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4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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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脚步回到家里，坐到阳台上，欣赏着五颜六色的花儿，恍惚间就像置身于经过她手诞生的无数孩子们春光洋溢的笑脸中间，卢光琇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有时望着花儿一天天长大，她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像这花儿一样在不断绽放。
是啊！花儿和孩子，往往让人联想起生命最蓬勃的部分，虽然你无法把它永远留住，但它在你心里激起的总是盎然的诗情画意。
“使生如夏花之灿烂……”是诗人最真诚的祝福，也是卢光琇最美丽的生命祈愿。
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四十岁这个年龄都是卢光诱人生的重大分水岭。四十而不惑。从这一年开始，卢光踞终于找到了最能施展自己的生命坐标。
四十岁之前，公众眼睛里的卢光琇是一位医术出色的外科大夫，小有名气的“湘南一把女刀子”。也许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她的后半生将会一马平川；四十岁之后，她却转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二十多年默默耕耘之后，最终完成了由外科医生到享誉世界的生殖遗传专家、国内外数以万计的不孕不育患者心中的“送子娘娘”的涅架。
在生殖与遗传工程研究的领域，她创造的辉煌是前人所不曾有过的。
卢光诱的父亲卢惠霖教授膝下有四个女儿，被同事们戏称为卢家的“四朵金花”，卢光诱则是最艳丽，也最受宠的一朵。
卢惠霖是当时极少没有重男轻女思想的男人，他疼爱女儿，几乎是走到哪里，都把女儿们牵挂在心里，念叨在嘴边，“看我生的这些个姑娘，又漂亮又懂事，多好啊。”
女儿们的读书和择业都带着浓郁的时代色彩。大女儿高中毕业赶上国家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就支持女儿报名参了军；到二女儿毕业的时候，赶上国家大力发展工业，他又支持女儿报了天津大学的机电专业；三女儿读的则是北京大学的生物专业；只有光琇读了自己任教的湘雅医学院。
1964年，大学毕业的卢光琇被分到湖南衡阳地区。到地区人民医院报到后，卢光诱突然发现自己的专业由临床外科变成了麻醉科，一下就急了，她找到院领导，问这是怎么回事：“要是不让我干外科，我还回长沙去！”卢光诱气鼓鼓地说。她哪里知道医院领导的苦心——他们怕她一个女孩子将来天天站手术台太累，身体吃不消，才自作主张让她改行。一向任性的卢光琇没有领情，经过据理力争，医院的领导最终还是答应了她要当外科医生的要求。
但在那时，外科基本都是男人的天下，女性要当外科医生还真不容易。可是卢光琇特别向往做一个外科医生，向往手到病除的那种从医境界。
“我可不是看不起内科，而是我的性格就属于火烧火燎那种类型。外科的病状看上去很危险，患者忍受的痛苦也很大，像肠胃穿孔什么的，痛得病人难以忍受，但只要诊断正确及时，送上手术台，快刀斩乱麻，几天后，一般患者差不多也就康复了。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我特别痴迷，特别激动，也特别有成就感。”卢光诱说，“做手术当然很累，有时要连续七八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从手术台上下来，头晕眼花，浑身就像散了架，动都懒得动，但想想病人已经平安度过，心里的快乐真是无法形容。所以再累，我也从没有后悔过。”
二儿子出生的那天，当晚十点，卢光诱还在拖着笨重的身子站手术台，晚上继续值班。半夜的时候，她被一阵阵腹痛闹醒了，她这才意识到肚子里的孩子要来了，连忙摸索着去拉灯绳，却不巧正赶上停电。她只好在黑灯瞎火的屋子里，摸索着穿上外衣，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艰难地往妇产科所在的前院走。
两个院子相隔有几百米远，院子里树很密，又深又黑，风摇动满树的叶子发出的声音早巳失去了平日的诗情画意。卢光诱深一脚浅一脚往前摸索，每走一步，肚子都痛得揪心，实在忍受不住，她就蹲下身子喘口气，再扶着墙壁向前挪几步。摸到妇产科已近黎明，值班医生看见她一身泥水“走”进来，惊呼一声，竟然呆在了那里。惊醒过来后，才跑过去把她扶到产床上。
谢天谢地，一切还算顺利，一个小时后，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这是卢光诱第二次做母亲。
第二天上午，同事上班后来办理交接班手续才发现她不见了，找到妇产科，看见卢光诱躺在病房里还没有睡醒。
采访中，说起当年的外科医生生涯，卢光诱的语气里总是充满了骄傲：“男同志能拿下的手术我能拿下来，他们拿不下来的手术我也能拿下来。有时连续站台十几个钟头下来，许多男医生都昏倒了，但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在我身上发生过。”
这一千就是十年，卢光琇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外科医生这个职业，她不仅胜任了外科医生工作，而且还干出了名堂，成了有口皆碑的“湘南一把女刀子”。
1973年，卢光琇终于结束了与丈夫林邦俊十一年的牛郎织女生活——她被调到广东梅县地区人民医院工作。此时的卢光琇虽然已经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但在梅县却再次遇到了十年前的老问题。
