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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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网络文学走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尽管其间还有各种难以置评的变数，也有着一些无法规约和定义的因素，但是随着网络写作的大背景日臻成熟，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手的参与推进，随着网络文学批评机制的不断完善，中国网络文学的更大成就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八　理论探讨与文化批评　
白烨执笔　中国作家网2004年8月12日　
　　2003年的文学理论批评，虽然同往常一样，看来异常丰繁，乃至纷乱，但在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几个大的领域，都有一些惹人眼目的“点”凸现出来，这些“点”不仅饶有新意，而且切合着当下的社会的和文学的现状，很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理论批评的总体情形来看，在文艺学的“现代性转型”、“生态文艺学”、“文学叙事的变异”以及小说现状、诗歌现状、网络文学的本质与特点等方面，都有相对集中的研讨和比较深入的思考。但相比较之下，理论领域中有关“想像”问题的研思，文学文化批评中有关“大众文化”现象的论争和有关“文化批评的得失”，的探讨，可能更属于该年度颇见新意的理论批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切中着当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实际。
　　“转向”与“想像”问题
　　在文学理论领域里，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显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似乎总是跟在西方文论家的脚步后头亦步亦趋，或者诊释、阐发西方文论的潮流与观点，或者套用西方文论的概念、术语表述自己的理论随想。文学理论探讨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理论界之外的人们有看法，理论界之内的人士也有感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2003年中有一些走出这种理论定势的努力与倾向，就特别地令人欣喜。比如，在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反思之中出现的有关“文化转向”的思考，就因密切联系中国现实的角度，表现出务实求新的趋向。在这一方面，金元浦的《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6期）一文颇值得关注。这篇文章从文艺学要关注问题的问题人手，从论说世纪之交的文学发生了从“语言”转移到“文化”的转向，使“单纯专注于文学内部的语言、语义、言语、符号、形式、结构、韵律、节奏，专注于文学文本的审美性、自律性，已无法容纳、涵盖当代文学文化急速发展带来的众多新问题”。文学本身及其背后的社会转型，　“要求文学必须改变旧有的视野，关注和研究新的论题、概念和范畴。”他并且认为，“文学将在变革、拓展和深人研究中，逐步重建本身新的学科界域，学科特性或特殊性。毋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的各种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如果说金元浦的文章还侧重在理论务虚的话，那么，陶东风等人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个讨论—　兼论当前文艺学的变革与出路》（《文艺争鸣》
　　2003年6期），则把这种文艺学转向的问题更多地落到了实处。陶东风等人虽然在讨论问题的开始依然以费瑟斯通、沃尔夫冈·韦尔施等西方文论家的理论观点为依据，但所关注的现实却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　日常生活已经呈现出其审美表现，这表现为“审美启蒙的淡出”，“日常审美的打造”，“审美消费的形成”以及“媒介与审美的联结”，等等；“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乃至改变了有关‘文学’、‘艺术’的定义。这应该被视作是对文艺学、美学的挑战，同时也是为文艺学、美学的超越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样面对现状的理论思考，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它切中文艺理论长期以来因疏离现实而不断滞后的症结所在，表现出面对新的文学文化现实进行突围和创新的理论的自省与自觉。
