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高的评价。同辈作家中，毕飞宇、张生等人也说过一些赞美之语。但我自己没有把它和别的作品比，因为每个人的写作都不同，无法比。不要去想什么文学史，什么里程碑，那些大词会把人压垮的。
问：在一片叫好声中，广东的评论家张柠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不喜欢花腔》，你是否看过？
答：我在网上看到的。事先有很多人向我提起过这篇文章，还有人说我和张柠演双簧呢，是一种促销手段，让我哭笑不得。事先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不喜欢。他说，李洱，你的长篇应该围绕三个词来写，青春、梦幻、身体。‘张柠兄大概身体比我好，梦也比我多，青春期也比我长，他在电话中反复向我说，历史跟我们没有关系。问题是他越讲得多，我就越觉得有关系，我甚至觉得女人坐月子、婴儿吃奶的习惯都是历史的产物。好多外国女人就不坐月子，剪断脐带散步回家，顺便逛逛商店。历史感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意识，比如动物就没有历史感。鸡孵鸡二十一，鸭孵鸭二十八。到了21天，小鸡就出壳了，到了28天，鸭也孵出来了。张柠的语录是：诗比历史更长久。他这句话也可理解为历史比诗更短暂。既然把诗和历史放在一起比比谁的长谁的短，那怎么会没关系呢？我想张柠的意思首先是说，历史与他没有关系。或许真的没有关系，作为朋友我只好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个好事，因为没有历史感可以保证他的快乐比别人多。
问：《花腔》字字泣血，精到、从容、浓缩、机智、幽默、内敛、自省。《花腔》就像一座经典雕塑，一笔一画精雕细刻。我从来没有这样字斟句酌地去阅读小说，还是忍不住想听听您自己的创作感受。
答：写了三年，可以说是一次精神历险。对书中的主人公葛任，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对一些朋友说，能够伴随葛任先生对读者一诉衷肠，是我的幸运。在我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葛任羞涩的面容总在我面前浮动。面对历史转折关头的血雨腥风，面对各种毁灭性的力量，人们的神经应该像鞋底一样硬，像床垫一样厚，而葛任这样时常脸红的人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但我相信，许多读者都会从葛任的经历中，看到一种存在的勇气，一种面对威胁而艰难地寻求自我肯定的力量。我收到过很多读者来信，我发现很多读者都完全读懂了这部小说。
问：《花腔》通过三个讲述人，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卷人革命的过程，主人公葛任的命运到最后仍然是个悬念，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那么，在复杂的历史面前，一个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首先应该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个人的判断力、个人的尊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历史的进程中去。当我强调“个人”这个词的时候，我并没有把它与历史、与时代对峙起来。因为在我看来， “个人”这个词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只有保持个人的独立性，才会有整体上的丰富与和谐，这个世界才可能会有人性。否则，一切都谈不上了。在这方面，教训太沉重了。
问：从古到今，有多少高扬理想主义大旗的作家为道义而殉身，有了理想的文学何以没有理想的现实？有了小说《花腔》，现实中的人就不耍花腔了吗？如果没有，那么文学的价值何在？
答：文学对现实的影响，不是那种立竿见影式的。文学的首要意义，是丰富一个民族的语言。所以我们才会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现代俄语，没有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的努力，现代汉语就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表现力。在我眼里，作家首先意味着对语言的责任感。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指望一部作品对现实生活构成多么大的影响，那就太不现实了。
问：《花腔》有个小标题叫“历史诗学”。那么什么是历史诗学？它在《花腔》中的意义是什么？
答：我用这个词是想说明，历史与诗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其实历史也是一种叙述方式。
问：有评论说加缪是你的精神导师，他对你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答：学者型的作家其实不乏其人，但是能将思考和写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写作过程同时成为思想旅程的作家却鲜有其人，在中国就更少了。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很少能划分为前后几个时期的，很少能看到思想变化的脉络。如果说有变化，通常也只是句子长短的变化，篇幅大小的变化。而在加缪那里，写作与知识、伦理、实践密不可分，同时又充满着很多变化。我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写得好又写得少，他既反抗又合作，他很嬉皮又很严肃。透过他有限的几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经验当中有着别人所欠缺的复杂性。这些都是我很看重的。
