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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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读书人，这些年来，大致都经历过，一，无书可读的禁绝时代；二，只有一种样式，一种体系，一种规格，一种思想的书，而无其他书可读的设限时代：三，才是今天这种基本上什么书都有可能读到的逐步放开的时代。　　　　
　　　　至今我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红卫兵运动波澜壮阔之时，在我劳动改造的工地，西南某县城的街心广场上，亲眼目睹红了眼的小将们，将县剧团的戏箱，抬来付之一炬的“革命”场面。那些书被中学生撕碎开来，当作引火柴用，实在让我心疼。　　　　
　　　　我还记得，70年代，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旁边，有心人会记着那扇常常虚掩着的门。门口无任何标记，只有知情者；才知道这是专售内部出版物的门市部。这便是中国式的读书生活了，书，可以供燃烧用，可以供擦屁股用，书，也可以奇货可居，也可以千金不易。推门而入，便是楼梯，拾级而上，凭一张内部购书证，可以在那里买到不陈列在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图书。因为我曾经靠朋友引荐，获此殊荣，故而得以像地下工作者，进入那里。那种神秘兮兮的感觉，比后来到小西天看内部电影还要牛皮一些。　　　　
　　　　人，大概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没有，想得到，但得到了，也就拉倒了。过去无书可读的时代，哪怕一本没头没尾的书，对识字的人来说，都会拿起来，要翻一翻，看一看的。而到了什么书都能弄到手的今天，读书的欲望；倒不具无书可读时期的那股劲头了。　　　　
　　　　从一些知青作家的成名史看，他们几乎无一不是在那个无书可读时期，贪婪地，甚至冒着风险阅读那些被视为封、资、修的四旧文学书籍，走上文学道路，写出成功作品的。为什么很多知青作家；在随后的日子里，创作力有接续不上之虞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想，当有了许多可读的书以后，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冲动，显然已非当年。　　　　
　　　　生活，现实，社会，命运这本大书，带来太多的愉悦以后，阅读的愉悦，势所必然地次而次之了。　　　　
　　　　一般来说，凡阅读，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闲。　　　　
　　　　只要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我一向认为没有不可看的书，只有看不到的书。然而，对于时髦的书，流行的书，炒作的书，五个人以上穿一条裤子齐声叫好的书，就只好遗憾，放弃阅读了。　　　　
　　　　我的阅读主张，说来简单。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了。固然，石榴这东西，能食的部分极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涩之酸外的，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口味。　　　　
　　　　有时，阅读一本闲书的愉悦，所带来的身心充实胜过很多灌输的学问。　　　　
　　　　我想起一个忘了出处，但总是砥砺着我的读书故事。　　　　
　　　　那应该是一本革命回忆录；应该是一位革命前辈的亲身经历。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被抓进苏州反省院里。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挖出来一部未被狱卒发现的、已很零散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显然，这是前一位关在这间牢房里的难友，有意留存下来的。他在那几年的关押反省期间，这部可以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是他惟一可读的书。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党把他营救出来，嗣后，他竟然成为一位研究《反杜林论》的哲学专家。　　　　
　　　　我由此推想过，若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将会携带一本什么书籍，走进班房呢？根据我个人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9年为止，长达22年的阅读经验，一种处于基本上相似的班房状态下的阅读经验，我会在下列两种书籍中择其一：　　　　
　　　　一，曹雪芹的《红楼梦》；　　　　
　　　　二，鲁迅的杂文集。　　　　
　　　　这是我读了一辈子的书。　　　　
　　　　《红楼梦》和鲁迅的杂文，给我所带来的阅读愉悦：一，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头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三，不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变迁、变化，甚至变异，这两部书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永远有话好说的强大生命力上。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22年，这两位大师的书籍，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惟一的慰藉。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史传是可以画等号的。曹雪芹的书，鲁迅的书，其实就是形象化的一段历史记载；而优秀的历史著作，譬如鲁迅称司马迁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是对其极高的文学价值的肯定。我记得，80年代后，中国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各种史籍、类书、集成的大部头图书的推出，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现在广泛传播了。于是，活到老，学到老，便是浪费了青春，荒疏了学业的我们这一代，“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要务了。　　　　
