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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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上个月，疲惫不堪的中国和疲惫不堪的蒋介石，都清楚知道了改革不能等到胜利之后才进行——因为盟国的援助到目前为止还是太少、太迟，中国必须像通常一样只能靠自己。不管怎么说，中国和蒋介石已发现其力量之所在。蒋把他的军队交给一位年轻而精力充沛的军委会军政部长陈诚将军来领导。（参见《时代》1944年11月27日）同样重要的是，蒋还改组了他的政府。他任命了中国最能干的管理人才、他的内兄、外交部长宋子文担任中国第二号要职——行政院代院长。军事、经济和政治诸方面的危机迫在眉睫。不仅蒋介石政府的前途，而且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前途，都与危机的处理结果维系在一起。危机中宋子文承担起最重大、最艰巨、曾让许多人束手无策的任务。（《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十几年间，这已经是宋子文第三次出任代院长的职务了。他的每一次出面“代理”，似乎都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宋子文第一次任代院长是在1930年9月25日，因为行政院院长谭延辏烨埃�9月22日）病逝。此次宋子文任代院长的时间不到两个月，随即由蒋介石兼任。第二次任代院长是在1932年8月，时任院长的汪精卫因与张学良矛盾激化而辞职，故由宋子文代理，七个月后，1933年3月，汪精卫从欧洲归来重新担任院长。如今，1944年12月初，在蒋介石面临内政外交诸多危机之时，宋子文又一次被请出山。
这里需要交代一句，一个月前的11月10日，汪精卫刚刚在日本名古屋因伤病不治而亡。这个在1935年曾经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现代史著名人物，彻底离开了历史舞台，从而也逃过了战后审判。
宋子文这一次出山，“临危受命”的意味更浓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宋子文这一次将不再是一位匆匆过路客。1945年5月底他正式就职院长，一直到1947年3月离任复由蒋介石取代，整个任期计两年零三个月。
1944年12月一1947年3月，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八年抗战取得胜利，随即国共内战（后来称为“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也改变着亚洲和世界的政治格局。宋子文卷进了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中心，围绕重大事件而展开的外交、政治、军事等各领域的活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构成了他的活动舞台。特有的政治身份，与蒋介石之间微妙的关系，与美国的特殊渊源，使他有了表现的机会与空间。在前所未有的政治漩涡中，他跳跃，腾挪，周旋，摔打，直至最后出局……
在现代史著作中，宋子文的名字是与“四大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定意义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兄弟）“四大家族”，就是“蒋家王朝”的代名词，他们的兴衰即是一个时代的兴衰。
几年前，当我阅读1943年3月1日的《时代》时，却又注意到，至少在当时的外国媒体眼里，宋子文并不属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人。这期《时代》的封面人物是宋美龄，除了封面人物的报道之外，《时代》还用一个页码的篇幅发表题为《蒋身边的人》的文章，并配发一组人物照片。文章首先写道：
蒋介石委员长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gang），如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政府班底，或者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委员长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能吃苦的人。（《时代》，1943年3月1日）
文章以下面的顺序一一介绍了“蒋身边的人”：陈布雷、何应钦、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张群、陈诚、戴季陶、王宠惠、王世杰、董显光。“四大家族”中的蒋、孔、陈三家均在其列，惟独宋子文除外。我感到好奇，当即在笔记本上注明一句：“注意：无宋子文。”后来，当又阅读一些相关著作后，才发现，其实不仅仅限于《时代》的记者，当年的不少西方人士通常都习惯于把宋子文与蒋介石看做不同的人。或者说，在宋、蒋与共产党相对立的共性之外，海外人士更乐于看到他们的差异与矛盾。
毫不奇怪，宋子文这样一个出身于牧师家庭，和宋氏三姐妹一起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他身上的那些与蒋介石有所不同的精神气质、文化素养、行事风格等，更让美国人有着浓厚兴趣和偏爱。在介绍这位封面人物的教育背景时，《时代》就明确指出：“被委以重任挽救中国的这位中国人，既是亚洲人也更像一个美国人，或者说他可能希望能做到这样。”在这样的基调 中，《时代》开始叙述宋子文的故事。
浏览他的一生，就像阅读中国现代史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篇章。
宋子文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的那一年（1894），日本在那场战争中从中国手中夺走了琉球群岛和台湾。
