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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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杜高先生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读此书前，书中许多不忍卒读的内容，很少从他口中听到。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并非羞于提及，而是在“四人帮”已被粉碎、“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之后，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掉过头来从另一角度标榜自己。杜高兄为人宽厚，心地善良，虽历经残酷折磨，仍然保持着襟怀的坦诚，和严于律己的正直品德。——当然，历史也塑造人，历史教会人们不可太天真太轻信太软弱，没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几乎就无从认识变化多端的社会，无从确定变化了的人的处境和位置，自然也就不会有《又见昨天》这本书。历史意识深刻是本书特点之一，作为有良知有人格信念的知识者，杜高兄并未因昨日环境的狰狞、人性的异化和命运的残酷，而失去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所以他能以俯瞰的态度审视历史发生过的巨大疯狂，将沉痛的笔墨完全融入大悲大恸之后的剀切陈述之中，以严格自审的眼光痛切揭露自身的精神伤痂，捧出血染的心香来遥祭那许多惨遭不幸的英灵。有比较才有鉴别。当前许多史书可信度极差，除有意隐瞒歪曲者外，出于种种原因而为“尊者贤者”讳，而误植、粉饰、掩盖史实的比比皆是，历史意识不正确——认为历史可以任意包装、可以建立在连篇累牍的谎言之上的更不乏其人。本书先有原始档案，后有作者“现身说法”：“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运动本身的意愿，而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和违反人性……”书中所述一切，不仅可信可稽，更有劫后作者自身的人格信念为后盾。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信念，才使得此书风格之质朴与历史所要求的真实达到了高度统一。　　　　
　　　　本书在简括特定时代特征，即人怎样不成其为人的意义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代表性。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杜高先生蘸血述作的本意，显然不是为着张扬自己，更不是为了教训别人。“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作者在袒露灵魂之痛时热诚希望后人能从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这是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老实说，初读此书时，我叹息，愤激，发竖眉立，从中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勇气和心胸的宽阔；再读此书时，我的内心不只欲哭无泪而是顿生畏惧，我从中看到的似乎不仅是作者充满期待的眼光，还有昨天所透露的历史辩证法的信息。我畏惧的是，当书中所述及的那些名闻遐迩的民族英才被剥夺了自由；当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曾水帆们，这些名不见经传但却堪称民族脊梁的正直生命负屈含冤殒于非命；当徐光霄、陈克寒、刘芝明等一大批曾身居高位奉行过极左路线、却又未能躲过路线斗争的反噬，相继惨死于“文革”时，我应否想一想那时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我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粒沙一滴水，我可以因此而原谅摇旗呐喊过、彷徨悲伤过、愤懑困惑过、怒发冲冠过的自己，但历史，我们民族精神理性的历史，能轻易原谅我们对自己的原谅吗？坦率讲，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人淡忘过去，有人回避遮饰昨天，有人掩耳盗铃总想埋葬人们对昨天的记忆，更可畏惧的是，我们对下一代并未尽到应尽的责任。“胡风、冯雪峰是谁？谁是路翎、吴祖光？”“为什么拿了两个没人吃的窝头，就要没完没了的挨斗？”不用过多少年，《又见昨天》就会成为一些年轻人无法读懂的书。是的，不知者不应被责怪，但若让这类无知成了见惯不惊的风气，我们这一代人难道没有责任？如今盛行的崇皇热与奢靡风，其实正是一面可资对照的多棱镜，在这面镜子里，我们除了照见历史的遗绪和时尚的浮华外，是否也照见了某种精神的萎缩和骨气的贬值呢？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读《又见昨天》，我感受到了作者内敛的热忱，掩卷之余，我又深为我们常常将不该忘却的事随意遗忘而倍感忧虑。我不担心这本书没有读者，但却担心读者的隔膜，尤其担心人们对昨天的健忘，纸醉金迷，乐不思昔。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


第三部分　新书热读第30节　谢泳《杂书过眼录》的启示

　　　　智效民　　　　
　　　　谢泳新著《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涉及到的书确实很杂。其中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有中小学教材和升学考试指南，有各种年鉴、中英文词典，有大学图书馆和文化名人藏书目录，有老北大展览说明书、清华大学职员薪俸册，还有中华书局股东会议记录、申报上海市民手册以及高粱酒的酿造……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书大多是在太原市旧书市场淘来的。这个市场我也常去，其中不少书我都见过，因为与我的“专业”相距甚远，便只是翻翻而已，有的连看都不看。后来发现谢泳不仅把它们买下，居然还有了很大的收获。　　　　