　　　　说到底，中国人的阅读，是和汉语中特有的“学问”这个词语密切相关的。　　　　
　　　　何谓“问”？无非不知，不解，不懂，不会，为了求知、求解、求懂、求会，所以要“学”。因此，学问全从问来，无论是吃橄榄式的阅读，吃甘蔗式的阅读，还是吃石榴式的阅读，先问一声“为什么？”最为关键。　　　　
　　　　学问的问，是获得阅读愉悦的最为重要的一点。　　　　
　　　　（摘自《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5节　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

　　　　刘梦溪　　　　
　　　　今天的国际与国内的现实环境、社会与经济与政治与文化的特殊景观，一句话，今天这样的时代，还需要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吗？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多重性格的时代。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加以解读。比如你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知识过剩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文化垃圾充斥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形式超过内容的时代；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拥挤在一起的时代；或者换一个说法，可以说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互相脱节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消解文字的时代，一个读图时代等等。　　　　
　　　　那么身处如此繁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不用说中国古代的经典，宽泛些说，我们还需要读书吗？我是指文字的文本阅读，现在还有它的价值吗？　　　　
　　　　实际情况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很多人已经不喜欢读书了。不读书的“理由”据说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因为现代社会节奏快，文本阅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快节奏要求；也可以说由于工作太忙，腾不出读书的时间；还由于诱惑太多，其他方面已占满了自己的精神空间，不愿意再把时间花费在读书上。尤其电视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传媒视觉形象的冲击远远超过文字阅读的魅力。何必还来读书呢？　　　　
　　　　可是我想说的是，文本阅读是不可缺少的。要说现代化，欧洲、北美总比我们更现代化得多吧？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良好的读书风气。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到处都有人安静地阅读。他们的习惯是不说闲话，只读书。我们相反，只说闲话，连闲书也不看。读书风气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气，甚至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的反映。因为读书不仅使人获得知识，还可以使人变得安宁，减少浮躁气。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说充满了浮躁气。扎扎实实做事情的人少了，走捷径、取巧的人多了。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也染上了肤浅、浮泛的学风。人文科学已大大贬值。此种情况下，培养文本阅读的兴趣、形成读书风气，尤为重要。如果说人们往往喜欢追求时尚的话，读书也应该成为今天的一种时尚。　　　　
　　　　问题是怎样培育读书风气？首先是社会应有所提倡。但比提倡更重要的是，社会应该形成普遍重视学问、重视读书人的风气。如果读书人受不到重视，提倡读书就少有效果了。我们所以长期未能形成读书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以至于极端的竟有“臭老九”之称。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近百年不断激进地反传统的结果，知识分子的价值被严重弱化。特别在今天，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地位，正在直接受两种势力的挑战：一是“官本位”的挑战，一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挑战。大学、研究机构的建制也套行政级别，教授、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竟然与行政挂钩，这是“官本位”挑战读书人社会地位的显例。至于全社会商品化的挑战，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官、商对知识分子成钳制、挤压之势，读书人的无力与无奈，随时随处可见。这种社会的与文化的结构，要想造成普遍的读书风气，不用说自是困难重重。所以，我认为要培育读书风气，前提是要造成全社会普遍重视读书人的风气，使大家都能够珍惜文化、重视学问、尊礼大儒。或者换一个说法，最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的官员、国家的指导者，应该有读书的习惯，懂得读书人的价值，奖励读书，优礼读书人。如做到这一层，全社会普遍读书风气的形成必将指日可待。　　　　