问：有评论说《花腔》在艺术上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探索成果的一次有力综合，被称为“先锋文学的正果”。那么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体现在什么地方？请您对先锋文学进行一次梳理。
答：先锋文学作为一个运动，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就结束了。但先锋文学不仅仅是运动，它还是一种精神，一种象征着创造力和语言变革能力的精神。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为中国文学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底子。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你否认，你就是不诚实。但是时过境迁，那个时候的先锋文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人们现在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比如形式和内容常常是两张皮，所表达的经验往往并非自身的经验，显得外在化，语言往往很生硬，类似于造句。我想，这并不是说那一代作家才气不够。相反，那代作家都非常聪明，才华横溢，可谓一代天骄，当初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文学是需要积累的，语言资源是需要多方面开发的，经验的丰富性是要以对社会的认识为底托的，如果条件不成熟，那我们只能吃那些强扭的瓜。
问：著名文学评论家王鸿生说，《花腔》不靠情节，不靠故事，不靠人物塑造，不靠观念，也不靠新的生活场景和信息，如当下的声色犬马、欲望生活、身体等，却能在很长的篇幅中，吸引读者一直读下去，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奥秘。你自己认为，里面都有哪些奥秘？
答：我的看法与王鸿生先生略有不同。我觉得它既靠了情节，靠了故事，还靠了人物和观念。当然，小说不可能是情节、故事和人物、观念的简单配置，总有些东西会从那些缝隙当中溢出。我想，那些东西就是既与读者的感受相通，又与读者的感受相悖的一些经验。所谓人乎其内，出乎其外。如果你能写得准确，它们就会像无声的雨丝，悄悄地洒落在读者的心头。如果你认为这话有点酸，那我就换个说法吧：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奥秘，奥秘都是你自己读出来的，那些雨丝不是作品洒向你的，而是你洒向作品的。这样说行吗？
问：不再说评论界了，“《花腔》热”还在持续中，普通读者的反映如何？据说海外的反映也不错，有不少读者给你来信交流吧？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我收到过很多来信，有些是直接写给我的，有些是出版社转来的。有些读者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者父辈的人生，所以有很多感慨。有一位在美国的华人，已经退休了，她认为书中的冰莹就是她姐姐，葛任就是她姐夫，向我索要葛任的自传《行走的影子》。福建有一位读者，写信告诉我，现在通往白破镇的路已经修好了，还说书中的白破镇就是现实中的黄塘镇。原来，他利用假期，沿着书中提到的路线自己跑了一趟。
问：现在是消费时代，现实中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已经远离了没有实用价值的文学，那么文学对青年人到底还有什么价值？
答：因人而异，一些人喜欢，一些人不喜欢，这太正常了。一些年轻人可以不读小说，但他读的是小说派生出来的东西，比如电影、电视，那也是文学艺术。在这个时代，文学确实常常与那些无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类似于陶罐。这不仅是文学的处境，也是所有从事人文学科的人面临的共同处境。在商品经济时代，人文学科在有些人眼里甚至成了笑谈，但是文学，或者别的人文学科的意义，仍然是不能抹去的，它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丰富了我们的想像力，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判断依据，使世界更具有人性。没有文学，这个世界会很干燥。文学使我们眼中有泪，心中柔软。 （陈智民张柠《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18日）
北村：“我不会针对市场写作”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记者：你的小说转化为影视作品的数量较多。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一是你的小说好看；二是你走的是文学与市场紧密结合的路？
北村：我重视心灵写作，重视精神层面的东西，从不针对市场写作。有一点，我非常喜欢电影，经常看碟片，所以我的小说中结构、语言、情节影像性的东西多一些，这可能也是导演觉得好改编的原因之一。
记者：大家都知道，电影《周渔的火车》与你的小说在角色上有很大的变动，主要人物从一男二女变为一女二男。这个改动很大。你为什么愿意做如此大的改动？你觉得电影忠实地表现了你在小说中想表达的主题了吗？
