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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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28日，重庆《大公报》在第二版（第一版均为广告）右上角头条位置，用醒目的四行大标题刊发了萧乾发回的消息，顿时在重庆成为轰动的独家新闻——旧金山大会与中苏友谊　莫洛托夫宴宋子文等　莫氏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恳切表示再晤宋氏于莫斯科。消息写道：　
　　自我国提出国际公平正义的主张后，弱小国家的地位，已大见增强。但若干眼光狭隘的美国报纸，例如《旧金山分析报》（Sanfrancisco　Examiner）仍在造成盟国间之互不信赖。该报于二十六日晨刊载一消息，题为《中国为美国投票》，谓中国将赞成美国的提议，以为获得战后借款的交换条件。该报的消息，使人获得一种印象，即中美两国和她们的随从国家，将形成一个集团，以对抗其他的势力，尤以苏联为然。这种错误的观察，可以拿事实来证明其为谬误。苏外长莫洛托夫二十五日晚曾邀请最亲近的国家代表晚宴，由胡次长世泽担任翻译，席间莫洛托夫曾几次诚挚的为中国举杯，并恳切表示不日与宋外长在莫斯科把晤。（转引自《萧乾全集（2）》，第415页）　
　　几天后，5月5日，《大公报》又发表萧乾发回的另外一条消息《宋外长将访苏》：　
　　苏外长莫洛托夫不久即将返国，中国代表团昨晚特为设宴饯行，被邀参加者有莫洛托夫，苏联驻美大使葛洛米柯……主人方面有宋部长子文，驻英顾大使维钧，外次胡世泽。我方由胡次长担任翻译。在晚宴上，莫洛托夫迭次倾心的为中国人民干杯祝贺，并表示诚恳的希望宋外长莫斯科之行实现。宋外长赴苏之行现在似极可能。赫斯特系报纸于旧金山会议开幕前夕散布谣言，谓中国将盲目追随美国，以为取得借款的交换条件，苏联代表团显然曾因此项谣传而感迷惑。据传莫洛托夫曾询问此说是否属实。据报告，宋外长答复莫洛托夫的询问称：中国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决不盲从任何人。……（转引自《萧乾全集（2）》，第416页）　
　　萧乾乃至《大公报》的乐观，很快将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中、苏外长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的友好，或许说是彼此心照不宣地做出的外交姿态。其实，围绕涉及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议》展开的外交摩擦和讨价还价，才刚刚开始。　
　　据《宋子文传》，宋子文在华盛顿于6月9日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杜鲁门第一次正式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会见时，美方要求宋子文暂时不要把雅尔塔协定内容电告蒋介石，以免泄密。6月14日，宋子文向杜鲁门提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　
　　6月15日，杜鲁门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他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　
　　杜鲁门的通报一点儿不错。宋子文一行如期在1945年6月30日抵达莫斯科。除几位外交专家外，有一个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1925至1937年在这里留学、旅居达十二年之久的蒋经国。莫洛托夫外长到机场欢迎，斯大林当天就与中国代表团会见。艰难的、讨价还价的中、苏谈判，由此展开。　
　　外蒙古的独立、大连港的地位、中东铁路的经营权，在涉及中国主权的这三个最棘手的问题上，双方态度迥异。中、苏谈判在7月12日举行第六次会谈后曾一度临时中断。一方面因为宋子文要回国与蒋介石沟通情况，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要前往已经解放了的德国，出席英、苏、美三国首脑之间的又一次峰会——波茨坦会议。　
　　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哈里曼，一直关注并介入了中苏谈判。　
　　在7月10日，哈里曼向华盛顿报告了一项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斯大林提出的形式，令宋子文感到满意”。中国外交部长这样告诉他。此外，斯大林“明确声明，他只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中国一切军队均应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哈里曼接着又说，“宋倾向于相信，如果同苏联达成一项协议，这将打开国民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谅解的道路。”　
　　两天之后，在斯大林出发去波茨坦的前夕，磋商陷于中断，在苏联控制大连、旅顺港和满洲铁路的程度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宋飞回重庆与委员长磋商。（《抓住龙尾》，第407页）　
　　据戴维斯的回忆，回到重庆的宋子文情绪低落，他对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说“我完全垮了”。他甚至说：“这个拟议中的与苏联的协议，对负责这个协议的人来说，会是政治上的毁灭。”他不想再去莫斯科了。（参见《抓住龙尾》和《宋子文传》）话虽这么说，宋子文还是在8月7日飞抵莫斯科。仍是莫洛托夫到机场迎接，仍是立即与斯大林会谈。但与上次的来访不同的是，宋子文的身份此时有了变化，他只是以行政院院长职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的队列中多了一个成员——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　