　　　　那么我们应该读些什么样的书呢？难的是要有读书的意愿，如果有了读书的意愿，读什么书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简单地说，读总比不读好，也就是古人说的开卷有益。当然认真地说起来，选择什么书来读，也不是毫无讲究。各个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肯定首先要读好本专业的书，所谓“术业有专攻”是也。就社会的一般情形而言，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养成而言，无论哪一行业的人，是否也有一些共同的书需要大家都来读一读呢？有的，这就是那些属于一个民族文化系统的典范之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都有自己的文化经典，特别是那些“文明体国家”，堪称经典的文本格外丰富。而凡是文化经典，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不仅本民族的人应该阅读，其他国家的人也应该阅读。我是说如果有可能这样做的话，比如掌握相关的语言工具，能够直接读原著，或者阅读翻译文本。不过我这里讲的经典阅读，着重点在中国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且侧重人文方面。　　　　
　　　　我们是世界上主要的“文明体国家”之一，文化发祥早、文化典籍多，人文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历史上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典范之作。“汗牛充栋”这句成语，如果用来形容中国文本典籍的丰富，也会显得不堪其比。但是，作为一般阅读而不是从事专业研究，需要读、应该读、可能读的经典，并不如想像的那样多。哲学，无非是先秦时期的诸子，而且主要是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都可以暂时不读。甚至孟子，也不一定必须读。但汉代的《礼记》里有两篇著作，却不能不读：一是《中庸》，一是《大学》。这两篇著作是谁写的？据说《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是这样讲的。《大学》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好学生曾参，但也有说两篇都是子思所作。不管究竟是谁作的，反正这两篇著作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的阐述，提纲挈领、最见精要。特别到宋代，朱熹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为“四子书”，并精心注释，成为传统社会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随之成为儒门宝典。如果嫌朱熹的注释讲的太麻烦（从研究的角度看，他注释得其实非常好，不仅是注释，还有他自己的思想发挥），也可以读白文（不带注释的）《四书》。读白文、不看注释，一遍一遍地读，甚至背下其中一些段落，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阅读中国经典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史学方面，文史从业人员讲究“前四史”，即《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一般阅读，读《史记》就可以。《史记》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人物写得好，文字也优美。熟读《史记》，容易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人物、制度这一套东西，真可收一以当十的效果。如嫌篇幅大，可选取其中的《传》和《本纪》阅读。文学方面，《诗经》、《楚辞》不可不选择一些来读。《楚辞》可选屈原的《离骚》。另外晋的陶渊明，唐的杜甫、韩愈，宋的苏东坡、黄庭坚、李清照、陆游，元的关汉卿、王实甫，明的汤显祖及《三国》、《水浒》，清的《红楼梦》等等，也都是不能不读之书。另外汉代王充写的《论衡》，是一部很特殊的书，读起来会打开你的思想，而不会被传统所束缚。还有清末民初以来20世纪文史大家的著作，不少也堪称经典，如严复、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人的书，如果不读，未免太可惜。20世纪学术大师的著作，实际上是通向中国古代经典的桥梁，由他们进入古代经典，也许是终南捷径。　　　　
　　　　不过按照传统的说法，所谓中国的经典，主要是指“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是孔子教授的六门课程，孔子之前已成书，但经过孔子删定的“六艺”，后来称做《六经》。由于《乐经》不传，于是又变而为《五经》，就是《诗经》、《尚书》、《周礼》、《周易》和《春秋》。《五经》是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源头。按照马一浮的说法，“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论语》是唯一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书，虽经弟子们后来整理成书，但所记应为实录。《论语》就是《六经》意涵的化育之书。朱熹选注的《四书》即为《六经》的经典选本。所以人们常说的《五经》、《四书》，就成了中国传统社会识字的人必读的基本经典。　　　　
　　　　所以五四时期有过“尊孔读经”和反对“尊孔读经”的争论。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哲人，他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学术地位本来是无可怀疑的。但由于自汉代以后孔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孔子头上的帽子越堆越高，“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头衔多得不可胜数，其人格和学说难免被神化、填加乃至扭曲。五四前辈痛恨传统的封建制度，为了国家强盛，对传统文化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原未可厚非。但时至今日，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对孔子和儒学就不能再采取五四前辈那种激进的态度了。“尊孔”不必，但适当的“读经”，确为承继民族文化传统所必需。那种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经典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