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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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节：第六章 学习是一种态度（14） ↑回顶部↑
我看上海交大的博士学位授予有问题。好些博士论文，很多数据是编出来的，一篇论文，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就出来了，用不了2个月时间，就能通过。中国的大学里普遍存在这种问题。我做博士论文先把系统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写论文。我不是喜欢投机取巧的那种人，毕竟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爱出国就去读外语，我还是做我自己的论文。
谢幸的理由：
我们班60个同学，有40个出国了。我从来没有出国留学，我是到微软研究院以后才第一次出国的。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没有出国。我说，当时我也没觉得出国的人有特别的优势，我能留在中国科大读硕士博士，也不错。我当时还只是学习了一些基础课，并没有在某个领域做出什么成绩。如果出国，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没有什么方向。为了出国而出国，我觉得有点奇怪。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这人比较懒，比较循规蹈矩，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动力驱使我出国。我现在也不后悔当时没有出国。
我为什么去美国读书——
朱文武的理由：
我是1991年1月17号出国的。当时我是中科院的博士生，我一到那里就开始考虑出国。我的导师也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很支持我的想法，这也加快了我出国的步伐。读博士读到第二年，我就去了美国。导师为我申请了全额奖学金。我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去外面看一看。当然还有一个大环境的影响，看看周围，有点本事的人都走了，我就有点坐不住。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在读博士的那一年，读了很多论文，结果发现国外的论文水平要高很多。在那些高水平的国际杂志或者国际会议上，几乎没有中国人的文章，要么几年才出来一篇。我就担心，要是在国内做下去，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当初的想法是对的。现在我每年在一流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刊物上发表几十篇论文，我当初要是不出国，怎么也做不出这个水平。
李世鹏的理由：
我是1992年去的美国，是过去探亲的。在美国我考了托福和GRE，然后就留下来读博士。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出不出国无所谓。考托福什么的，我都懒得考，觉得把那么多时间花来准备考试，还不如去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我出国的理由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因为我太太出去了，所以我也就出去了。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
中国的教育体制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培养最优秀的人，不要扼杀了他们的潜力。
——李开复
“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有很大差别。”李开复说。他11岁就到了美国，已经不仅是一个美籍华人，而且本身也美国化了，又在中国主持微软研究院两年，与几万中国学生接触，所以自认为对美国的学生和中国学生都了解。“我不认为是中国人比美国人强，也不认为美国人比中国人强。”他说，“这些思维方式是教育体系的问题。”
李开复曾列出一个表，说明中美人才的特点。还曾说了一段话来详细解释：
中国和美国的人才有三点非常相近：敢冒风险，雄心壮志，善于学习。日本人就不是这样，日本人相对较为保守，这是他们的民族文化的特性，目前日本在网络经济领域不是太成功，和风险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下面几个就不一样了。美国人有创新的精神，有难以抑制的创新意识，总是要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中国人才在这方面就弱一些，比较实事求是，求稳。
美国人才很有热情，很主动，如果你给他一个爱做的工作，他会很来劲地一天做18个小时，拼了命做出来，如果对一个东西没有兴趣，他们的态度是，“我很自豪，我碰都不碰。”中国人才比较有毅力，不管多艰难的问题，总能慢慢做出来。美国人没有这种毅力，他们更欣赏英雄主义。
美国人才独立从事研究的能力很强，中国人才就显得不足。因为美国人的教育方法就是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积极思考问题。
美国人直截了当地沟通。我前一阵在英国，和英国一个院长谈的时候，他举了一个例子。英国人不可以说“不”，即便不同意的事情，也要说“让我慢慢考虑吧”，而美国人会说“对不起，这个我没兴趣”。中国人有点像英国人。有一次，一个教授给我们一个项目，希望得到研究院的支持。我和一个国内的研究员谈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项目不应该支持。当我要把这个决定告诉教授的时候，这个同事提醒我说：这样不好。他说，我们不要回答他，如果他问起，就说我们正在考虑，过了一阵他就知道我们不支持他了。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的区别
