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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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这个跟我的工作确实没有关系，甚至你可以说它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对微软有威胁的公司。我只是很希望对中国的教育有些帮助。
凌志军：有人说美国的中小学教育不如中国，是这样吗？
李开复：我不认为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比中国要差很多。美国的教育是强调自由发展的。中国的教育比较注重打知识的基础。最好的教育应该是把两者的强项结合起来。杨振宁曾经说过，中国的教育适合普通的学生，美国的教育方式适合聪明的学生。我不能很确定他说得对不对，我觉得聪明学生用美国方式来教育绝对是对的，普通学生用中国方式来教育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凌志军：中国的老师都很努力。但是基本都是把功夫用在应试上。
李开复：什么？
凌志军：应试，就是应付考试。
李开复：啊，我懂了。
凌志军：一些好学校，其实就是很会应试，而且中国的教育方式总体上就非常适合考试。比如TOFEL可以考满分，GRE也是。
李开复：GRE考满分我觉得很了不起，让我今天去考，我也考不了满分的。
凌志军：每个人都想上大学，上好大学，大家都对这种竞争深恶痛绝。但是大家又不得不去参与这种竞争。
李开复：台湾原来也是这样，后来建了好多大学，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其实教育体系还是错误的，大家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很多学生进了大学就不那么努力。所以还是要靠自己。
第106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3） ↑回顶部↑
凌志军：在中国大陆也会有这种情况。大家考上大学以后，就开始放任自己。苦读12年，终于熬出头。有一句话叫“18岁奋斗到头”。
李开复：这样就是没有增加他的智商，还降低了他的情商。
凌志军：美国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不是也像中国这么高呢？
李开复：有一些人会，比如犹太裔的、印度裔的、韩裔的美国人，还有华人家庭。纯粹的美国家庭不太讲究这些。
凌志军：一般中国的父母都非常操心，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自己希望的那样成长。
李开复：我是不会限制孩子的，我倾向于让她们自由发展。当她走上一条路的时候，我不会刻意把她带到另一条路上去，这样就会让她成长得不太健全。
凌志军：你刚才提到情商，你能说得详细一点吗？
李开复：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就是说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做人谦虚，勇于认错，虚心学习。第二个是要有自律的能力，别人不同意的时候，要用平和的方法，赢得人家对你的信任，要把感情和逻辑分清楚，而不是说因为生气就和别人吵起来。第三点是理解别人。就是说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你讲话的时候我会很用心地听，很重视你，很尊敬你，而不是去抢着讲话。第四个是非常有热情，做事情很有感染力。第五个是社交能力，很容易建立关系，得到别人的信任，能够影响别人。
凌志军：这些东西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不仅不能培养，而且有时候还要抑制。
李开复：再举一个例子，在公司，我们非常重视团队合作。但是在学校，你要合作，那叫“作弊”，在学校就是要比谁得第一名，不能退步到第二名，大家都被教育成“我要击败所有人”，而不是我和所有人合作。说实话，这个心态我在台湾就有，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离。在美国，我每次去见女儿的老师，都要问她是第几名啊，老师就不告诉我。美国人是不问这个的。
凌志军：如果在中国，老师可能要把你女儿的成绩贴到墙上了。
李开复：是啊，台湾也会彼此交换成绩的。我女儿在美国入学的时候有一个考试，后来分成三个班，起的名字叫黄班蓝班绿班，但是哪个班比哪个班好，谁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关心这个。美国的学生不知道自己的名次。每个月成绩单发回家，上面的评语都是正面的。美国老师觉得，你要是骂了小孩，反而会让小孩失去了自信心，那么成绩会更差。
凌志军：在学习知识的时候，比如学习英文，是有最佳年龄段的，那么提高情商有没有呢？
李开复：有啊，父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鼓励小孩的一些兴趣，交一些朋友，自由发展，不要太自闭，同时还要尽量让他们有自律自主的能力。
凌志军：可是在中国，大多数父母都会为了孩子的教育头疼。他们很难把握让孩子自由发展与让孩子自律之间的分寸。
李开复：我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次我跟一个美国朋友说，我的两个女儿老是打架，我就把错的一个给批评了。他说他从来不这么做，他会让两个孩子自己去解决。我很奇怪：她们一个5岁，一个7岁，怎么可以自己解决呢？他也很奇怪，说你怎么可以替别人判断谁对谁错呢？我说，我也想让她们自己解决，但我不相信她们可以做到，他说，如果你不相信，那么她们就真的永远也不能解决。我只是受了美国的教育，但是家庭还是中国式的，所以我还是不太理解。这完全是美国人的做法。