　　　　我认识谢泳，是从读他的处女作《禁锢下的呐喊》开始的。这是一本自费印刷的小册子，书的主题是当代报告文学评述，但是他却用大量篇幅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据说这本书只印了二三百册，是赠送朋友的。十多年前，我和他还不认识，就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这本书。当时的感觉很过瘾，也有些震惊。我没想到，在那“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我们这个内地城市还有个年轻人在关注社会良知，思考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本书表达了谢泳的兴趣所在，也奠定了他的专业方向。为了研究现代知识分子，他首先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杂志作为研究对象，并自己花钱多次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的艰苦与不便，一般人很难体会。随后，他又开始研究西南联大。这就是他所谓“一个人、一份杂志和一个大擎”的研究思路。　　　　
　　　　大约在西南联大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每周两天（现已改为一天）的太原旧书市场刚刚开张，谢泳成了那里的常客。谢泳爱买书，除了受母亲的影响外，与他在图书馆的感受有关。他多次对我说，去图书馆看书真不如买书合算。不过，与一般淘书者不同，他买书除了满足自己需要外，还有一种“敬惜旧书”的心理。看到旧书摆在地上，他总怕落在无知者手中，更怕送到造纸厂毁掉。他认为，许多旧书只有到了专业人员手里才会发挥作用。因此他逛书市总是比较贪婪，许多没用的书也要买下。有一套民国年间出版的“古生物志丛书”，我也见过，当时只是随便看看，没想到他却没有放过。后来，他把这套书送给中国科学院的一位新朋友。这种“宝剑赠英雄”的事情，他不知做过多少次。　　　　
　　　　说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谢泳比较阔绰，才会如此大方。事实恰恰相反，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比较穷的。前些年大家都改用电脑写作，他却一直坚持手写，原因是没有钱。直到1999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他才用稿费买了一台电脑。过去我听说他经常买书送人，只是暗暗佩服他的交友之道；直到读了这本书以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书中说，有一年他去复旦大学拜访葛剑雄，看到葛教授有一个房间专门存放旧书。当时周振鹤也在场，周教授的一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周说：“这些东西都是替国家收着的。”可见谢泳买书送书，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在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情形下，还有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昵？我想只要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种品质在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依我看，谢泳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葛剑雄、周振鹤也深受谭其骧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因此才有这种觉悟和行动。　　　　
　　　　除此之外，谢泳对旧书的另一个认识也值得称道。他说：“我们了解历史，光有历史教科书是不行的，一定要看实物。”他还主张研究历史要像考古一样狠下功夫。闲聊中他说过，看到早年的书籍，那封面装帧设计、纸张印刷质量，能把人带回那个时代。可见，他是把逛地摊买旧书当作参观一个开放性的博物馆了。旧书市场在文化传承上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谢泳的《杂书过眼录》就是很好的证明。　　　　
　　　　谢泳认为，所谓历史研究，就是要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解读出让人信服的意义，这才是真正有趣的智力活动。我想补充的是，只有多读书，读杂书，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以为当代教育的一大误区，就是专业设置过多过细。这种教育体制很容易扼杀学生触类旁通的想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少年来我们培养了许多专家学者，但最终却难成大器，原因就在这里。谢泳当年在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学的是英语，但是他却在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方面做出很大成绩，这与他喜欢读杂书，读旧书有很大关系。　　　　
　　　　（原载《文汇报》2004年9月24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31节　我判决自己诚实—《岁月与性情》序

　　　　周国平　　　　
　　　　明年我六十岁了。尼采四十四岁写了《看哪这人》，卢梭五十八岁完成《忏悔录》。我丝毫没有以尼采和卢梭自比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现在来写自传并不算太早。　　　　
