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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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微
第一章
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住在美国。我比现在年轻些。可是回想起来，似乎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变化过。
我可以一眼认出来那时候的我。我在那时候认识的人，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不断地出现，虽然他们换了不同的脸，做不同的工作，和我有不同的关系。那时候发生的事，也不断在我的周围换了各种不同的形式，重复发生。有些时候，我觉得每天的生活、每天见的人都熟悉得有些虚假了。似乎只要伸出手指，挑开一层纱帐，我就会看到后面带动这个世界转动的机器。
我几乎可以对他们说，是啊，接下来的事情会这么发生。就像是一个球沿一条轨道滚下，一定会落在大概的一个区域内。球滚下去的时候，温度、摩擦力、空气密度等等，也许有些不同，但是这些因素改变不了最终落地的大致区域。就像我周围的这些人，不管他们做什么，就算他们有钱了、破产了、结婚了、离婚了，有三个孩子还是一个人在晃荡，他们仍是大致同样的人。
这是不是都太确定了？所以有些恐怖。
当然，偶尔有些时候，这条轨道会被改变。但是绝大多数人，就算觉得这个由古至今不断重复的轨道，似乎缺点什么，也不会喜欢这条轨道忽然被改变。一个球落下去，你不知道它是会突然间飞出去一百米远还是直直地落下，又或者忽然间弹起来击中你的鼻子，这好像是更加恐怖的一个景象。
听上去也很矛盾。
我的轨道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是在我更年轻些的时候，我的父母曾经想让我像他们周围所有同事的孩子一样，做一个好学生，考进好大学，然后一些年后，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好建筑师。对他们，我是个大失望。高中毕业后，我没有学校可去，只好在家待着。这么喝酒打架闲逛了两年后，有一天，走在街上，我忽然很渴望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首选当然是美国。意外的是，我居然很容易地考过了英文，申请到了一个纽约学校的奖学金。
“你为什么想去美国读书？”签证官问。
“我在中国憋坏了，找不出来我想做什么。”我说，“不过，我会回来的。”我想了想，补了这一句。说这句话也用不着我说谎。
签证官从眼镜后面看了看我，往表格上盖了个戳，“希望美国不会让你憋坏。”
所以，在十九岁那年，我去了纽约。那几年是纽约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学校的奖学金有限，只够付学费。还好，越是萧条的经济，越是不缺零碎的工作。纽约街头总有各种各样的零工等着像我这样的学生做，从跑堂到送外卖到在格林威治村的跳蚤市场卖假货。毕业后，工作了一年，我离开纽约去华盛顿的一所学校，本打算修硕士，一年后觉得无聊，又回到公司工作了近两年时间。
意外的是，在美国，我居然成了我的父母一直想要我在中国成为的好学生和好雇员。
那是一个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包括了两个诺贝尔奖得主。不过我在那儿待了两年，从来没见过他们。工作的第二年，我分配到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有一扇窗户，望出去，是公司的停车场。经常有在公司里工作了十几年却还坐在隔断里的同事从门口经过，羡慕地看一眼办公室和窗户外水泥停车场的风景。他们都认为按照目前我升迁的速度，在四十岁前，肯定能够升到公司副总裁的位置。
那是一段很多东西都很确定的时间。我看出去就能看到接下来十年的生活。我觉得很糟糕。公司的人事每周都Email催我赶紧申请绿卡。我老是拖着，不想开始。开始了绿卡的申请就意味着我要在这个公司工作个三到五年。这样的确定生活让人一想起来就起鸡皮疙瘩。
那个晚上，是个星期五，我刚从公司回到家，觉得心里沉沉的像是戴着个罩子在不紧不缓地跳动。我走进厨房，找了个看上去还干净的杯子，先在水龙头里接了杯水，从冰箱里取出制冰盒，两头一拧，听着盒子咯吱一响，跳出几块冰。我捡起两块扔进杯里，一仰头一口气喝了个干，再往杯子里扔了两块新冰，从酒架上取了瓶金酒。酒流在干涩的冰上，嘶嘶地发着轻响。
我端起酒杯，走到客厅的沙发椅上躺下，全身懒洋洋的，看着窗外阳光慢慢地暗淡下去，渐渐地天空有些发黑。我正在想着晚上要怎么打发时，门铃响了。
门口站着肖河生，还穿着他上班的西装衬衣，领口上松松绑着条领带。他有些尴尬地站着，向我说了声“嗨”。就算是很相熟的人，肖河生在刚见面的那一刻也总是显得有点笨拙，然后才慢慢恢复常态。他不是在一切环境下都很自若的人。我和肖河生交往不少就因为这一点。
