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5期-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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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怪乎胡乔木同志独喜此篇作品。新疆话剧团的尚九骖给我写信，说是读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几笔几划。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规范正当，我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丰满雍容，我的艺术感觉是何等的敏锐周全，而作者的爱憎又是何等的热烈奔放！多数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个细节，某个情绪的触动，所谓灵感激动了内心，铺染生长，以致全篇的。我的多数作品是被文思所挟持，被灵感所推动，是“它们”写我。而此作却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来自整体性的歌唱愿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写“它”。故事情节完全符合口径，不但有批判“文革”，而且有批判“苏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顺便说一下，反修早已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一代作家当中，文字中加进了反修内容的人绝无仅有，是王蒙才跟得这样紧，王蒙已经做到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而且打得有声有色，有才有艺了。
如果我一直这样写下去呢？
五 大难之后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
我还有点不知就里，什么为《组织部……》平反？我自己怎么为自己平反？不是应该由组织来说话吗？怎么成了我个人的事情？到了会场，诗人柯岩热情地对我说：“你讲讲，你讲讲……”我说：“由我个人说合适吗？”她笑了，她说：“那你说点合适的……”
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
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动一根手指，我要说是糊里糊涂就没了事了，与狠打猛批时的庄严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辩而且煽情，叫做高屋建瓴而且势如破竹，成为鲜明的对比。此事之方便简单，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严肃性与可靠性。莫非历史的写成就是这样简单容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一挥而就？
几个月以前，几星期以前，还没有什么人会大胆设想二十年的许多大批判就这样土崩瓦解。大批判，搞得有声有色，也是人多势众，也是声震云霄，甚至于叫做什么万众一心……说声不算了，一风吹了，也就吹了个云消雾散，照样是万众一心……这叫啥呢？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的平反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的名字。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现状了吗？人为什么那样浅薄，那样轻浮，那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容易焦虑也容易想入非非？
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
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后记》，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小后记，多少言语：
……我终于同意了，就让这往日的带着露珠的小草儿与读者见面吧，它多少也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并谨以此书献给一九五三年北京市东四区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
回顾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壮心不已。
这里有多少微笑，多少泪花，多少往事，多少当今！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疯狂得莫名其妙，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从来都是热泪盈眶。她的儿子就是钱程，承包过音乐厅，成绩卓著，后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
我们在重温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篝火的激动中迎来了一九七九年。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那时程庆荪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六十二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可能是内蒙，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的冯苓植，他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颐（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
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
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年余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
当然，团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冷淡，不过是执行公事。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也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变旧了。几个月后，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团市委干部多转了岗，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挡王晋等任副书记了。王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说是此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说明他是我的“上级”。
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最宝贵的》获得七七、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呜呼，识文亦难也。人们在回忆各种文坛佳话趣话的时候，人们会讲许多自己在发现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谁不愿意大讲过五关斩六将？谁又愿意毫无惧色地说说走麦城的经历？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这点认识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住在“向阳一所”，据说这与“二所”都是为了人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而新修建的，现在，一所即崇文门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门招待所。茅盾，周扬，都在发奖会上讲了话，对于当时以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专家押川雄孝参加了发奖活动，抓住邓友梅与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说刻薄话的恶习，便对邓说，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珍禽异兽。后见到时为十岁的女儿伊欢，我也自嘲变成了珍禽异兽。女儿当然不理解我的命运变迁，却已经学过珍禽异兽一词，为了表示她完全懂这个词，她从字面上解释说：“金丝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奖作品是《愿你听到这首歌》。李时称小孟，真名孟克勤，达斡尔族，工人，讲话非常生动，喜欢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贾大山评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哟！”话中不无别的话。
据说后来他回到正定，他的家乡，他称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说，查无实据，聊供解颐，不妨参考。中国的事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文坛的人都伶牙俐齿，是非多，说嘛的都有，不可不查。
张承志的得奖作品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当正面地叙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队时对于蒙古劳动人民、老额妈的情感，我是很能够体会这种情感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东西。而历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记忆着的，后来，上山下乡越来越被写成一个大灾难了。而这些灾难的描写，也有十足的真实依据。张承志发言中说到对于“文革”中的青年人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爱的青春与他预感到的对于他的珍爱的威胁，使我一怔。虽然我对他的作品和形象风度极为欣赏，我还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当笔者写这段回忆的时候距离“文革”后的第一次短篇小说发奖会已经二十七年，二十七个春秋的变化也是罄竹难书（这里打趣一下，并非与阿扁一样不会用这个成语）。回顾一下名单，周立波、陆文夫已经作古。张洁、贾平凹如日中天。张承志特立独行，忧愤沉郁。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断贡献着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经当过了各层作协主席、副主席，现已退下。有的虽然没有辍笔，但也不再有当年的动静。多数“金丝猴”儿已经偃旗息鼓，其余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声。
时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写一个老公安干部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支持和提倡这篇作品，我想这后面有与“凡是派”斗争的背景，但对于一篇小说来说，也够吓人的。小王是获奖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后来参加报道自卫反击战，说是他买了一只猴子作伴，引人非议。再后来去美国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纽约见过他一次，后来失去了联系。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围的作者是四川大学教师童恩正，篇名《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来也移民美国。而卢新华则很有一段时间在拉斯维加斯赌城当分牌员，近年还写了以赌城生活为题材的书。
萧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爱，他的《海滨的孩子》写得远远好于我们一些人，却只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的列席代表，使我为之不平。他的写老区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极受好评。这次的获奖小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悠长，多了些人生沧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后来他任烟台师范学院院长，新作渐稀。九十年代见到他时，他已退休，颇有些笑看花开花落，闲说云长云消的从容。还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后渐渐出名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张有德，他的获奖小说是《辣椒》，写得极好，无后来的音讯。
生活越来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对于追求暴风和雷电的人来说，这后来的宝刀入鞘，马放南山的一切，幸欤，悲欤？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了。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么，好吧，长叹一声，是我没有出息——我是无怨无悔。新疆呆长了以后，我确实并无长铗之叹，我多次对姐姐说过，我现在已经是“胡人”了。有好友和亲属对我说，新疆好是对，只是太远了些。我回答说，你们在北京，觉得新疆远，我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作协秘书长韩文辉（后任新疆新华分社社长），特别说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会谦虚谨慎，注意尊重他人，克制私心，克制骄娇蛮横……对于老韩对我的夸奖，我当做如是解。
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陪不起时间了，一喝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呜呼，我开始变化了吗？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并没有阔，也没有砍谁谁头的动机，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在起一些变化。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女儿伊欢，七八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那时新疆是春季始业，北京是秋季始业，她等于跳了半年班，对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辽阔开拓了我，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的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我想起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突然高兴时唱的一首歌：
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转一转，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维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则是：
Man mo barim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