　　　　我常常意识不到我的年龄。我想起我的年龄，往往是在别人问起我的时候，这时候别人会露出惊讶不信的神情，而我只好为事实如此感到抱歉。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显得年轻主要不是得益于外貌，而是得益于心态，心态又会表现为神态，一定是我的神态蒙蔽了人们，否则人们就会看到一张比较苍老的脸了。一位朋友针对我揶揄说，男人保持年轻的诀窍是娶一个年轻的太太，对此我无意反驳。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组成了我的最经常的生活环境，如同一面无时无刻不在照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看自己，产生了自己也年轻的错觉，而只要天长日久，错觉就会仿佛成真。不过，反过来说，我同样是我的妻子的这样一面镜子，她天天照而仍觉得自己年轻，多少也说明了镜子的品质吧。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心态年轻也罢，长相年轻也罢，与实际上年轻是两回事。正如好心人对我劝告的，我正处在需要当心的年龄。我大约不会太当心；一则不习惯，二则不相信有什么大用。虽然没有根据，但我确信每个人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太不当心也许会把它缩短，太当心却不能把它延长。我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愿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不过，好心人的提醒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一个作用，便是促使我正视我的年龄。无论我多么向往长寿，我不能装作自己不会死，不知道自己会死，一切似乎突然实则必然的结束只会光顾别人，不会光顾我。我是一个多虑的人，喜欢为必将到来的事情预作准备。即使我能够长寿，譬如说活到八九十岁，对于死亡这样一件大事来说，二三十年的准备时间也不算太长。现在我拿起笔来记述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就属于准备的一部分，是蒙田所说的收拾行装的行为。做完了这件事，我的确感觉到一种放心。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本书可以称作一个终有一死的人的心灵自传。夏多布里昂把他的自传取名为《墓中划忆录》，对此我十分理解。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已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在写这本书时，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对人性的了解已经足以使我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小我来看自己，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我的目的是给我自己以及我心目中的上帝一个坦诚的交代，我相信，惟其如此，我写下的东西才会对世人也有一些价值，人们无论褒我还是贬我，都有了一份值得认真对待的参考。　　　　
　　　　当然，我毕竟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与这个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事实上我不可能说出全部真话，只能说出部分真话。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凡可说的一定要说真话，绝不说假话，对不可说的则保持沉默。所谓不可说的，其中一部分是因为牵涉到他人，说出来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私敌，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仅在与私生活无关的场合，当我认为事关重要事实和原则之时，我才会作某些批评性的叙述或评沦，但所针对的也不是任何个人。然而，有一点是我要请求原谅的，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实际上都是由与某些特殊他人的关系组成的，有若干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不写他们，我就无法叙述自己的经历。譬如说，在叙述我的情感经历时，我就不可能避而不写与我有过亲密关系的女人。如果她们因此感到不快，我只能向她们致歉。不过，读者将会看到，当我回顾我的生命历程时，如果说我的心中充满感激之情，我首先感激的正是曾经或正在陪伴我的女人。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立场上来看自己，看我是怎样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成为现在的这个我的。我想要着重描述的是我的心灵历程，即构成我的心灵品质的那些主要因素在何时初步成形，在何时基本定型，在生命的各个阶段上以何种方式显现。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我在回顾中发现，我的这种人生观其实早已植根于我的早年性格中了，是那种性格在后来环境中历练的产物。小时候，我是一个敏感到有些病态的孩子，这种性格使我一方面极为关注自己内心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拙于应付外部世界，对之心存畏怯和戒备。前一方面引导我日益沉浸于以读书和写作为主的智性生活和以性爱和亲子之爱为主的情感生活，并从中获得了人生最主要的乐趣，后一方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对外在功利的淡泊态度。不妨说，我的清高源于我的无能，只不过我安于自己在这方面的无能罢了。说到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敏感和淡泊——或者说执著和超脱——构成了我的性情的两极，这本书描述的便是二者共生并长的过程，亦即我的性情之旅。　　　　
　　　　全书分四部，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写童年和少年时期、大学时期、毕业后在农村锻炼和工作的时期、回到北京读研究生和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时期。当一个人回忆自己的生活时，往往受与透视相反的原理支配，他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