孙博士的行为影响了宋子文后来的一生。宋家的孩子们叫孙逸仙博士“叔叔”。他们天天忙于爬花园的墙，读孔夫子的书，学唱中国的儿歌、《基督爱我》和倾听乔治·华盛顿的故事，当然他们还不懂得这位小个子革命家对中国和他们的深远影响。辛亥革命时，宋子文已是一个瘦高个儿的少年了（每隔三个月他的衣服就穿不下了，由他的妹妹美龄接着穿）。
……
他们成功地把“学者儿子”送到上海的圣约翰（教会）学校上学。后来，他前往波士顿——与查理·宋不同，宋子文进了哈佛大学。这位瘦高个子的学生主修经济，平均分数为“良”。宋子文从坎布里奇南下，继续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与此同时，他附带在花旗银行当职员，后来突然辞职，为的是在中国谋求事业上的发展。二十九岁时，他小有成就，成为一个煤炭与钢铁业的商人；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看重家庭的男人，与前教会学校的校花张乐怡结了婚，就在这一年，历史再一次敲响了他的大门。像以往那样，历史的面孔是孙逸仙。
这位革命的博士不再是“叔叔”了。他成为宋子文的姐夫。四十八岁（实为四十九岁——引者）的孙博士与年方二十一岁（实为二十二岁——引者）狂热的宋庆龄结婚。在广州，孙和革命军的将领、杰出而年轻的蒋介石为一个问题煞费苦心，这也是宋子文和蒋后来毕生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财政来源。革命耗资巨大。蒋需要资金进行北伐。谁能为他筹集银元？年轻的孙逸仙夫人建议找她的“弟弟——他会理财”。两年时间里，宋子文把税收从一百万元增至一千万元，为蒋提供了足够的战争资金。
孙博士逝世（1925年）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革命的领袖。在他从广州北上进行举世闻名的北伐过程中，这个年轻将领的身边始终伴随着他的年轻的理财专家。这个瘦高个、态度生硬、表情严肃而又聪慧的革命者——宋子文，把他的财政改革推行到每一个占领的城市。他成了中国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时代》，1944年12月18日）
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赢得了“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称号。然而，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决裂，一夜之间，血色浓重。历史突变，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一下子推到了他必须做出抉择的境地。
一个“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犹豫中，看着蒋介石的战车呼啸而来。
就在“四一二事件”发生两天之后，1927年4月14日，一位美国人来到了上海。他带来朋友写的一封引见信，前去拜访犹豫彷徨中的宋子文。这位美国人是当时世界著名的政治记者文森特·希恩（Vincent Sheean）。在1934年出版的回忆录《个人历史》中，希恩这样描述了他的这次拜访印象以及他对宋子文性格的分析：
我先去拜访宋子文。他是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哈佛深造过，聪明、能干、诚实，一直担任着广东政府的财政部长，汉口方面和南京方面都任命他担任这同一个职务。但就在我抵达上海时，他辞职了。
……我来到上海时，他正住在法租界的孙中山故居……
宋先生——即T．V，人们常这样称呼他——热情接待我，这得感谢Borah写信引见。他花了一些时间向我陈述他所处位置的难处，这是一直令他苦恼万分的问题。等我接下来几个月进一步了解宋之后，我渐渐把他视为所见到的最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诚实、忧虑、困惑，既恐惧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又恐惧共产主义革命，在两者之间难以做出决断。假如中国是美国，那么他的幸福就会非常完美，因为他可以完全不必管这些恐惧。可是在中国他却不可能当局外人，对中国人或外国人野蛮而残忍的对人类劳动的剥削熟视无睹。宋子文天性软弱，所见所闻均令他为之感动，可他惧怕任何真正的革命。群众让他恐惧，劳工骚乱或罢工，令他坐卧不安。富人可能会受到抢劫，这一想法也让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一天，在汉口爆发的游行示威中，他的汽车受到一群人围困，一个车窗也被砸破，他在保镖保护下逃离现场，没有被伤害。但这一经历对他产生的影响难以消除——他对群众行动的厌恶，决定了他的政治选择，最终把他推到了反动的阵营。哪怕他的理想主义曾经是真诚的，为人也和蔼可亲，富有教养和魅力，且风华正茂，但却不适合在一场大革命中担当一个重要角色。总的来讲，我觉得他深知此点，因而也就比其他人更为感到悲哀。
宋子文为我给在南京的蒋介石写了一封引见信，另一封信是写给在汉口的孙中山夫人。他对我说，我可能会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现彼此观点有某些不同，但他在当时仍掩饰国民党两派业已出现的裂痕。如我后来所知，这种掩饰其实完全是勉力而为，因为实际上货真价实的中间派本身也出现了裂痕，而中间派曾是宋子文最希望归属的派别，这样一来，他便有可能比任何人都要感到尤为痛苦。据我观察，他是革命领袖中唯一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当别的人轻易地甚至愉快地朝左或朝右转向时，他则在经历了心灵和精神的痛苦之后，才结束了自1918年以来形成的世界性的自由主义。（引者译自《个人历史》，第194页）