我认识肖河生的时候，他刚从清华毕业到美国，在维吉尼亚大学的工程学院读电子通讯工程的博士。第二年年底，有一个刚从国内出来的女孩对肖河生很不错。肖河生那时已经一个人寂寞到了清洁卫生的黑人老大妈和他说几句话，他过三个星期还每句话都记忆犹新的地步，因此一下昏了头，才一个月时间那女孩就搬过去和肖河生一起住了。然后肖河生花了半年多时间想着怎么和他的女朋友分手，却一直找不到能让自己狠下心来的借口。终于等到他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回到家却发现他的女朋友已经收拾好了所有东西；搬到她新交的一个美国男朋友家去了。
肖河生和女朋友分手后几个月，他的生活起了大变化。他本来早已做好准备顺顺当当地把该做的实验做完，写博士论文、发表、毕业，穿着博士服照张相，然后失业。但是碰巧他第二年年底帮个公司做了个项目的技术咨询，那家公司也把项目的合同拿到了手。公司的项目经理正缺技术人手，就努力地劝肖河生中断学业，用他已经修完的学分拿个硕士学位直接到他公司工作。肖河生当时正受了打击，而且想到头两年的经历，觉得有些不寒而栗，也想换个新环境，就答应了下来。刚开始他的年薪不高，可后来连着两年美国经济状况极好，技术人才开始紧缺，他做的又是热门的光纤路由方面，老板怕他跳槽，两年里给他加了百分之五十的薪水，又给他挂了个“资深工程师”的头衔，肖河生不免有些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毕竟还是个人才。工作稍轻松些，他有了些时间，就开始看起各种杂书，哲学之类的，都是他在国内时从没有认真花时间看过想过的。和一个忽然间开始探索所谓人生真谛的人聊天，就不免地有些累。
这也就罢了。但是肖河生不知怎么忽然间喜欢上了台湾的游记散文和带些言情的情感文学，一见面就要感叹台湾女孩纯真，比大陆女人有女人味，人一生只应该有一次真爱，爱情至上之类的东西，从此一心一意地想要去台湾。游记言情这些东西十几岁时看看没什么害处，二十六七岁的人看了不但感动而且还要当成榜样去身体力行却是挺危险的一件事。
肖河生星期五晚上到我家，经常要把我拖去看个新片，然后去个酒吧听着乐队，看着周围漂亮女人，盘算怎么和人搭话，这么着不经意间就过了一个晚上。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但是那天晚上我心情不好，又有些醉了，不想出门，那天也没有什么好电影可看，所以我让肖河生先坐下来，叫他自己调杯酒或者去冰箱里取瓶啤酒，我们先聊聊天。
肖河生拿了啤酒，拧开了瓶盖，找了张椅子坐 下，我们就开始聊天。肖河生晚上来拉我出门而我不想去的时候，我总和他谈人生。本来对别人我只要说晚上有事就完了，但是肖河生知道我最近从来都没事，就算有事的话，他自以为已经和我到了我办什么事他都可以跟着同去的程度。因此我只好每次都和肖河生谈人生，谈了二三十分钟后，或者他心情沉重，或者我显得心情沉重，然后我就可以说：“他妈的，真没劲。我懒得动了。”那时候我不想出门就显得有充足的理由。普通熟人一句话可以打发掉的事，相熟些的朋友不想伤感情的话就非得花些时间找到无懈可击的借口。
肖河生拿着啤酒，坐在我面前，说：“平山，周末有计划吗？”
“还没开想。”我说。
“年底想不想去什么地方过新年假期。”
“不知道，也还没开想。”我说。
“想不想和我去台湾？”肖河生说。
“你拿着大陆护照，怎么去台湾？”我说。不知怎么，去台湾这个念头肖河生就此抛不开去。他是个顽固的人。顽固的人不能尝试用理由来说服，只能用现实的困难来打发。
“可以去台湾驻美办事处打听打听。听说有些人去过。”
“想去欧洲吗？要不去非洲。欧洲，非洲我都和你一起去。”我说。
“我不想去非洲。”
“非洲我们可以去租辆吉普车，在大草原上四面八方地开，带顶帐篷，消失上那么两个星期。”
“那是你想做的事。我想去看看台湾。”肖河生说。
“要不我们去欧洲。买张环欧列车的票，背个背包，火车停哪儿，我们就在哪儿逛上那么一圈。想想威尼斯，想想罗马，想想月光从斗兽场石拱的缝隙里穿过，照在两千年的石椅上。台湾，你去做什么？日月潭，阿里山吗？”
“我无所谓日月潭，阿里山。我就是想看看台湾。”
“台湾人都往外跑，你去台湾做什么？”我说。
“他们是他们的事。我想在台北的街头走走，看着四周全是台湾人。”
“台湾人这里满街都是。罗克韦尔那儿台湾人比美国人都多。”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在美国。一样的人有什么好看？”他说。
我不想说话了，拿起我的酒杯喝了口。冰已经融化得差不多，酒有些发淡。我当然不会去罗克韦尔坐在街头呆看和我们一样的人来来去去。但是我也不想去台湾。
肖河生转着酒瓶，呆了一会，说：“老郑刚从国内回来。他说他都不认得他们市里的路了。”
“那当然，老郑没回去三四年了。我回去一样认不得路。”
“平山，”肖河生拿起酒杯，走到窗前，看着窗外，“你来美国至少五年了吧？”
我想了想，“六年。”
“想回国吗？”
“没想过。没时间想回国的事。太麻烦。”
