，认识世界也应该是运动中的认识。那种对世界一成不变的认识，肯定具有局限性，在一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谬误。
生肖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同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交谈中，我始终以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同他们进行交流，我说，我们的交流既是哲学上的，也是史地、宗教、艺术、社会学等诸方面的。陈冠英说他喜欢这样的交流。
陈冠英对我讲，关于生肖学；他不大赞成学院式的过分考证，因为你要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认可的结论很难。同时，他更不太赞成把生肖学过分神秘化。当然，在充满科学精神的今天，人类也不应该回到生肖的图腾时代。但是，实践告诉我们，陈冠英、张维萍真诚交友、以心换心、巧妙汇集全国一流名家之智慧，通过他们对生肖及生肖学的重要认识和理论观点，去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这确实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通道。
猫头鹰不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种。印象中，国外好像有对猫头鹰图腾崇拜的。1998年，我从天水甘谷大像山参加三坛受戒活动回京后，意外收到湖南省佛教协会居士学修委员会主办的《放生养生通讯》（1998年8月6日出版）。在该报第四版刊登一篇标题为《是报复还是嬉戏——望城三中一教师连续六次遭猫头鹰袭击》的文章。文中说，5月12日下午望城三中校园内，发生了一起罕见的飞鸟袭人事件。在长达6个多小时内，一只类似猫头鹰的飞禽，连续6次袭击同一个人，其原因令人迷惑不解。这天下午，学校放假，学生全部离校。一位老教师在校园内的小池塘边垂钓消遣，从下午一时到七时遭到同一飞鸟袭击。这只飞禽袭人的动作和技巧，显得非常机智和成熟，每次攻击，都是乘人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手，从人的身后偷袭，令人防不胜防。得手之后，便在天空一个盘旋，然后落在附近的树上，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任人吆喝吓唬，兀自岿然不动。在6次袭击中，除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从人的颈项边掠过外，其余4次，都一矢中的，击在人的头部。前三次，因垂钓的老师戴着草帽，不至伤人，虽然在第三次时，居然把草帽抓落在地，但也只是一袭而去，并无搏斗。到后来，因为下雨，老师取去草帽，撑起雨伞，尚未戴帽期间，那狡猾的飞禽瞅住机会，又一次发起攻
击，竟然在老师略微秃顶的头上击个正着，留下了构成正三角形顶点似的3个爪痕。据受袭击的老师讲，从鸟的形体、颜色，特别是尾翎的花纹来看，这是一种个头较小的猫头鹰。由于校园绿化初具规模，近几年来，一群体型不大的猫头鹰种群在这里繁衍生殖。每逢阴天，它们也好在白天飞来飞去活动一番，但袭击人的事却从未发生过。另外，校园附近还居住一种好群攻牲畜的鸟群，不识其名，但毛色却非灰色，因而可以肯定不是它们的恶作剧。猫头鹰何以要连续攻击同一个人呢？这一异常罕见的咄咄怪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们推测，可能是出于报复，因为两年前，被攻击的老师因医治哮喘病而蒸吃了两只被人射杀的猫头鹰。但这位老师并没有亲手射杀，也没在射杀现场，并且事过两年，猫头鹰又何以能认准他是报复的对象呢？还有一种推测，就是飞禽的嬉戏行为，但从受击者头上的伤痕和时间的持久来看，这嬉戏的玩笑似乎开得有些过火。
不管是哪一种推测，它似乎都在提示人们，人只有和自然界友好地和谐相处，才不会上演人间的尴尬与悲剧。在这里，我有必要提到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天水老乡，一个是著名诗人牛汉，另一位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