　　文学理论领域里另外一个饶有新意的话题，是有关“文学想像”问题的探讨。“想像”本属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学本身即是想像的产物。但毋庸讳言，在文学创作的当下现实，“想像”的因素正在弱化和淡化，“纪实”的成分正在强化和泛化，而且似乎从小说到影视，从创作到阅读，都形成了某种整体性的时尚化的“纪实”潮流。而在这背后，则是社会生活的注重实利的趋向，已不断地向文学、文化领域渗透，使得相当多的文学从业者（包括作者、编辑者、出版者在内），不再认真关注文学想像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有关“想像”问题的理论思考，密切联系了当下的创作实际，是一个极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话题。在这个话题方面，周冰心的一篇《当下文学的虚构危机》（《文艺报》2003年８月19日），对于中国文学“想像的缺失”的种种描述，基本上指出了主要问题之所在。他认为，“一方面文学被一种或多种诱惑缠绕着，引向世俗化，沦于庸俗的境地，同时电子技术、信几息技术、媒体扩张、视觉文化等电脑时代的实用质地也将文学引人一个‘消费乐’的包围圈。另一方面，文学走向物质消费并积极参与消费，在仿照物质消费模式建立叙事结构途中倡导的‘非虚构叙事’恰恰又丧失了文学中最后一切令人留恋的‘不可然世界’（想像力世界）。”虽然此文在列举“社会订货性”写作与“虚构象征之碑”写作的代表性作品时，都因以偏概全存有诸多的不准确之处，但文中所指出的许多作品浸染在“功利、趋利，复制、仿制的经世实用的‘消费性’写作旋涡”里，却是一个大致不差的基本事实。
　　比较而言，洪治纲与张柠对“想像”问题所作的理论探讨更加深人。洪治纲的《想像的匾乏意味着什么？》（《文艺报》10月14日）的文章，在对于创作现状中的“想像”缺失现象做了种种描述后，着重探究了个中的原委。他认为，“想像力的匾乏，决不只是意味着作家在艺术思维上的平庸和苍白，而是直接暴露了创作主体对实利化生存原则积极迎合的精神姿态，暴露了他们对艺术探索的潜在抗拒以及艺术原创能力的屏弱，也折射了他们对精神自由这一艺术察赋的漠视倾向。”他在另一篇题为《想像的溃败与重铸》（《南方文坛》第5期）的文章里，进而阐述了“想像”的要义所在，指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想像，并非只是一种话语表达的方式和手段，而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创造形式或形象的思维活动。它不仅可以自由地挣脱人类理性的种种预设，带着明确的感性化倾向，而且呈现出很强的偶然性和无限的可能性。”“要使创作成功地穿越客观现实的真实幕墙，进人人物潜在的精神空间，作家就必须摆脱日常生活秩序的制约，重构一种人性深处的生存状态，一种更为潜在、也更为丰茂的生命情态。”由此，他坚定地认为：“要真正地激活创作主体内在的艺术创造热情，让文学重新回到人类的精神梦想中来，回到人类自由、博大而丰富的内心生活中来”，“除了大力提高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和人文理想，大力增强作家自我的思想深度与文化素养之外，我认为，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想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功能，必须重返想像的话语空间，重铸强劲的艺术想像能力。”张柠在《想像力考古》（《文艺报》9月28日）的文章里，对想像力的问题，进行了溯流探源式的学术“考古”，指出纯正的“想像力”只存在于人类文明的神话时代。从春秋到魏晋，“想像力”越来越专业化，成为专属于文学的事情和作家的职业；在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只是在做着从“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转移，　“想像力”间题实际上被长期搁置起来了。他认为，在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　“想像力”的“卡里斯玛”残余向商品形态转换，渐渐变成了向“注意力”臣服的“贰臣”。“想像力”在“权力化”、“计谋化”的过程中丧失之后，在同一个时代内部，只有儿童的想像力、民间的想像力还可能存在并葆有其质朴性和原始性。因而，他指出：“‘想像力的丧失’与其说是个人错误，不如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反讽。恢复想像力的梦想，靠到想像的源头（自然、民间）去溜达是不管用的。那些经常到民间去溜达的人，其目的当然不是去向传统的民间学习如何与自然融为一体，或在身体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通感’式的关联；而是为了更快、更彻底地脱离自然。民间想像力，成了一些人获取各种权力（包括话语权力、市场权力、政治权力）的工具。这正是想像力虚假繁荣（实际上早已枯萎）的根源。由于历史（即想像力的权力化过程）和现实（即‘机械复制’时代、符号经济时代）的双重原因，真正的想像力已经无法通过‘创作’得以保存或恢复。因此，理论和批评对想像力的关注，也不可能只盯住几部旧有的、新来的所谓‘文学经典’。”张柠在文章的最后，既呼唤把“想像力”作为赋予作品以美学意义的重要手段；又倡导以文化研究为途径，“到文学作品之中去寻找、发现这种‘想像力’的表现形式或规律。”
　　有关“想像”的问题，在2003年间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2003年初所报道的《文艺报）与湖南理工学院在岳阳召开“中国当代文学失去想像力了吗”的研讨会，就反映了更多的理论批评家对这一问题的强烈关注。这次会议原想在理论与现实结合的意义上，就文学如何找回失去的读者找到出路，但事实上讨论的仍然是当下文学失却“想像力”的种种现象与主要原因。如陈美兰认为，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想像力削弱，与作家对人类智能的发展、演进的感受不够有关。创作对科技带给人类发展的感应不够，对事物原生状态的改变关注不够。此外，想像力的建立是与深刻的感悟联系在一起的，作家需要努力的，是如何寻求对生活的更深刻的感悟。曹文轩认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差距，差就差在想像力上。不是说中国人没有想像力，而是缺乏发现想像力的能力，这种能力的缺乏与作家的知识结构有关，还与中国的实用主义传统有关。张颐武认为，对想像力的缺失有两种理解：一是失去了想像力，作品因过于写实而流于琐碎；二是想像力的过剩，凌空高蹈脱离社会现实而使想像力变质。解决想像力问题，需要寻求一种与现实的平衡关系，用想像超越具象，保持一种与现实的张力。贺绍俊认为，中国文学有写实的传统，80年代以来，写实创作空前活跃，作家在创作中过分地依赖生活，一些创作往往成了民间故事的实录，这必将会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原创能力。陈超认为，当代文学是否失去文学的想像力和文学的想像力的丰富与否，并不是价值判断的标准。现在的问题是想像力的质量和想像力的可信任感出了问题。想像力的可信任感不是真实性，而是灵魂体验的在场。