“我也五年没回国了。”肖河生转过身来，手紧抓着酒瓶，手背上隐隐约约显出几道青筋。“回去我也不认得路了。”他看着我，“平山，你不觉得我们慢慢地不再属于中国，可又不属于美国。不属于的那一部分好像失了踪。我像是只有一半的自己，而剩下的这一半又什么都不是。我好像两边都是外来人了。”
“你来美国前就应该知道。”我说。
“我那时不知道。”肖河生有些恼怒地说。
我没有回答。只是慢慢喝着杯里的酒。一会儿的工夫，外面已是完全的夜。我躺着，从落地窗看出去，街上，楼房里，一点一点的灯光在初秋的空气里闪闪烁烁。这外面是个美丽的国家，有很多人很快乐地生活着。
“无论如何，我已经来这了。我就这么个生命，活完了就完了。我得对得起自己。”
“想和我去学开飞机吗？那可一定刺激。”
“太危险。我不想什么事都还没来得及做就一头摔死。”他顿了顿，转过头来看了看我，忙加了句，“我可不是在说你。你可别生气。”
“我没生气。”我说。
肖河生又看了看我，确定我确实没有生气。房间里暗得很。他喝了瓶啤酒，已经有些醉。肖河生本是喝酒就醉的人。
“我们去外面吃饭吧。”他说。
我本来是不想出门的，可是那一刻我觉得很不愉快。本来我做好了个圈套让肖河生往里跳，他也毫不怀疑地就往里跳了。平常他跳进去后，觉得人生苦恼时，我也就显得很苦恼的样子，很像是两只飞虫不小心撞上了蜘蛛网，其中一只被牢牢黏住，不免要痛苦挣扎。另一只却有先天的保护功能，蜘蛛网上的黏液对它毫无效果。它如果愿意，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但是为了让它的伙伴好受些，它也就留下，偶尔也做做挣扎的模样，显显患难同当的意思。但是那天晚上它挣扎了挣扎，却惊愕地发现自己的保护功能突然消失，自己的脚被牢牢地缠着，动弹不得。
我把酒杯往地上一放，站起身来，说：“走吧。”那时候我觉得极饥饿。我还没吃晚饭。
我们沿着康涅狄格大道一路往南。华盛顿星期五的晚上，初秋的晚风。车子的顶篷放了下来，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抬起头来是一片漆黑的夜空，看不到一颗星，街灯太明亮。风从头上脸上刮过，我的车是个冲浪板，眼前身后的车流是带着我向前的潮水。坐在车里，是一种高速行进中暴露在外，毫无保护的危险感的刺激，但同时深刻明白自身处在一个金属盒子环绕之中的安全感。我的那一瞬间的不愉快就像是初秋白天的热气一样，在户外的夜空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开到离杜邦圆环还有几条街区的伍德利公园，时间还早，街道两旁的停车位还没被上夜总会和酒吧的人填满。转了两圈之后，我们就找到了停车的位子。晚饭的高峰时间刚过，不费力地在家意大利餐馆找到了露天的桌位。
我们的侍应是个年轻丰满的意大利女孩，这让我有些意外。意大利餐馆的侍应十之八九是三四十岁，满头茂盛黑发，精力过分充沛，时不时冒出几句意大利语以示纯正意大利出品的中年男子。不过女孩，尤其是漂亮女孩，总是个让人高兴的意外，而且在我耳里她的意大利语是一样的纯正。我的心情很愉快，肖河生看来也一样。我们点了菜，要了两杯意大利的夏敦艾葡萄酒，拿起块还带着烤炉余温的面包放在嘴里嚼着，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美丽女郎。
街上来来去去的绝大多数人当然不是美丽女郎，但他们对我来说全不存在。冬天还远，冬天里毫无吸引力的女孩，穿着轻柔的衣物，在初秋淡淡的夜里都平添了几分若隐若现的诱惑。
“为什么意大利餐馆，法国餐馆，墨西哥餐馆的侍应都喜欢对客人说几句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说英语口音越重，表明餐馆的等级越高，可是中餐馆里少有人喜欢说中文？”
“不知道。”我说。看着街上走过的一个身材诱人棕发女郎，轻吹了声口哨。
“会不会是中餐馆的侍应英文说不好有自卑感？别的餐馆的侍应说不好反而有自豪感。”
“可能。”
“我看就算做个侍应生也别做个中餐馆的侍应生。”
一个跑堂的端来了我的酒。1997年意大利的带着点干干的青草味。我没理会肖河生，只是看着街上的人群。
一会儿菜上来了，我懒得说话，一叉子一叉子慢慢地肢解着眼前的鱼片，再一叉子一叉子地往嘴里送。我觉得懒洋洋得很愉快，不想听肖河生发什么议论。那时候就算是马丁·路德·金满眼泪水地在我面前说着“我有一个梦”，我也只会很愉快地点头，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然后我会更愉快地看着眼前走过的两个金发女孩修长匀称的腿。街上的人大多数在慢悠悠地散步，毕竟是星期五的晚上。这一带的楼房大多是十九世纪的两层波士顿式的砖木楼，路旁两排极高的美国梧桐树，酒吧、商店门外都只挂着小小的霓虹标记，透过枝叶隔街散着斑驳的光。街上慢慢多起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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