按照希恩的说法，宋子文最终抛弃了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间派立场。武汉政府中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陈友仁等流亡苏联，宋子文则转而与国民党右派结盟，站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阵营中，出任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在《时代》的报道中，宋子文精明，能干，其性格与作风也与其他政府官员颇有不同：
在以后的几年里，宋子文为中国的财政辛勤工作。他进行了扎实的、亟需的改革：建立标准化的货币、改进关税和税收征集、集中经营银行系统，（在1932年）甚至实现了预算平衡。亚洲人纷纷谈论起宋子文，说他是亚洲的最有前途的和最能干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政治家。（编者注：不过，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获得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的宋子文，更喜欢人们称他为“宋博士”。）
作为财政的监管者和对“贿赂”的坚决反对者，宋子文对众多衣着华贵的官员十分反感，气恼地打翻过数不清的茶杯。他对托人说情和当面吹捧的做法嗤之以鼻。他喜欢坦率交谈，尽量减少繁文缛节。他具有美国人讲究效率的理念。他下决心要使华夏古老的车轮能像汽车轮子一样快。他的惯用方法之一是，命令他的部属“应急待命”，这意味着他们不能离开办公桌去按照中国传统慢条斯理地吃年饭或扎堆儿闲聊，或者搞各种各样的中国式磨洋工。（《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与他人有所不同的宋子文，与姐姐宋庆龄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倒也没有完全淡化彼此的亲情。抗战爆发后，一位在香港结识宋庆龄的德国姑娘的说法可作佐证。这位德国姑娘的中文名字叫王安娜，她是中共地下党员王炳南的妻子。王炳南的父亲与杨虎城为至交，因而王炳南一直得到杨虎城的照顾和重用，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中，他便在杨虎城身边发挥过重要作用。王安娜这样说到她印象中的宋子文：
1938年6月，我和孙夫人在香港相见时，我觉得，就对问题的看法而言，在家人中和孙夫人最接近的是她的弟弟宋子文。他当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在政治上他和这个姐姐的思想很接近，只是缺乏姐姐那样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如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恩曾恰当地称他为“性格永不固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他每每为内部的纠纷而烦恼。对受美国教育的宋子文来说，与外国人相处比与中国人在一起要愉快。在中国人看来，他是个忙忙乱乱、充满热情、忽三忽四、充满矛盾的人。（《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第128页）
于是，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的、具有不同政治色彩和性格特点的宋子文，成了西方人士眼中“蒋身边的人”之外的人。政治局势瞬息万变，中美关系冷热起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因宋、蒋之间的恩恩怨怨和权力消长，也就多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和历史场景。
走上峭壁
尽管搭上了蒋介石的战车，被视为“欧美派”代表人物的宋子文，其实在不少问题上与蒋介石经常存在着矛盾和分歧。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宋子文主张立即抗日，遂与蒋介石发生了自1927年以来最大的冲突。
宋子文对日本侵略满洲和热河，发表了最直言不讳的讲话。委员长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全面抵抗的准备。宋则主张立即对日作战。从此这对兄弟反目。1933年，宋子文被解除了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蒋的连襟——温文尔雅的山西银行家孔祥熙。（《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被解除职务的宋子文一度赋闲在家：
他回到上海担任实力雄厚的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不断积累个人的财富，潜心收藏珍贵的中国名画、青铜器和玉石。有一天，历史再一次戏剧性地敲响了他的大门。这一次，历史中显露出两张面孔——一张是被日本人赶出满洲的军阀张学良“少帅”的面孔，另一张是早已熟悉的共产党的老面孔。（《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错，西安事变为宋子文提供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机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经过各方斡旋，张学良同意南京政府方面派代表来西安举行谈判。据美国记者斯诺在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所说，最初张学良提议是要孔祥熙作为代表：
作为“代表”的第一个人选，张学良自然提议孔祥熙博士，总司令的那个颚下垂肉重重的连襟，他当时不仅是财政部长，而且在蒋介石缺席期间，还是行政院代理院长兼国家首脑。孔博士表示犹豫推辞，因为“医生劝孔博士不要飞赴西安”，蒋夫人这么说。不过南京其他的人也劝他不要去。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