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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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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读书人,这些年来,大致都经历过,一,无书可读的禁绝时代;二,只有一种样式,一种体系,一种规格,一种思想的书,而无其他书可读的设限时代:三,才是今天这种基本上什么书都有可能读到的逐步放开的时代。    
    至今我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中期,红卫兵运动波澜壮阔之时,在我劳动改造的工地,西南某县城的街心广场上,亲眼目睹红了眼的小将们,将县剧团的戏箱,抬来付之一炬的“革命”场面。那些书被中学生撕碎开来,当作引火柴用,实在让我心疼。    
    我还记得,70年代,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旁边,有心人会记着那扇常常虚掩着的门。门口无任何标记,只有知情者;才知道这是专售内部出版物的门市部。这便是中国式的读书生活了,书,可以供燃烧用,可以供擦屁股用,书,也可以奇货可居,也可以千金不易。推门而入,便是楼梯,拾级而上,凭一张内部购书证,可以在那里买到不陈列在书店里公开出售的图书。因为我曾经靠朋友引荐,获此殊荣,故而得以像地下工作者,进入那里。那种神秘兮兮的感觉,比后来到小西天看内部电影还要牛皮一些。    
    人,大概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没有,想得到,但得到了,也就拉倒了。过去无书可读的时代,哪怕一本没头没尾的书,对识字的人来说,都会拿起来,要翻一翻,看一看的。而到了什么书都能弄到手的今天,读书的欲望;倒不具无书可读时期的那股劲头了。    
    从一些知青作家的成名史看,他们几乎无一不是在那个无书可读时期,贪婪地,甚至冒着风险阅读那些被视为封、资、修的四旧文学书籍,走上文学道路,写出成功作品的。为什么很多知青作家;在随后的日子里,创作力有接续不上之虞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我想,当有了许多可读的书以后,那种如饥似渴的阅读冲动,显然已非当年。    
    生活,现实,社会,命运这本大书,带来太多的愉悦以后,阅读的愉悦,势所必然地次而次之了。    
    一般来说,凡阅读,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闲。    
    只要打开一本书,总会给你带来学问。我一向认为没有不可看的书,只有看不到的书。然而,对于时髦的书,流行的书,炒作的书,五个人以上穿一条裤子齐声叫好的书,就只好遗憾,放弃阅读了。    
    我的阅读主张,说来简单。那些有学问对我有用处的书,我用吃橄榄的办法阅读,反复咀嚼,徐徐品味;那些有学问然而对我用处不大的书,我用吃甘蔗的办法阅读,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用处的书,也许在某些正经人看来,不属大雅的书,视若敝屣的书,我就用吃石榴的办法来阅读了。固然,石榴这东西,能食的部分极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涩之酸外的,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口味。    
    有时,阅读一本闲书的愉悦,所带来的身心充实胜过很多灌输的学问。    
    我想起一个忘了出处,但总是砥砺着我的读书故事。    
    那应该是一本革命回忆录;应该是一位革命前辈的亲身经历。上个世纪的30年代,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他,被抓进苏州反省院里。在关他的单人牢房的墙夹缝里,挖出来一部未被狱卒发现的、已很零散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显然,这是前一位关在这间牢房里的难友,有意留存下来的。他在那几年的关押反省期间,这部可以说是相当枯燥乏味的哲学书籍,是他惟一可读的书。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党把他营救出来,嗣后,他竟然成为一位研究《反杜林论》的哲学专家。    
    我由此推想过,若是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将会携带一本什么书籍,走进班房呢?根据我个人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9年为止,长达22年的阅读经验,一种处于基本上相似的班房状态下的阅读经验,我会在下列两种书籍中择其一:    
    一,曹雪芹的《红楼梦》;    
    二,鲁迅的杂文集。    
    这是我读了一辈子的书。    
    《红楼梦》和鲁迅的杂文,给我所带来的阅读愉悦:一,不论从哪一页翻开来阅读,不论从头往后读,还是从后往前读,都能很快进入角色:二,不论读过多少遍以后,再捧起来读下去,都能找到与前不同的,每读每新的体会;三,不论时间和空间发生什么样的变革、变迁、变化,甚至变异,这两部书籍之所以不朽,就在于永远有话好说的强大生命力上。    
    在我阅读的全部历史中,差不多有22年,这两位大师的书籍,总是与我的行李,背囊,吃饭的搪瓷盆,粮票,菜金在一起。那些日子里,我发配到修建铁路新线的工程单位劳动改造,差不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幸好,即使在最为严峻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这两位大师也不在禁绝之列,于无奈的孤独中,只有阅读他们,是惟一的慰藉。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优秀的文学作品,与史传是可以画等号的。曹雪芹的书,鲁迅的书,其实就是形象化的一段历史记载;而优秀的历史著作,譬如鲁迅称司马迁的《史记》,为无韵之《离骚》,也是对其极高的文学价值的肯定。我记得,80年代后,中国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各种史籍、类书、集成的大部头图书的推出,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过去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现在广泛传播了。于是,活到老,学到老,便是浪费了青春,荒疏了学业的我们这一代,“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的要务了。    
