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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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酒很浪漫”。往后引申出一个绝对智慧还混杂着一点黑色幽默的经典诗句：“男人喝酒后会想不同的女人／女人喝酒后大多想最深爱的男人”。我想，男人抗议，女人称呼，一定的。这种诗句朴素、平民化，又沉郁得非重拳出击不可；关于女人与烟，诗人这样表述，女人如烟/烟如花/女人比烟花更有诱惑。故，女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现实的一个精彩。
再读下去，更见知识白领女性诗人一颗高贵的女儿心，追求现代女性创造性的典雅美。诗人写道：女人的思念总与爱恋相随；女人的魅力／永远需要一个背景／这背景除了漂亮／还需要聪慧；有风情的女人既可浪漫一时／也可灿烂一生，女人的风情，是骨子里生就的一种韵味；女人的性感，成之于内而形之于外，先天之外亦得后天一点一滴的经营与释放；女人的优雅可以看到一种文化教养，优雅和幽默，都暗含着一种对世俗的抗争；女人味还是一种风度、优雅、韵味和修养。
程毓霖的爱情诗更感性、更自我些，关于女人的诗更理性、更直接些。纯粹从个人的角度，更希望看到她多写一些爱情诗，写更好一些的爱情诗。今天，中国优秀的爱情诗太少，杰出的爱情诗人更是凤毛麟角。中国也应是一个需要爱情、爱情诗哺育和熏陶民族和人民性情的国家。爱情是不允许遗失的。相信经过进一步的历练与淬火，程毓霖的爱情诗或其他诗作，能奠定自己在诗坛的地位。甘霖一定能育出一片繁茂的爱情诗林。
（写于2004年国庆节23时47分广州
原载《文艺报》2004年11月27日）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35节 《鲁迅书影录》后记
孙郁
记得在五年前，那时我还在报社工作，林浩基先生建议开一个专栏，名曰“百年纪程”。上面介绍鲁迅的书影，以此纪念即将过去的百年。这个创意很好，以鲁迅为线索，点染百年的文化转化，是个特别的视角。我当时与初小玲主持《文艺周刊》工作，编辑之余，每周要为这个栏目写稿，这一写就是一年。其间杂事缠身，亦有求友人帮忙的时候，总算在年底，将这个栏目办下来了。
不久后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将所写的短文汇成一册，但一拖再拖，今天总算要问世了。校稿的时候，才发现那时写作的仓促，新闻体的文字，有时不免空泛，离所谓学问之道远矣。但想一想在紧张的日子里，无意间写成了小册子，也自恋地宽慰了半天，似乎过往的生活，还做了一点小事。这些对我而言，好像也是空虚的填补。在这个时代，能抽出时间，与鲁迅对视，心里总是快慰些的。
鲁迅一生与书相伴，可写的故事很多，他的藏书，算起来有一万四千余册，内容是深广驳杂的。他自己编书、写书、藏书，对其有特别的感觉，什么是恶书、劣书、精善佳美之书，心中有一个尺度，先生那个时代，正值古今转变之际，他在古文与白话，洋文和方块字上，都有自己独特的经验。看他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有时就让人感慨不已。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学说，从西洋小说到现代版画，他差不多做的是现代中国开启性的工作。近来一些人，每每诋毁先生，以为学问浅薄，创作亦不足为观。但如果看到先生一生的劳作，用力甚勤的翻译与古籍整理，不知有何感想。在我而言，我们这个时代，已不复有这样一个丰富的存在了。
旧书里鬼气与毒气的东西多，那是深读过古文的人所能感到的。鲁迅厌恶这些，虽然他的藏书中以古文为多，古人性灵与放荡的自由感在书中甚少，惟野史与笔记之中略见精魂，加之诗词戏剧的一些怨世之文，聊可一阅，其余的正史、经书、时文，不过滥调。鲁迅自写书的那天起，就在走一条别样的路。一切都别于旧书，或哲人语录，或写实小说，其中亦有美术、理论、文艺史料等等，凡此种种都是现代的，新颖的，与旧式著作不同。鲁迅一生之中，生活单调，写其日常起居，缺乏情节，亦无浪漫故事。但你看他所编的图书，何等耀眼多致。每本书的背后，都印有心性的波澜。那是中外艺术精灵的会聚，响着华夏从未有过的声音。我在先生的版本书库里，见到泛了黄色的初版本，不禁为之一动，好像先生的血液储藏其中，每每翻阅，都可感到汩汩流动的波响。那是一个不安的，翻卷着热忱和极大神往的精神之海。时下被某些人奉若神明的几位学人、作家，倘与之对比，读者自可见出高下的。
我常常想，鲁迅的每一本书，都没有重复的，连相似的文章也没有过，他的每一次劳作，都是一座山岭，每一座山岭之间，无相似的存在。周作人、胡适这样产量高的人，均做不到此点。鲁迅的高度与深度，远远超于同代之人。他不仅创造了文本的奇迹，也书写了出版史的奇迹。我读邹韬奋、阿英、巴金、赵家璧这些出版家的文章，有时就感到鲁迅对同代人的辐射。真的，仅就出版的策略、胆识与视野而言，谁能与之并驾齐驱呢？
我在近些年间，常常听到一个观点，中国文化几近沙漠，乃传统丧失的结果，这丧失的原因，鲁迅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话题复杂，我不想与人争辩。但要说的是，鲁迅是毁坏了一个旧世界，同时又构建了属于现代人的新的世界，在大量的译著、杂感间，能不看出个性的创见的火光？我们何尝真正读懂了先生，且接近了他的灵魂？在他那里，一切都是冲荡的，富有人性的美和思想的暖意。他构建了自己的哲学，那一切不属于古人的余晖，而属于我们个人自己。先生在古老的与现代的风景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后人远离传统，倘是真的与君君臣臣之类隔绝，那不妨说恰是先生的渴望。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致，高楼越来越现代了，人的个性却越来越少了。如果这是一个沙漠的话，那么与绿洲的鲁迅是无缘的。他一生要跨越的，正是这类的荒原。要懂得先生，大约要看到此点的。