中国学生美国学生
求稳务实有创新精神
有毅力有热情
讲纪律、服从有主动性
扎实的理论基础擅长独立工作，想得深远
含蓄，心里有想法不直说直截了当地沟通、争论
谦虚自信
不同意也不说“不”不同意就说“不”
第80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1） ↑回顶部↑
第七章 情商时代
情商的重要性是智商的两倍
在任何领域里，情商的重要性都是智商的两倍。在管理层中，情商比智商重要9倍。
——李开复
2000年李开复回到美国之后，有个美国记者问他：“这一生最自豪的是什么事？”
李开复说：“在中国工作两年的经验最自豪。”
记者问：“这两年你做了什么产品最自豪？”
李开复回答：“倒不是做了什么产品，而是对中国的学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这是自己可以感觉到的有影响力的事情。”
后来他回到中国，对一百多位中国大学的教授发表演讲，提到这一段对话，又说他“今天特别兴奋”，因为他“有这个机会，经过一百位院长，可以影响到百万千万中国学子。”
大学教授们都看着他，想知道他要在什么事情上影响中国学子，就听他继续说：
美国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用数学方法分析那些最成功的人，结果发现在任何工作领域里，情商的重要性都是智商的两倍。在更高职位上的人，例如管理层，情商的重要性比智商高9倍。光凭这句话我们知道情商是很重要的。比如A和B两个人在一起工作，智商一样，情商高的人一定会优秀很多。
一年以后，李开复和一个记者再次谈到同一个话题：
情商是什么呢？就是有自信，有自知之明，有自律，和人的关系可以处得很好。做事情有热情，很投入，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人有同情心，会倾听别人讲话，这些方面叫情商，跟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技术知识没有直接关系。从美国的研究证明，情商比智商更重要。我们虽然不能在大学开一堂课教情商，但是可以有很多方式去发展学生的情商。比如我爱唱歌就唱歌，爱打球就打球，可能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人缘很好，这也是长处，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读清华大学电子系。正确的方向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人的自由发展。不能明明是方的，非要塑成圆的，把一个人的性格压抑了，创意没有了，进了好大学也叫得不偿失。
黄学东是微软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他出生在湖南岳麓山脚下，1982年从湖南大学毕业，然后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在那里留下两个纪录：只用一年半就完成博士学业；博士论文获得最佳论文奖。这些事实都能证明此人绝顶聪明，但是他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坚决认为：“智商达到120以上的人，都是一样的，差别主要在情商。”你如果继续追问，他会提到“岳麓书院”的那幅对联——“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提到他在湖南大学读书时每天从宿舍走到教室，都是从这幅对联下经过；提到湖南大学给予他的影响：“那就是不信邪、坚忍不拔。有了这种精神，做什么都能成功。”然后又会说到自己现在的研究：“我已经在计算机语音识别这个领域做了20年。我们不断地取得进展。语音识别的错误率，每过7年就降低50％，2002年已经降到了8％。我打算再做20年。坚韧就是成功。我相信到那时候语音识别技术一定会有突破。”
这话题已经进入“E学生”的最核心的特征，也即我们说的“第二种智慧”。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倾向于把今天的时代称为“情商时代”，这是因为，有证据表明，情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比智商更重要。我们还发现，把“E学生”和其他各个层次上的学生区别开的种种因素，几乎都是属于情商，而非智商。
这正是“E学生”的第七个秘密。
从“D学生”到“E学生”
一个好习惯比那种特别强烈的“期望值”更重要，比“名次”也重要。
——张黔
“我好几个月没有回来。有没有新的啊？”张黔一边说，一边在那些石头块里面寻找。这是微软公司颁发给员工的“专利碑”，一个小小的正方体，以墨色大理石制成，通体晶莹，闪闪发光，每一个都表明了一个国际专利，还雕刻着“微软”的字样。
我们已经介绍了“微软四少”中的三位——童欣、高剑峰和吴枫，而张黔是我们要叙述的第四位，也是最杰出的。这位研究员三个月前开始休产假，然后有了一个儿子。今天，她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停止了的研究重新恢复。就像那些男性研究员一样，她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当作“儿子”看待，现在，她面前的“儿子”——“专利碑”，有12个。
很快，她找到了期待着的那块碑：“啊，这个是新的。这个也没有看到过。哈，来了三个，来了三个。”她开心地笑起来。
假如真像“微软小子”们说的，我的研究项目就是“我儿子”，那么张黔的“儿子”可就不只12个。事实上，过去4年里，她在国际会议和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其中至少有20篇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这个人十分优秀。”张亚勤说到她的时候，满脸放光，“那种世界一流的文章，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发表一篇，她才毕业5年，就发表了至少20篇。这种水平在计算机领域里绝对是出类拔萃。”