牛汉本不是天水人，原籍山西定襄人。1937年，抗日烽火逼近了定襄，牛汉跟随以教书为生的父亲几经周折来到天水。1943年他离开天水，后去延安未成，遂在西北大学从事学运，1946年被捕入狱。1948年，他来到华北解放区，1949年随华北大学进了北京。1953年调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历史性的又一次走进监狱的大门。多灾多难的经历，给了牛汉一副铮铮铁骨，同时也给了他一副热血心肠。1997年，他在致陈冠英、张维萍的信中说：为二位的刻石题词，半年以来，未敢动笔，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右眼患严重白内障，视力不足0．1，几近全盲——第二个原因是，我真不敢写这个为人类生存作出牺牲与贡献的豚的命题。六十年代初及“文革”后期，我在服劳役期间从事过屠宰的活儿，不下四五十头的豚惨死在我的刀下，而它们都是我以一勺勺的汤水喂养大的，我们相依为命，每一头豚都认识我，爱我，它们的机敏的眼神和灵巧的尾巴，给过我不少的欢悦。因此，我首先应当向豚类请罪，饶恕我这个命运多蹇的人。我如何能舞文弄墨地写这篇愧疚万分的文章呢？这第二个原因才是我无力提笔的主要的难点。这文章我今生今世也羞于下笔了。请予谅解。天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和两个弟弟的遗骨都埋在陇山之巅了，而我第一首诗也是在李广故里的山上完成的，为此我更加惭愧。我感激天水那片古老而又神圣的土地。我深信，十二生肖刻石的这种意境只能产生于伏羲画卦的地方。
同样，雷达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惊人一幕着实地触动了他这个肖羊之人，并引发了他的《尔羊来思》：那一年，“五七”干校过节宰羊，屠者无能，或太富“羊性”，杀了一半就胆怯了，结果脖子上带着刀的羊逃逸了，一路滴血而奔，目光中满含惊惶、哀怨、失神，听说它后来死在半途上，血尽而亡。当时我真有掩面而泣的冲动，为物竞天择的无情，为生命的短暂飘忽，也为弱者的无奈而泣。当然，这终不过是君子远庖厨也之类，一旦吃起羊肉来，我早忘了自己的悲悯，且凶狠无比。我想，人类爱羊，又不得不杀羊，心里其实是很矛盾的，面对生态与道德的悖论，贡献与牺牲的必然，便对羊深荷歉疚，于是才在无数建筑和器物上刻画着羊的庄严神圣的形象吧？因为属羊，我有时会冒出很怪的念头，比如暗忖自己哪些地方像羊，平生的性格运命与羊有没有干系之类。再看周围的熟人，比照他们的面貌神气与他们的属相，有时候还真能叫人会心一笑。现代都市人离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愈来愈远了，但人们还能牢牢记住自己的属相，也真是一个奇迹。倘若只是远古风俗的残留，恐怕不会留得这么顽固。莫非在属相与生存、生肖与生命之间，真有什么割不断的深刻的文化血缘吗？印度有一首古歌唱道：“部分脱离整体只是梦幻，万物与汝共一灵魂”，似可给我们一点暗示，我们以为离了动物世界，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其实，不管人类怎样智慧而尊贵，却无法摆脱宇宙生物圈中动物之一员的身份。意识到自己高等动物的优越是必要的，但时时记住自己终归还是动物也未必是坏事。人有时还真该到动物这面镜子里照照自己。
我在关于散文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曾说，在当下无数的人大喊散文需要创新、散文必须革命的口号声中，一个真正有胆识的作家，需要的往往不是创新，而是坚守再坚守，甚至是回归。实践证明，一切发展、裂变的新事物，并不一定代表着先进性和科学性。可以想见，当人的大脑可以制作出电脑时，为什么人得高血压、冠心病、精神病的积数却与日俱增呢？而相对于人的低级动物们却很少发生。相反，由于过分地砍伐树木植被，使江河湖海遭到很大程度的人为破坏、污染，从而影响了许多生物间的发展平衡。据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都会有一定的生物物种被灭绝。
陈冠英告诉我说，经过他多年的了解，到目前世界上发行过生肖邮票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90个，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生肖文化已然走向世界。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国家不是像中国用十二生肖纪年，而是按天文学中的十二星座，即魔羯、宝瓶、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缅甸既不按年，也不按月，而是按周，以7种兽类轮序；印度则和中国大体相同，只是将虎变成了狮，鸡变成了金翅鸟，但次序一样，据说这些动物都是印度人崇拜的十二位神将的坐骑；越南也是十二生肖，但没有兔，以猫取代；日本和中国一样，似乎可以认定是中国东渡过去的。在这里，我不能轻易地就表明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多么富于创造、富于神奇。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毕竟是其中的一分子。生肖是人类的选择，人类选择了生肖，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形态的生肖文化。在古老的生肖文化面前，不论今天我们的人脑多么发达，但总感觉还很年轻，。但我们深信，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时代，生肖邮票风靡全球的现象，正是这种传播热潮的生动体现。