书要出版了，照例要感谢几位友人，报社的陈戎、鲁博的肖振鸣、思源、冯英等等。他们或是文字的润色者，或是图片的搜集者，也可以说，是我们共同完成了它。至于书中的内容，倘有差错，那自然要由我来负责了。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9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36节 读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
党圣元陈志扬
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对于传统文体形态及其理论批评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从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理念的引导下，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二十年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古代文体学从冷门逐渐成为热点，产生了许多优秀的学人和研究成果。在这些学者中，吴承学先生颇具有代表性。他的著作《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则是一部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具有鲜明学术个性、代表目前古代文体学研究水平的专著。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2002年增订本。本文以增订本为准，引文只标出章节题目。（以下简称《文体形态》）一书是吴承学十几年来文体学研究成果的结集。承学先生与一般的古代文体研究者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他的研究显示了自觉的学科意识。他相当重视古代文体学的重要性与独特性，认为中国古代自觉的文学批评滥觞于文体批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也是建立在文体学基础之上，所以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起点和支点，“文章以体制为先”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基本原则，中国古代许多文学现象只有在古代文体学的语境中才可得到解释。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正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基础之上的。《文体形态》全书始终贯穿着这种独到的学术眼光。
20世纪西学东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传统形态转为现代形态，并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用西方的文体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往往未能从中国古代文体学实际出发，有时难免削足适履：古代文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诗、词、曲、赋、小说等几类文体，古代大量重要的“非文学”文章文体形态因为不符合现代文学文体分类学而长期被摒弃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突破古代文学研究现有格局的关键之一便是回归传统文体语境，吴承学先生的研究正是以我国传统文学文体实际为研究基点，努力从传统文体的原生态去考察文学史的发展。该书第一章至十六章属文体形态研究，分别对先秦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汉魏六朝挽歌、唱和诗、宴饮诗、应制诗、赋得诗、联句诗、留别诗与赠别诗、题壁诗、唐代判文、集句、宋代括词、评点、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文字游戏文体等进行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其中盟誓、谣谶、策论、判文等文体就是一些未能进入现代形态文学史的“非文学”文体。另外，通常人们视“评点”为—种批评方式，《评点形态源流》一章，则把评点作为一种批评文体的个案来研究，无疑拓展了古代文体学研究的视野，使古代文学研究界对文体问题的关照和思考更为全面。对一些属于“纯文学”的诗文文体研究，作者也能别开生面，其选题相当独特，例如像挽歌、唱和诗、宴饮诗、集句、括词等文体。作者把这些被人忽视的文体置于文体学的学术层面上来探讨，这种胆识来自于他独特的文体史观：“文体史与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其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在艺术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也许在文体形态方面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史上就有独特的地位。同样，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在文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书所研究的文体形态，其选取的根据主要是其在文体史上的价值。”（《绪言》）这种文体价值见解，对拓展古代文体学研究无疑具有参借作用。