　　在战争的最后一周隆隆炮声中，宋子文又不情愿地到了莫斯科。在他到达后第二天，苏军开始进入满洲。在这一事件的鼓舞下——斯大林奉劝他说，他最好很快签订协议，不然的话，“共军将进入满洲”——在哈里曼为他向克里姆林宫说情后，宋和斯大林于8月13日取得了一致意见。条约和附件在第二天——日本正式接受波茨坦投降条件的那一天——签署了。（《抓住龙尾》，第408页）　
　　斯大林的话打中了蒋介石、宋子文的要害，他们被震慑住了。他们害怕苏联公开援助中共，害怕苏联出兵打败日本后东北成为中共的势力范围。显然，对于他们来说，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如何竭力维护国民党统治和国民政府的权威，如何保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抑制和挤压，比起维护中国主权，无疑显得更为紧迫和现实。起初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时，他们曾暴跳如雷，在谈判开始时态度虽曾颇为强硬过，但此刻，在苏联出兵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形下，蒋介石、宋子文最终答应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根据苏联提出的条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与此同时，斯大林正和宋子文谈判联盟条约，并于8月14日签了字。条约无视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并正式使苏联政府承诺支持中国国民政府。作为一项联盟条约，比起华盛顿对蒋的任何保证，都更进一步地为着蒋的利益着想。15日的排队为：美国、俄国和中国国民党是盟友，日本人是迅速消失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人被华盛顿视为阻力，莫斯科是装作看不见，重庆则视之为敌人。（《抓住龙尾》，第411页）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日本宣布投降的头一天——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苏方签字的是莫洛托夫，中方签字却不是宋子文，而是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想必宋子文在提名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时，就想到了隐身其后的日子。他大概愿意以这种方式来避免自己所谓的“政治上的毁灭”。　
　　《时代》当时的报道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有利于他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　
　　新的中苏条约就放在蒋介石的口袋里，它是由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在莫斯科努力获得的（估计是精明而讲实际的苏联让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面对面坐下来）。这使“政治解决”接近于实现。　
　　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俄国人转而支持中央政府，失去得到苏联同志帮助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交出他们独立的军队和统治，在一个统一中国的不同政治势力中占据他们的位置。延安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它的领导人已看到厄运将临的预兆。（《时代》，1945年9月3日）　
　　上述分析不过是又一次的一厢情愿。条约的签订，初看起来是有利于蒋介石的，因为他得到了斯大林的明确保证：苏联只支持、援助蒋的中央政府，而不支持延安的中共政权。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表现出他比蒋介石高出一筹的智慧。很快将证明，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而他的承诺，最终会止步于纸上。　
　　更为重要、局外人也无法了解的是，中共与苏联，绝非西方人士想象中的那种单纯的附属关系。今天的毛泽东不是当年的陈独秀，1945年的延安更不是1927年的武汉。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这里值得强调。当宋子文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成为焦点时，当《雅尔塔协定》引发出中美、中苏外交的波折令宋子文疲于奔命时，1945年4月23日一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随着有着共产国际和苏联背景的“王明路线”的被清除，随着“毛泽东思想”第一次写进中共党章，毛泽东完全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如今，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将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今天来看，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斯大林和苏联的影响力无疑被夸大了。但在当时条件下，又有谁能了解详情，预想未来呢？　