    说到底,中国人的阅读,是和汉语中特有的“学问”这个词语密切相关的。    
    何谓“问”?无非不知,不解,不懂,不会,为了求知、求解、求懂、求会,所以要“学”。因此,学问全从问来,无论是吃橄榄式的阅读,吃甘蔗式的阅读,还是吃石榴式的阅读,先问一声“为什么?”最为关键。    
    学问的问,是获得阅读愉悦的最为重要的一点。    
    (摘自《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6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55节 今天为什么还要阅读经典

    刘梦溪    
    今天的国际与国内的现实环境、社会与经济与政治与文化的特殊景观,一句话,今天这样的时代,还需要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吗?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多重性格的时代。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加以解读。比如你可以说,现在是一个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时代,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知识过剩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文化垃圾充斥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形式超过内容的时代;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拥挤在一起的时代;或者换一个说法,可以说是过去、现在与未来互相脱节的时代;还可以说这是一个消解文字的时代,一个读图时代等等。    
    那么身处如此繁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不用说中国古代的经典,宽泛些说,我们还需要读书吗?我是指文字的文本阅读,现在还有它的价值吗?    
    实际情况是,现在在我们中国,很多人已经不喜欢读书了。不读书的“理由”据说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因为现代社会节奏快,文本阅读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快节奏要求;也可以说由于工作太忙,腾不出读书的时间;还由于诱惑太多,其他方面已占满了自己的精神空间,不愿意再把时间花费在读书上。尤其电视的影响力大得不得了,传媒视觉形象的冲击远远超过文字阅读的魅力。何必还来读书呢?    
    可是我想说的是,文本阅读是不可缺少的。要说现代化,欧洲、北美总比我们更现代化得多吧?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良好的读书风气。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到处都有人安静地阅读。他们的习惯是不说闲话,只读书。我们相反,只说闲话,连闲书也不看。读书风气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气,甚至也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风气的反映。因为读书不仅使人获得知识,还可以使人变得安宁,减少浮躁气。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可以说充满了浮躁气。扎扎实实做事情的人少了,走捷径、取巧的人多了。包括大学、研究机构,也染上了肤浅、浮泛的学风。人文科学已大大贬值。此种情况下,培养文本阅读的兴趣、形成读书风气,尤为重要。如果说人们往往喜欢追求时尚的话,读书也应该成为今天的一种时尚。    
    问题是怎样培育读书风气?首先是社会应有所提倡。但比提倡更重要的是,社会应该形成普遍重视学问、重视读书人的风气。如果读书人受不到重视,提倡读书就少有效果了。我们所以长期未能形成读书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太低,以至于极端的竟有“臭老九”之称。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近百年不断激进地反传统的结果,知识分子的价值被严重弱化。特别在今天,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地位,正在直接受两种势力的挑战:一是“官本位”的挑战,一是社会普遍商业化的挑战。大学、研究机构的建制也套行政级别,教授、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竟然与行政挂钩,这是“官本位”挑战读书人社会地位的显例。至于全社会商品化的挑战,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官、商对知识分子成钳制、挤压之势,读书人的无力与无奈,随时随处可见。这种社会的与文化的结构,要想造成普遍的读书风气,不用说自是困难重重。所以,我认为要培育读书风气,前提是要造成全社会普遍重视读书人的风气,使大家都能够珍惜文化、重视学问、尊礼大儒。或者换一个说法,最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的官员、国家的指导者,应该有读书的习惯,懂得读书人的价值,奖励读书,优礼读书人。如做到这一层,全社会普遍读书风气的形成必将指日可待。    