我非常赞同文艺理论家、著名篆刻家唐醉石之子唐达成先生对生肖文化的认识，可惜他如今已不在人世了。唐达成先生说，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群众至今尚生活在农村，以耕植稻麦粟黍为生。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小农的耕作方式，水是赖以生存和庄稼丰歉的命脉所在，无论旱涝都与水有关，都要求对水的控制。但小农经济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仍“靠天吃饭”，尚无力控制自然。久远以来，人们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呵护上，龙，正是与水密切相关的神灵之一。贵为天子的帝王是龙之子，明清之际，在开耕时，都要由天子亲自出面，在北京“先农坛”祭祀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以保丰年。即使是龙之子的祈求也往往是没什么保证的。尤其是国土辽阔，焉能处处风调雨顺。大旱之时，农民往往向龙王求雨，或将龙王抬出游行，甚至将龙王爷放在毒日下暴晒，以为龙王爷自己亲历了旱渴之苦，就能沛然而雨了。民谚有“虎从风，龙从雨”之说，大约也根由于此。而当喜庆丰收之时，便又将得水之利的丰收归功于龙王，载歌载舞，龙灯龙船龙舞由之而生。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观念形态，时代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广大农村，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仍然还占着主导地位，对于水的依赖与对龙的眷恋，便代代相沿地流传下来了。既然我们至今仍然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占绝大部分，人们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不亦相宜乎。龙的天命的神秘面纱已被剥去，那么“龙”作为东方特有的，代表吉祥、尊贵、欢庆的吉祥物和民族象征保留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更何况，如今国势日盛，沉睡已久的东方巨龙，早该是“骑元气，游太空”，昂然腾飞的时候了。
唐达成属龙，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皆属马，“龙马精神”既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生肖文化中不可或缺、非常灿烂的一部分。这也正是陈冠英们乐此不疲所追求弘扬的力量所在。T篇生肖之魂
世界上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的。每当向人提起家乡的那一片热土，人们都会讲述出许多动人的故事。这故事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千百年来，它总是如奔腾的小溪那样欢快地在人们心头流淌。
陈冠英、张维萍之所以能选择以生肖篆刻这种艺术形式来体现他们的人生追求，除了他们本人从小对诗、书、画等艺术的爱好，以及他们长大后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专业创作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丰富而悠久的天水地方文化对他们的思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
天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古丝绸之路东段上的一个重镇。天水之名，因西汉“天河注水”的传说而得名，古称上邦、成纪、秦州。据《水经注》记载：“上邦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风雨随之，故汉武帝改为天水郡。”天水古属雍州，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相传人类始祖伏羲就诞生在这里。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伏羲创立和倡导的古文明，特别是八卦学说，由当时的成纪（今天水）沿渭水渐至黄河流域，向东扩至关中，继而影响到中原及华北、东南，逐步形成了影响整个以炎黄部落为核心的华夏民族重要文化构成。同时，因伏羲“人身蛇首”而崇奉的蛇图腾，也由西北黄土高原蔓延神州大地，进而演变为龙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