“她真是了不起。”朱文武有一次这样评论张黔，还嫌不够，又补充道：“她是最棒的。”
这女孩子有一副非常朴素的外表和一对非常敏捷的眼睛，喜欢沉默，也喜欢开怀大笑，对深刻的思想和轻灵的幽默都有极快的反应。你看着她的时候，不免想到：如果不是拥有非常的想象力，怎么可能在4年里面冒出80个想法？如果不是拥有非常老实的工作习惯，怎么可能在4年里把80个想法一一实现？
“想象力和老实巴交，好像很少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有人问她，“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听了就咯咯笑，然后忽然沉默，沉默之后谈到自己迄今为止的经历。她说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在学习。在中国的学校里学习了21年，来到微软亚洲研究院里做的事情，偏偏不是自己原来学习的东西，于是接着学了4年。她回忆过去这些年，得到一个结论：学习是一种习惯。
第81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2） ↑回顶部↑
我们发现，从上小学直到上大学，张黔始终少有我们期待着的“E学生”的种种素质。她是那种典型“第四级学生”，也即“D学生”。
是什么力量、在什么时候让她成了“E学生”呢？
我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小时候什么都是现成的，不用我想，妈妈到现在还说我有娇骄二气。那时候爸爸妈妈不愿意我做社会活动，就是让我当学习委员。小学考中学，我是学校第一，然后上了“省重点”。其实我并不是那种特别认真的学生，在初中也就是班里的第十名，高中也是第十名，老师开家长会，总是对我爸爸妈妈说：“这孩子还有潜力。”他们不知道我的潜力在哪里，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的成绩考清华大学大概够不上，所以就上了武汉大学，这是一个综合一点的学校，气氛活跃，所以我喜欢这学校。虽然我是个乖孩子，但性格里还是有那种野一点的东西。
我不是那种“电脑神童”，不是伴随奥林匹克竞赛成长的那种孩子，我家里没有计算机，我考大学的时候，是爸爸给我挑了计算机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功课一般，玩心很重。我是排球队的主力，二传、主攻都打过。还喜欢田径，400米栏在全省大学生运动会上得过第六名。母亲的体育很好，所以我的运动细胞可能是天生的。但是我不愿意吃苦，训练的时候，我能逃就逃，所以体育老师也不太喜欢我。有些人好像一定要拿个第一名才舒服，我自己就没有这么一个强烈愿望。
可是很奇怪，从二年级开始，我对计算机忽然有了兴趣，成绩也好起来，到了大学四年级，我又成了好学生，结果就保送我在本校继续读研究生。我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酝酿着要不要读博士，只不过是因为当时做了一个很长期的项目，硕士做不完，就转成博士。我就是这样，一直按部就班，很自然地过来了，成绩算不上最好，是中上游。
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建立起来的“好学生”的标准，之所以变得简单而且有误导作用，有个原因是“名次”的概念。
其实，好学生有两类：
1。心里被学习塞满了，总是名列前茅，却没有一点空间想别的。
2。不是很用功，也不是第一名，更多的时候是中上游，但心里有一些空间，可以想别的东西。
张黔说：“我可能更像第二种学生。我比较乐意在中上游。”
这两类学生的思维特征是不一样的，一种是集中，一种是发散；一种是深度，一种是广度。这是两种看上去完全不同的能力，有没有一个人能集两者于一身呢？
“如果有，那可真是超人了。”张黔一边说一边笑，忽然又严肃起来：“我能做到把百分之百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去，但是一个科目里面有很多很多点，我不能在所有的点上都投入百分之百的精力。”
小时候张黔虽然贪玩，可是一旦学习，精力就很集中。开始的时候是在父母强迫之下做到的。因为她不做完作业爸爸妈妈就不允许她看电视。为了早一点看电视，她只好集中精力把作业做完。慢慢的就不是强迫，变成了一种习惯。是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需要培养。比如有些家长可能会对孩子说：“你必须给我做三小时的作业。不能干别的。”这样，孩子就会拖，看起来三个小时坐在那里，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这种习惯的害处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大。
爸爸妈妈对女儿的期望值一直都不高，至少他们没有让她感觉到。他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有怎样的成绩，“今天第十，明天就要第一”之类的要求，他们从来没有过，也没有要她一定要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她说要读研究生，他们就说：“那你去读吧。”她说要到北京去工作，他们就说“那你就去吧。”就是这样。没有人强迫她，她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喜欢学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他们只是非常严格地培养我的学习习惯，而且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我的好习惯都是在我懂事之前养成的，懂事之后，一切都很自然，就没有和父母发生冲突。”她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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