“梅县更是重男轻女，从来没有过女外科医生。我当时调去，他们说来了一个女同志，让她去妇产科吧。我跟他们说自己在湖南搞了十年外科，胆道、甲状腺、乳腺癌都能拿下来，做得很漂亮，丢掉很可惜的，对医院也是损失，我还是继续搞外科。经过一番考察，最终医院不仅认同了我这个女外科医生，而且六年后我要调回湖南照顾年迈的父母，医院还坚决不放我走。他们说，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女外科医生，又干得这么好，医院可以给她父亲盖房子，让老人家来广东生活，但我们不能让卢光琇走。”
此时的卢惠霖教授已经是七十八岁高龄，因为身体不好，急需一个女儿在身边照料生活起居。后经组织出面多次与梅县方面协商，卢光琇夫妇才终于调回长沙，照顾年迈的卢惠霖教授。
卢光琇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工作调动，竟把她的人生带进了另一片天地。
卢光诱一直固执地认为，如果她的父亲现在是她这个年龄，无论做人和事业的发展都会比自己更出色。说起父亲，卢光绣的眼睛泪光盈盈。
卢光诱带我去参观了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的候诊大厅，大厅的正墙上悬挂的就是卢惠霖怀抱我国首例宫胚移植试管婴儿的照片。
照片里的卢惠霖教授满头华发，老人专注地端详着怀里的婴儿，深情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满脸的灿烂阳光。我还注意到照片里的孩子，被卢惠霖一双宽厚的大手紧紧抱在胸前，目光清澈而执著，两只壮硕的小手握成了结实的拳头，仿佛在大声地向世界宣告：“我来了！”
卢光诱说这孩子就是我曾经见过的向泰王国诗琳通公主敬献鲜花的男孩罗优群。那一年，她的父亲已经是八十八岁高龄。
作为中国医学遗传学创始人的卢惠霖出生于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宗教家庭。少年的他始终以为世界就是上帝用短短的七天时间创造完成的，而上帝无所不在！十五岁那一年，带着一种犯罪的心理偷偷读完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惠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信仰。
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那一瞬间，上帝轰然倒塌，生命科学以新鲜的魅力占满了我的心灵。”
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变幻莫测的动植物细胞结构，卢惠霖激动得全身发抖，他感到全身的血都在往头上涌流。原来在人类的宗教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神秘的世界存在着，而且那个世界也在忙忙碌碌地紧张运动着。世界多么奇妙啊，生命的谜底竟然全都藏在一个个小小的细胞里！
成年后，卢惠霖漂洋过海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深造，成了享誉世界的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细胞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的学生。卢惠霖也从这里开始了独立的细胞学研究，并首次在低等植物蕨类的孢子母细胞中发现了一种典型的亲锇小体。但研究刚刚起步，卢惠霖却被无情的结核杆菌击倒了。十个月后，饱受疾病折磨和思乡之苦的卢惠霖毅然放弃即将进行的博土论文答辩，谢绝了导师和友人的挽留，抱病踏上了归国旅途。
长沙沦陷后，卢惠霖扶老携幼，随着任教的湘雅医学院从长沙到沅陵，从沅陵到贵阳，从贵阳到重庆，一路颠沛流离，母丧妻病。望着膝下嗷嗷待哺的四个女儿，卢惠霖不禁仰天长叹，泪如泉涌。
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终于盼来湖南的和平解放，把陷入绝境的卢惠霖从深渊中解救了出来。年近半百的卢惠霖夹在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们中间，挥舞着彩色小旗，敲打着脸盆饭碗，迎接解放军人城。
历经近二十年的战乱漂泊，卢惠霖深知和平与安定的来之不易，疾病的折磨也使得“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这一中国优生学的核心理念从那时起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并一直延伸到了以卢光琇为代表的下一代人生命里。
短短的几天采访中，卢光诱多次对我说，自己以前、现在和将来的研究都是在父亲的基本学术思想框架之下进行的。父亲对她的影响，不仅在于把她领上了路，更在于他那为科学和真理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始终激励着自己。
三
回到长沙，卢光诱一边照料父亲的生活起居，一边在湘雅医学院教书。当时刚恢复班组，半年上
课，半年闲着。过去一天到晚忙惯了，突然闲下来，卢光诱骨头缝里窜动的都是不舒服，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才能解脱。