当我们最初打开此书时，首先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似乎满眼都是一些陌生的文体。反复细读之后，才体会到作者选取这些现在看来比较偏僻而古代相当风行的文体来研究，并非要钻牛角尖，或发思古之幽情，其目的是为了追寻一种文学历史的真相。当然历史无法完全复原，但是当我们在作者的引导下，重新认识这些当时被普遍认同与接受而现在却被遗弃或遗忘的文体现象，我们会发现历史的真相远比现在的文学史与批评史丰富多彩。作者的研究正是要说明：这些文体在当时是如何占据文坛的主流，后来又是如何逐渐边缘化，甚至被遗忘的。这种古今的巨大反差有着深刻的文化和文学背景，把被遗忘的东西重新放回历史，从中便可看出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化与差异。这也正是《文体形态》所再现的历史和一般文学史所展现的历史之差别之处。
把文体史与文体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也是该书的特点。该书十三章至十九章是对古代文体理论的梳理。文体与文体理论是互动的，所以对古代文体理论的关注也是古代文体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文体学源流》一文尝试着将我国的文体学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和近代三个阶段，以宏观的视角对我国传统文体学格局进行了整体梳理，突破了目前文体学论者眼光绝大多数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对文体学的起源与发展演变研究明显不足的局面。宋代以后，一方面是文体分类日趋精细，另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上各种文体互相融合、破体为文成风。《辨体与破体》与《破体之通例》试图解决文学理论史上这一问题，对现有文体梳理内容局限于文体分类也是一种突破。这些突破昭示着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尚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向我们敞开着。
吴承学认为：“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绪言》）《文体形态》研究秉承古代文体学“敷理以举统”的传统，对论及的每一文体都追源溯流，注重从文学自身角度阐释文体的形成与发展，对文体的结构、语言、技法、风格等体制特征都有细密分析，而且还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揭示文体发展的语言动力。在对文体体制进行阐释时，作者并不停留在以古释古的层次上，而是尽可能利用当代文学理论资源对传统文体进行新的阐释。比如《集句》在论及集句文体的美学内涵时认为：集句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原因之一是它在某种程度上暗合“陌生化”的美学原理。集句虽然借用人们熟悉的作品，但所有句子重新组合构成一个新的整体而具有新的意蕴，从而产生出人意外的“陌生化”效果，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兴趣。《辨体与破体》章中引进哲学上“度”的概念，在“度”之内，量的增减不会改变事物的质，但超过界限事情就失去了质的稳定性。他认为，文的“大体”也就是文体的“度”，在这个“度”内，作家可以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可以融合其他文体的体制；而一旦失去大体，超过“度”，也就失去文体固有的特色。这些对文体学的阐释是富有启发性的。
在文体形成与发展的内部诸因素中，作者特别注意文体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是文体之间外在形式的互相影响，如明清戏曲中采用集句诗，《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小说都包含了数量极多的判文。另一方面是文体内部结构的互相影响，如谈到《谣谶与诗谶》时论及这种文体对于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产生的影响。在叙事过程中，出现谣、诗、偈等形式，使之对于情节的发展或人物的命运起着暗示和象征作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故事发展的传奇性。在论唐代判文时认为：从文体的内部来看，判文所具有的虚拟性与叙事因素是判文与叙事文学产生联系的内在原因，判文具有关于事件由来、发展及结局等简单叙事因素，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或者说具备发展成叙事文学的可能性和空间。而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因素加以渲染、加工和演绎，自然也就成为案判类的叙事文学了。另外《明代八股文》篇亦从这一角度详尽阐明了八股文对明代古文、诗歌、戏曲所产生的影响。
把古代文体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审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亦体现出吴承学文体形态研究的独特视角。他善于通过文体形态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线索。比如《诗题与诗序》简要地勾勒出中国古代诗歌制题制序史，并且认为，诗歌制题制序之发展演变反映出古代诗人创作观念的进化。古诗经过从先有诗后有题向先有题后有诗的重大发展，是古今诗歌演变的一大关键。早期的诗歌，原先并无题目，诗人率尔而作，不必围绕题目去构思，诗的宗旨意趣乃至篇章结构，混沌一片。六朝以后，制题的自觉意味着诗歌艺术创作开始有了规则与法度。诗题起了一种对于诗歌内容加以说明、制约和规定的特有的重要作用。诗歌开始有了一个要明确表现的题目或主题，必须围绕着它而展开，于是更进一步便产生诗歌关于结构章法的观念。诗从无题到有题，是中国诗歌艺术发展一大关键，这不仅是诗歌艺术形态的外在变化，而且还引起诗歌意境的整体变化。这种从外在形态的变化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