（2003年2月28日）
附录（二）改变我们的教育文化
——与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张亚勤、副院长张宏江和沈向洋的对话
给什么样的学生写推荐信
凌志军：你们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中国的和西方的，都有。现在又是科学家又是教授，还接触了那么多中国学生，一定有不少直接和间接的感受。
沈向洋：前段时间，有个学生要出国读书，把写好的推荐信拿给亚勤，说你来给我签名吧，你签名比我的导师签名有用。亚勤说，就是因为签名有用，所以我才不可以给你签。
张亚勤：我们写推荐信，本身是要有信誉的。人家越是相信我们，我们也就越是要有信誉。有些大学教授不管这个，心想我就做个好人嘛，所以连推荐信的内容都不看，就签名。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学生负责任。
凌志军：你们推荐出国读书的学生很多吗？
张亚勤：我们推荐的人很少，沈向洋那里有个标准。
沈向洋：被推荐的标准，一定要真正觉得这个人好，而且至少要和他工作一段时间，他的成就在哪里，他为什么了不起，要这样写推荐信的。通常我们一年只写两三篇推荐信。我写一封推荐信要花三四个小时，真要斟酌一下的。刘策就是我向麻省理工推荐的，我说这家伙是个天才，然后就解释为什么他是天才。像亚勤和宏江，写推荐信特别有信誉，所以绝对不可以乱写。
凌志军：这种推荐是建立在你的信誉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通行的规则之上？
张亚勤：我想这在美国是一个共识。
沈向洋：其实美国人虽然也看TOFEL，看GRE，但是最重要的是看推荐信。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中国学生的推荐信？因为大家都自己写，格式都一样。这种推荐信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成熟和透明程度的反映。
第107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4） ↑回顶部↑
凌志军：从你们研究院走出国去读书的学生多吗？
张亚勤：有200多个，大多数是好学校。
凌志军：你们对学生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标准？凭什么说一个学生是好是差？
沈向洋：如果一个人要去美国读博士，我的标准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下决心献身于做学问；另外一个就是聪明不聪明，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第三，你在工作中的想法是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别人想出来的。这些都是有客观标准的。
凌志军：但是你说的第一条，看上去没有客观标准。
沈向洋：曾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学生，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某某系的第一名。四年大学下来，她的平均分数是94。8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但是我对她面试以后，把她排在最后一名，因为如果我是导师，就不会收她。
凌志军：为什么？
沈向洋：她到美国去，绝对不会认真地在那里念书。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就是打算去美国享受生活，完全不是去读书的。美国的教授不相信我，打电话来问我，然后还是收了她。
张宏江：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些中国学生去了，没有读完就走，弄得美国的教授很头疼。人家投入经费，招收一个学生。你半途走了，人家要重新找。
张亚勤：所以我面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能不能读完？我当时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可以换个更好的学校，但是导师的项目就会很困难，所以我不能离开。这是双方的承诺，你不能失去信誉。
凌志军：看来你们不是担心智商，是担心情商？
张宏江：都很重要，我觉得智商和情商同样重要。首先是承诺很重要，就像朋友一样，朋友之间就是一种承诺，大家都要负责。你做学问，也是一种承诺，你做生意也是承诺。
张亚勤：看一个学生的好与差，如果是研究，有三种。第一种，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还做不好；第二种，你讲得很清楚，他很快就可以做回来，而且做得很漂亮；第三种，你讲个大概，他自己来定义自己的课题，还能做出来，这就叫悟性。
凌志军：后面这种人比较少吧？
张亚勤：有不少学生还是有悟性，只不过程度不一样。就好比《射雕英雄传》，有些人像郭靖，反应很慢，但是很深；有些人像黄蓉，反应很快，但是比较浅。
假如我们没有出国
凌志军：谈到悟性。我能理解这是个综合的能力，但这是天生的？还是教育出来的？
张亚勤：我一直认为天生很重要，尽管你现在是在研究后天的教育。
沈向洋：有些东西，比如音乐或者体育，是一定要有天赋的。但是做科研的话，你先天差一些，可以在后天的教育中补上来。
张宏江：如果有一个很开放的环境，人的悟性就更加容易产生。