“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知不知道取卵子应该怎么取？那时候咱们国家封闭了那么多年，不知道此项技术在国外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我就信口开河，说可能是外科手术，通过手术开刀把卵子拿出来吧。父亲沉默半天，没有说话。后来我追问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父亲犹豫了片刻才告诉我，说他想搞试管婴儿。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他的眼睛。我从他的目光里感受到了某种期待，我知道他希望我帮他一起做。但我当时没有答应他，毕竟我做了十七年的外科医生，要在四十岁的年龄进入一个新领域，一切再从零开始，这样的勇气不是马上就来的。我佯装有别的事情转身出了门，一直走出老远，我似乎还能感受到他目光里深深的失望。我的眼泪就要下来了，我心里突然觉得特别对不起他。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用那样的目光看着你，就是为了安慰他，你也不应该拒绝他，我对自己说。几天后我才答应他，说爸爸，我来做吧。父亲又是半天没说话。最后他说，好，你要做，就要下定决心。你要从头学起。”
年近四十的卢光琇在生殖遗传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她的事业不得不从遗传学和细胞学的基本常识人手。卢光琇带着几分好奇，几分忐忑，执著地上了路。
“怎么叫从头学起？你什么都不会，你必须从零开始。你要到北京去。我老了，将来的一切都要你做起来。实验室要你建，手术要你做，所以你要工人，要会自己洗试管，要懂怎么去清洁，怎么去准备；你还要当技术员，指导别人去做，这样你才能当科学家。你要把所学的一点一滴都记录下来，都自己去做熟练了，积累下来，成为自己的东西……”
父亲的话语至今犹在卢光琇耳畔回响。
卢光诱说父亲从来没有当面说过她做得多么好，而总是说她做得不够。他对这个女儿的期待是当时的卢光诱没有完全理解的。所以父亲去世后，当事业遇到坎坷和不顺，卢光诱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到父亲墓前去坐一会儿。
“在我困惑、困难的时候，我也哭过，跟学校闹过。但站在父亲墓前，我的心里就会渐渐变得平和起来。我告诉他我很困难，但我会努力，不管多困难，我自己一定会克服，去战胜它，把他未竟的事业坚持到底。”
那一年，卢光诱只身去了在北京大学工作的三姐家。
学生物出身的三姐问她：“光琇，你会称量、吗？”看到她一脸茫然的样子，三姐解释说，“进入实验室后，培养剂要自己配，你得把每样药品都准确称量出来，你配成的培养液才是合格的，才能为下一步的实验奠定好基础。”
三姐又问她会不会用天平，卢光诱不好意思地说大学时候用过，可现在一点都不记得了。三姐一下就急了，说这怎么行啊，你这么差，到了遗传所，人家会看不起你，懒得教你的。你要赶快跟着姐夫学一学，把最基本的东西学好。
三姐夫在北京一家科研单位的实验室工作，卢光琇又辗转到了那里。看到工人洗试管，自己就跟着去洗，工人去做卫生，自己也争着去做卫生，工人去消毒，自己就跟着去消毒。而且每一步都做得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下班后，再赶紧把每个步骤、注意事项、心得体会都记在本子上。想着等回去后按同样的标准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就从那时开始，卢光诱养成了记笔记的习惯，无论是后来在自己的医院，还是出国培训，她都随身带着一个本子，出了手术室或实验室，马上把心得体会、实验步骤、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记录下来。下次该怎么做才更好，才不犯同样的错误，全都清清楚楚。
四
基本的技术掌握了，卢光绣恨不得马上去实践，好早一天让父亲亲眼看到试管婴儿的诞生。1981年，卢光琇领导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在这个过程中，她所遇到的困难同样超出了外人的想象。
“开始做冷冻精子实验，我们组有三个男老师，本来他们捐点精子出来就可以用来做实验，但大家都不肯，说到底还是封建思想在作怪啊。现在我说起这件事，没有丝毫怪他们的意思，毕竟那个年代嘛，但我们的实验却不得不停了下来，一个礼拜就这样眼睁睁过去了。我一看不行啊，得想别的办法，就一个人骑单车去了郊区的一个采煤场，找在那里当厂长的一个高中同学，请他助我一臂之力。同学很爽快，马上找下边工人说定了。但由于没小心走漏了‘风声’，第二天下午我和范立德老师一起去采取精子，整个煤场里沸沸扬扬就像过大年，工人们敲打着碗盘脸盆，高喊着，献精了献精了，x x要献精了。那些原来已经说好的工人碍于面子，死活不再答应。等我找到那位同学来做工作，他们早巳躲得不知去向。回到家里，我的情绪非常低落。老林就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难处详细说给了他。没想到他爽快地说，为了你的事业，我愿意做第一个捐精者。我说，真的？他说，当然了。我这才破涕为笑了。后来我把他的精子拿来，实验室的人都笑着问我从哪弄来的，我没好气地埋汰他们，说，还能哪来的？我老头子的呗！我这么一呛，没人再笑了。以后这些年轻老师也慢慢愿意献精了。”
做冷冻精子库遇到的技术困难也不小。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卢惠霖教授接到一个患者写来的书信，说卢教授，您是最有名的遗传学家，现在我没有精子，不能生育，咱们国家有牛精子库，却没有人精子库，为什么您不能做人的精子库呢？
卢惠霖教授把这封信给卢光绣看了。卢光诱点点头：我们也可以建。
再次去北京学习，卢光琇就向遗传所的白老师提出请求，希望能看看牛的精子库。白老师答应陪她一起去。两个人骑着单车一直往北郊走，当时风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