　　“大众文化”讨论
　　在当代文学的研究方面，2003年的话题相当广泛，从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到现代汉诗的研探，作家作品的论评，几乎是“宏”、“微”相间，无所不有。但比较而言，较为集中也较为突出的，是有关文学现象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中的文化研究。这是两个有着内在联结的话题，也是紧密联系着当下的文学文化现实的话题。
　　文学自90年代之后，不断发生着迅速而剧烈的变异。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经济基础方面由高科技推导的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步确立为标志，已完全走出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而文化自身也需要面对新的经济基础寻求支点。因而，文化作为经济资源的一种可能性，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文化生产的商业运作等，都在人们的重新认识中得到了发掘与拓展。上述三个方面都是文学藉以存身的基础和条件，文学置身的这种基础和条件的变异，不可能不深刻影响到文学领域里来。从我们最为直接的感受上看，文学的显著变化有三个大的方面：其一，是作品多样了，写法多元了，背后透出的是关于文学的看法各各不一了。其二，文学期刊越来越陷人困境，而小说出版越来越市场化，网络文学更是越来越兴盛。其三，是新的文学写作者大量涌现，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只写作品，不计身份，使得文学队伍庞大而繁杂，已有的文化、文学体制被逐步打破。面对当代文坛的这种剧烈而深刻的变动，人们有一个观察与认识的过程，而如何就一些问题展开谈论并出现论争，也自然而然。这里最为集中的话题，无疑是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其实前些年，有关“大众文化”的话题，就时有所见。但围绕此话题展开理论上的集中研讨，是从刊于1月23日的《文艺报》上的王先霈、徐敏的《为大众文艺减负》的文章开始的。两位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大众文艺是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闲、娱乐等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文学样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艺在90年代以后萌生并发展起来，它与主旋律文艺、高雅文艺一起，形成了现时期文艺领域内的三足鼎立。综观90　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学的有关讨论，对作品思想内涵及审美境界偏高的期望和要求，常常使许多大众文艺的创作者、出版者在作品的思想深度、审美高度与市场生命强度三者难以兼长的情况下，莫可适从，无法自处。我们应该对大众文艺的思想深度的要求适度淡化，给大众文艺减轻负载，让它增强活力，与国外的娱乐产品竞争，将劣质的有害的产品排挤出文化市场。这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有益的好事。此文发表后，《文艺报》专设了《“大众文化”论坛》专栏，相继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大众文化”问题。
　　陈燕如的《丰盛的匾乏—　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文艺报》3月20日）、盖生的《大众文化：带菌的小众文化》（《文艺报》3月27日），主要就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陈燕如首先肯定，大众文化在“大众的普遍参与”和“平等意识的普及”等方面，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在促进人民生活的民主化，形成精神生活表面丰盛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令人担优的匾乏—　我们的人生体验越来越多地成为‘二手’体验，不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人和人，乃至人与自己内心的直接联系，而是经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产品‘间接化’之后的体验。盖生更是认为，　“当下中国所谓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小众文化”，因为它的消费对象，并不覆盖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下岗职工，而且大众文化是“带菌文化”，“它消解经典文化，给人以商品主义的乌托邦的虚指”，“消费人生志气，制造平庸，甚至恶化艺术及人生境况。”他指出，“对于大众文化，应还其审美的平易性和具有价值蕴藉的双重维度，即民间性、社会性和审美性的高度整合统一。”
　　赖大仁以《大众文化批评的价值立场间题》（《文艺报》5月29日）一文，对业已开展的有关大众文化的讨论做了自己的评说。他认为，“大众文化”这个词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