张亚勤：小孩子刚出生，很多事情和大人不一样。比如看东西，他是反过来看。然后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两种商：自己智力的商和外部信息量的商，两个东西不断交换，他就成长起来。如果他的环境是封闭的，外部信息量的商不增加，他本身的智力商无可交换，也就不能成长，或是成长得很慢。另外一种情况是开放的环境，那么孩子周围信息量的商在增加，他可以不断地交换，这样就刺激他的智力的商不断成长。
凌志军：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在同样的教育环境中，出来的人还是有区别。
张亚勤：教育系统如果很固定，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就很难形成，如果教育系统鼓励你形成个性，你的区别就容易形成。
凌志军：我们都同意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总体上不利于学生形成个性，但是它还是造就了一些有个性的人，比如你们三个人。很难说你们现在的成就完全是西方教育的功劳吧？我们假设一下，要是你们没有出国读书，现在会怎样呢？
张亚勤：如果不出国，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沈向洋：我要是不出国，可能当老师，也可能……
张宏江：他可能是经理。（众大笑）
沈向洋：做一个研究员还是做一个农民企业家，很难说哪个更好。
凌志军：宏江，你如果不出国……
张宏江：有人提到我的一个同学，说：“人家没有出国，现在是老总，你要是不出去，这老总肯定是你。”但是我的想法是，我现在这样更好些。
沈向洋：我想，这样说能代表大家。至少我们三个人走到这一步，都感觉自己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回头去看，很难，但是让我们重新选择的话……
张宏江：恐怕还是现在这个选择。
凌志军：你呢，亚勤？
张亚勤：我不知道，我应该是……
沈向洋：应该是上海市副市长吧？（众笑）
张亚勤：你怎么老让我当官？
凌志军：我还问过开复。他说，他要是不出国，也会很好，但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好。
沈向洋：这个我也相信。
凌志军：我原来总是试图指出教育制度的弊端，但后来我和你们仔细地谈过以后，更倾向于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虽然有弊端，但毕竟还是出来一些很优秀的人，很难全部否定它。关键是你能不能在这种教育制度中拥有自己的选择，我在你们三人身上看到一点希望，似乎有可能在这个教育秩序中保持自己的东西。不知道这样想是不是对？
第108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5） ↑回顶部↑
张亚勤：杨振宁讲过，美国的制度是培养精英的，中国的制度是培养通才的。
凌志军：有道理吗？
张亚勤：有道理。西方教育鼓励人发挥个性，中国教育更讲究统一性。你看美国人里有几个人会做代数的？但是美国确实有一些人非常棒。最好的和最差的都在美国，中国人基本都是在中间。
张宏江：中国的教育是想让每个人都成数学家，美国不是这样的。
凌志军：你们几个人在大学以后都在国外受教育多年，我想知道，你们对中国的教育是什么感觉？是叛逆、摆脱了之后才能成功？还是的确从中国的教育中得到了益处？
张亚勤：如果我在中国，我也可能读博士，但我可能不会选择做研究，因为无论做什么一定要做到最好。在中国做研究，没有办法做到最好。在美国，我会选择做研究，但是我的知识基础，做人的性格，都是在中国形成的。
沈向洋：美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我们在中国念博士，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国内，肯定有人比我们更优秀，只不过他们没有得到一个机会。做学问的基础是在中国打下的。走出去，最重要的是机会。
张宏江：在中国，大部分人做的事情并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大家都在走的一条路，是责任。在美国，做事情是自己的选择，是一种乐趣。
凌志军：这个问题也许太机械了，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你们能把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对你们的影响划个百分比出来吗？
张亚勤：我自己认为，中国教育给我的影响要大些，超过50％。
沈向洋：我的感觉一样，也是超过50％。
凌志军：宏江一定在想自己的比例？
张宏江：我不认为有那么多，可能是国内一半，国外一半。
凌志军，那么在同样一种教育制度下，还是有区别的？
沈向洋：对，有区别。
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了
凌志军：现在我想确定两件事：第一，中国的教育是不是真能造就出不同的人才来？第二，如果能，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和大多数不一样了？比如，亚勤……
张亚勤：啊，对不起，我忽然想起“东邪西毒”。（众笑）
凌志军：你上大学的时候，你周围有很多聪明的孩子，但是后来你们就不一样了，比如宁铂。是什么原因让你和他不一样？
张亚勤：这很难说。可能还是性格。有很多因素可以说明一个人的情商怎么样。我举个例子，就是考研究生的时候，宁铂有三次想去考，可是没考，在最后一分钟又决定不考了。他担心如果考不上怎么办，如果失败怎么办，所以压力很大。
凌志军：只是担心失败，不是不想考？
张亚勤：他都体检了，拿了准考证。其实他的聪明程度不比班里任何一个人差。对我来说，就没有这样的压力。我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