北村：小说改编成电影可以从三方面人手：一是故事情节；二是人物；三是深刻主题。只要哪一方面理解上允和了，导演与原作者一致了，那么作品就可以放手让导演去改编。我的小说注重人性，是心灵产物。它不会因性别、社会角色、职业等外在的东西改变而降低了作品本身的表达力。这一点我有自信。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导演尊重小说的核心，那么原作者要尊重导演的再创造力。从电影本身看，它对小说核心内涵没有改动，对基本人物框架没有改动，大情节方向也没有改动，有的只是细节上的一些改动，毕竟电影与小说不同，要有可操作性。我对这些改动没有意见。而且，它也表现了我原作中要表达的主题。
记者：你的《城市猎人》、《台湾海峡》已拍成电视，《武则天》、《强暴》也已授权拍成影视作品，现在《周渔的火车》正在热播和热炒，有评论说，北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心灵，把文学纯粹变成了挣钱的工具，是投机性的行为，等等。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北村：我不会辩驳这样的评说。相反，我会警觉，并惶恐自己内心的变化。有质疑，不是坏事。人的力量很脆弱，需要时不时的反省和清醒。说实话，从《周渔的火车》这部电影看，它的热播的确增加了小说的发行量，但我把它看做是一时的行为，过后又会烟消云散。我只会更加严肃认真地写作。文学很难进行商业欺诈，如果有欺诈，那么它欺诈的肯定是自己的良知；作家不可能玩弄市场，相反，市场会把作家玩弄了。另外，说一下这部电影，这是好导演好演员的结合，是纯粹的艺术片。我和孙周在探讨时就把它当做一件非常严肃的行为，根本没有考虑到市场，没有想到商业运作。所以，有人说投机，不知从何说起？
记者：因为电影的吃喝，成就了小说的发行量。你对此如何理解？
北村：电影绝对会提高小说的发行量，但这行为是中性的。不在这行为本身，关键在于作家的作品好不好。好作品会因为传得快而越传越好，不好的作品也会越传越坏。作家如果因为电影的吃喝而过度兴奋，会使创作背离良心规则，说严重点，最后自取灭亡。
记者：记得你好像在一本书的自序里说过：“从写第一篇小说起直到现在，我惟一对得起读者的是，我从来不为文学之外的原因去违背文学的规律，或者违背良心。这是最后一根真实的管道，请保留它的某种纯粹吧。”你一直坚持这样做吗？
北村：当然。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 （雪呆子《人民网》2003年3月12日）
贾平凹：文学比的就是精神境界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有一些作家很有名，也非常重要，写过影响很大的作品，但一段时间过后，你慢慢发现这个作家只具有某种社会学的意义，艺术上可以不必谈它。
贾平凹：我看了一个资料，拉美那些作家，他们本土文化特别丰富和有特点，他们差不多都去过欧洲，在那里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念，回去就写他们本土的东西。欧洲是出小说的地方，一些国家可以说是小说国家，那里的花样多，观念变化快，但那里现在太平稳了，一切都定型了，能出新的观念和花样却难出现多么伟大的小说了。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人，接受了他们的新观念新花样去写自己本土生活，才容易出好作品。所以说，这存在两个因素，一是必须是新的观念，再是有丰富的本土生活。
谢有顺：这方面，五四期间的作家做得比较好。他们也处于时代大转型时期，大多留过洋，去过欧洲、美国或日本，对他国的文明有比较深的了解，但他们很多人又读过私塾，学过文言文，精通中国古代的典籍，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钻研得深，传统和现代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就结合得比较好。不说其他，单说语言，五四一代的作家，在语言上都很有个性，比如鲁迅的语言，那真是一个巅峰状态，只要读几句，你就知道那是鲁迅的语言，谁也模仿不了，那种简练、泼辣，那股劲，那个味道，只有鲁迅有。包括那么多现代作家写的很漂亮的散文，都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本身，也能反映一个作家背后的思想意识。有文言的味道，精粹，又有现代口语的朴白和韵味，一结合，就产生文气。到现在为止，读中国现代作家，语言上还是最滋养我们的，鲁迅的小说，到现在还是最优秀的；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女作家，都从张爱玲的语感里面，获得了如何叙述城市，叙述日常生活的灵感；有人从沈从文的文字里，学到了写作的秘密，像后来的汪曾棋等人，用一种比较唯美、比较感性的语言表现事物。这是一条路，中国化跟现代化如何在语言里结合起来，这是产生伟大作家的惟一的路。
贾平凹：有的作家你说着容易懂，有的你难以把握他的思维脉络。张爱玲我感兴趣，她的艺术感觉一般人是难具备的，描写一种东西，一般人是一种感受一种想像，她不停地给你迸发，像打水漂儿，石片子要在水面上飘闪数次。有些作家是较容易了解的，你把他读多了，能寻得着他的思维脉络，有些作品你无法把握，这就是天才作家了。
谢有顺：所以有些作家，可以把他称之为“作家中的作家”，他不但记录了他那个时代里个人的内心真实，还给后来的作家提供写作上的启示。有一些作家很有名，也非常重要，写过影响很大的作品，但一段时间过后，你慢慢发现这个作家只具有某种社会学的意义，艺术上可以不必谈它。某作家写过某作品，这个作品描写了什么生活，或者控诉了什么，展现了什么，让我们知道当时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社会学的意义。有一些作家能超越时代，无论什么时期的人读它，都可以从他那里获得写作上的启示，比如沈从文、张爱玲，包括鲁迅，或者博尔赫斯、福克纳，他会给你带来写作上的启示，他们写了什么可以忽略，但他们那种写法，那种观察事物的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