    那么我们应该读些什么样的书呢?难的是要有读书的意愿,如果有了读书的意愿,读什么书的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简单地说,读总比不读好,也就是古人说的开卷有益。当然认真地说起来,选择什么书来读,也不是毫无讲究。各个专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肯定首先要读好本专业的书,所谓“术业有专攻”是也。就社会的一般情形而言,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养成而言,无论哪一行业的人,是否也有一些共同的书需要大家都来读一读呢?有的,这就是那些属于一个民族文化系统的典范之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都有自己的文化经典,特别是那些“文明体国家”,堪称经典的文本格外丰富。而凡是文化经典,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不仅本民族的人应该阅读,其他国家的人也应该阅读。我是说如果有可能这样做的话,比如掌握相关的语言工具,能够直接读原著,或者阅读翻译文本。不过我这里讲的经典阅读,着重点在中国自己的文化经典,而且侧重人文方面。    
    我们是世界上主要的“文明体国家”之一,文化发祥早、文化典籍多,人文领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历史上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都不乏典范之作。“汗牛充栋”这句成语,如果用来形容中国文本典籍的丰富,也会显得不堪其比。但是,作为一般阅读而不是从事专业研究,需要读、应该读、可能读的经典,并不如想像的那样多。哲学,无非是先秦时期的诸子,而且主要是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都可以暂时不读。甚至孟子,也不一定必须读。但汉代的《礼记》里有两篇著作,却不能不读:一是《中庸》,一是《大学》。这两篇著作是谁写的?据说《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是这样讲的。《大学》的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好学生曾参,但也有说两篇都是子思所作。不管究竟是谁作的,反正这两篇著作对儒家学说的基本理念的阐述,提纲挈领、最见精要。特别到宋代,朱熹把《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合为“四子书”,并精心注释,成为传统社会流传最广的儒家经典。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随之成为儒门宝典。如果嫌朱熹的注释讲的太麻烦(从研究的角度看,他注释得其实非常好,不仅是注释,还有他自己的思想发挥),也可以读白文(不带注释的)《四书》。读白文、不看注释,一遍一遍地读,甚至背下其中一些段落,即使在今天,也不失为阅读中国经典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史学方面,文史从业人员讲究“前四史”,即《史记》、前后《汉书》和《三国志》。一般阅读,读《史记》就可以。《史记》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人物写得好,文字也优美。熟读《史记》,容易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人物、制度这一套东西,真可收一以当十的效果。如嫌篇幅大,可选取其中的《传》和《本纪》阅读。文学方面,《诗经》、《楚辞》不可不选择一些来读。《楚辞》可选屈原的《离骚》。另外晋的陶渊明,唐的杜甫、韩愈,宋的苏东坡、黄庭坚、李清照、陆游,元的关汉卿、王实甫,明的汤显祖及《三国》、《水浒》,清的《红楼梦》等等,也都是不能不读之书。另外汉代王充写的《论衡》,是一部很特殊的书,读起来会打开你的思想,而不会被传统所束缚。还有清末民初以来20世纪文史大家的著作,不少也堪称经典,如严复、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陈寅恪、马一浮等人的书,如果不读,未免太可惜。20世纪学术大师的著作,实际上是通向中国古代经典的桥梁,由他们进入古代经典,也许是终南捷径。    
    不过按照传统的说法,所谓中国的经典,主要是指“六艺”之学,即《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是孔子教授的六门课程,孔子之前已成书,但经过孔子删定的“六艺”,后来称做《六经》。由于《乐经》不传,于是又变而为《五经》,就是《诗经》、《尚书》、《周礼》、《周易》和《春秋》。《五经》是中国学术和中国文化的源头。按照马一浮的说法,“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论语》是唯一一部记录孔子言行的书,虽经弟子们后来整理成书,但所记应为实录。《论语》就是《六经》意涵的化育之书。朱熹选注的《四书》即为《六经》的经典选本。所以人们常说的《五经》、《四书》,就成了中国传统社会识字的人必读的基本经典。    
    所以五四时期有过“尊孔读经”和反对“尊孔读经”的争论。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哲人,他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的学术地位本来是无可怀疑的。但由于自汉代以后孔学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官方哲学,孔子头上的帽子越堆越高,“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头衔多得不可胜数,其人格和学说难免被神化、填加乃至扭曲。五四前辈痛恨传统的封建制度,为了国家强盛,对传统文化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原未可厚非。但时至今日,社会制度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对孔子和儒学就不能再采取五四前辈那种激进的态度了。“尊孔”不必,但适当的“读经”,确为承继民族文化传统所必需。那种从根本上否定儒家经典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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