　　从宋子文第一次率团赴莫斯科谈判，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人类史上惊心动魄的事件接连发生：三大国首脑举行波茨坦会议，会后发表宣言，为日本投降定出最后期限；美国投掷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与长崎，蘑菇云腾空而起后地面顿时变为一片废墟；苏联百万大军风驰电掣挺进中国东北，日本百万关东军如秋风落叶；日本天皇亲自发表广播讲话，最终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日本无条件投降……　
　　《时代》报道了宋子文第二次抵达莫斯科之际，莫洛托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世界宣布苏联对日作战的情形：　
　　当记者们走进克里姆林宫白桦林里莫洛托夫的住所时，这位外交人民委员多少显得有些紧张。他的香烟快要烧到指头，烟雾缭绕中他宣读声明……　
　　干巴巴地念完声明，莫洛托夫狡猾地笑着注视记者，这笑似乎在说：“怎么样，先生们？”一位记者说：“谢谢您，莫洛托夫先生，非常谢谢您。”于是，记者们准备他们的报道，回到沉闷的莫斯科大饭店。在饭店里，日本的外交官和记者的行李早已堆在楼梯上。此时，莫斯科时间晚上九点，距俄国与日本的第二次战争爆发只剩下三个小时。　
　　在中国使馆，另外一些行李则刚刚搬进来。一架美国军用飞机运来了重庆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他们前来莫斯科与莫洛托夫、斯大林举行第二轮谈判。中国的来访者和他们的俄国主人，比其他人更清楚该声明的所有重要性和即将产生的影响。　
　　俄国红军进入满洲，加强了俄国在亚洲博弈的力量，从而也就削弱了中国的力量。杜鲁门总统欢迎俄国参战，宁愿过后再考虑未来的博弈。目前他的焦点是东京。（《时代》，1945年8月20日）　
　　战局彻底改变了。随即，整个中国沉浸在八年抗日战争终于获胜的巨大喜悦中。　
　　在这样的时刻，中苏外交谈判的种种反复与周折，现实妥协背后复杂的历史恩怨，必然只会成为历史大震荡中的小插曲。它发出的声音如此之小，如此无关紧要，早已消融在历史巨大的轰鸣中。人们听不到、也无暇去听那些微弱的声音了。在后来的一些史书中，它更成了轻描淡写的过眼烟云。　
　　1945年10月20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附属协定的规定，外蒙古如期举行全民投票。据《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所述，举行投票时，外蒙古全境十八个盟，大体上以户为单位，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均在所属区内参加投票。投票采用记名法，选票上须填写名字，再填写赞成或反对独立。中国的国民政府曾派内政部次长率代表团抵库伦（今乌兰巴托）参观投票情形。10月24日，投票结果公布。共有四十九万四千余人参加投票，四十八万三千余人赞成独立。1946年，1月5日，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同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予以承认。　
　　至此，1911年底发生的外蒙古独立风波，三十四年之后，尘埃落定。　
　　完稿于2006年7月7日，北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PersonalHistory（《个人历史》），VincentSheean（无出版社），1934年　
　　《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三联书店，1980年　
　　《宋子文传》，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武汉出版社，1993年　
　　《顾维钧回忆录（5）》，中华书局，1987年　
　　《抓住龙尾》，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赵仲强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斯诺文集（2）》，新华出版社，1984年　
　　《浪迹天涯——萧乾传》，李辉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萧乾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社，1955年　
　　《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石源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剑桥中华民国史》，费正清、费维恺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大块文章
王　蒙　
　　一　慎重的快乐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人帮”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己方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开始重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忿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　
　　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首先是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　
　　郝关中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