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目前来看，文学界对上述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以及其后的复杂深刻的原因，明显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视而不见，继续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讨论创作问题，或者虽注意到了，却只是用“市场经济”、“商业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类产自西方的概念作笼统概括，几乎看不见这个变化的多样的中国特色。我觉得，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研究界恐怕就很难对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变化过程、对今天的复杂的文学现实，做出准确的理解和深人的分析。
因此，在今天，当继续对文学的文字文本的深人和细致研究—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这种研究依然是远远不够的，许多文学批评依然缺乏细读的功夫—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特别去建立一种观察“文学”的比较开阔的视野，不再将文学仅仅理解为创作和批评的文字文本，而将它看做是一个包括了其他各种因素的社会复合体，或者说，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锻造一种将物质性的“制度”因素与个人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的能力，在各种互动关系中认识当下文学创作的限度和可能性。这样，文学研究就有可能大大地拓展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批评和研究格局，使我们能从文化研究、当代社会和历史研究中获得多样的支援，当然，也同时反过来支援它们。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26日）
谢泳：文学期刊应由大学来养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讨论文学期刊相关问题的会议上，《黄河》杂志副主编、学者谢泳提出一个建议—有鉴于文学期刊江河日下，举步维艰的现状，由大学来接办文学期刊应是一条好的出路。此说甫出，便引起大家的关注。
谢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繁荣实际依赖两个条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文学期刊如《学衡》、《文学杂志》等绝大多数是由大学教授来办的，作家协会办刊只是1949年以后的事。随着改革的深人，作协这样的机构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现在提出“让文学期刊回到大学里”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并非妄者虚言。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社会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下，作家协会与大学联合，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目前文学期刊的困境，特别是经济上的困境，因为现在大学的经费有保障；二是近年与当代文学研究相关的各种主要活动已明显向大学靠拢，从事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已基本完成了由作家协会、社会科学院向大学回归的过程。像汪晖、旷新年、陈晓明、蔡翔等一些当代知名的文学研究者都从这两个机构里回到了大学。同时，大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了作家的价值，也有让作家们来校工作的意愿与行动，如马原、格非、张生等已在大学里。这种评论家和作家都开始将大学作为自己主要活动场所的现象，其实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主力的生存方式，已与8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一言以蔽之，大学里办文学期刊，现在缺乏的既不是经费，也不是人才，而是合适的制度。文学期刊能否向大学回归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结构变革的问题。
针对“何类大学可办文学期刊”的疑问，谢泳解释道，让文学期刊回到大学里去，并不是说要每个大学里都办文学杂志。有些有中文系的大学反而不一定要办，倒是一些没有设立中文系的大学里可以办，技术性的问题是次要的，·关键是大家要努力做事，要有诚意。
（咸江南《中华读书报》3月1日）
韩石山：在斯德哥尔摩墓地凭吊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可怜我连深圳、海南都没去过，却要去什么斯德哥尔摩凭吊。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突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我设想的那样。我在墓碑间的甫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兄弟。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的国家，对这些中国的饿俘，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的关爱。就是和那边有名有姓的墓地相比，也看不出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扫祭，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个个相片，我一看就认出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舷、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埋葬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
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晓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食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惟一的利器，拐杖都是行走的累赘。只有手中的一支笔，或毛笔，或钢笔，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下不停，继续前行。多年后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前面仍然有翅超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西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该说是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论是怎样的结果，不管是怎么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摘自《河北日报》2003年3月7日）
蒋巍：“文学时尚化批判”的异议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自2002年8月始，《文艺报》展开一场“文学时尚化批判”的学术讨论，醒目的大标题是“要文学，不要时尚。”2003年4月上旬，（文艺报）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石家庄市联合举办了“文学时尚化批判高级论坛”，报道中以结论性的语气强调，“文学不能时尚化”……笔者以为，这些报道和结论不无偏颇和简单化，而且有点儿武断和专横的味道，似乎缺少点儿透明的新风尚。
文学时尚化的消极后果以及它所潜伏和预约的危险，被《文艺报》提到如此尖锐和严重的程度，在学界还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学术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含糊，如何实事求是地评判、估价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时尚化现象，的确是一个需要讨论清楚的重大问题。所谓“化”，就是渐成风气的意思。时尚化既然已经成为“现象”、“趋向”，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作家、个别作品，而是一批作家、一批作品。此外，这个问题所以重大，是因为在“如何评判”后面还紧跟着一个今后“如何对待”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文学时尚化批判不仅包含了形式、内容、话语、体裁、题材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走向、发展格局以及我们的对策，关系到繁荣文学事业的战略思考与选择。学界必须给出一个科学、正确的结论，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窄化作家的创作空间，遏制文学发展的生机，消解当代文学的魅力。
时尚是社会发生阶级分化后的产物，是在全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定阶级（阶层）的价值观展示和个性表现。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它常常表现为一个时代或时期流行于青年亚文化群落的符号和装饰，试图以此标新立异、引人瞩目。时尚虽然是生活方式的浅表饰物，其实却内涵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意义。它常常是社会心理趋向的风向标，是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标识，对社会发展趋势有某种隐含的指向。在信息发达的当代，时尚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年族群和注意力经济不断追逐的对象，不时还可以听到媒体声势浩大、此伏彼起的伴唱。时尚衍生和不断更新的动因不外乎以下三种：其一，急剧的社会变革。譬如解放初期列宁服的风行和“文革”中黄军装的时兴；现代生活的高度密集化与高度紧张感造成人们对乡村田园生活的普遍怀恋与回归。其二，新的科学发现或发明。譬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青年拎着大录音机满街乱晃；卡拉OK的一度风行；现今手机样式的花样翻新；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推动着时装的争奇斗艳。其三，人的好奇心理、从众心理及个性化表现欲望。譬如影视明星的服饰和举止所引起的追星族普泛化模仿；对发达国家、地区和白领阶层的生活方式的普遍羡慕与追逐；英语和港、台地区的俗语对大陆传统话语的侵人；近年来东亚青年染黄发的风潮等等。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时尚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它的发生与更新常常隐含着社会发展变化的内核，表现为对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模式的求新、求变、求异。展示个性、跟上新潮是时尚产生的根本动力。时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总是社会的前卫部分伸在前面探路的触角。尽管有时候时尚是与文明大势相悖而动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饰物，或因远离使用价值而很快烟消云散，但从人类历史的总跨度看，时尚作为一定时代和时期的生活风尚，在展示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方面，在反映新的社会精神气质方面，在传递社会主导思想或新兴意识的价值取向方面，在催生新事物、新气象方面，在激励和诱导社会创新指向方面，是有着重大和积极意义的。
历史在前进的时候总是不断更换时尚的外衣。文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映照，它必然并理应及时地和动态地展示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发展变化，其中当然包括求新、求变、求异的现代性精神诉求和时尚化追求。文学从来不是状态而是过程，不是港湾而是航行。创新是文学的生命，重复是文学的死敌。文学是天然时尚的。自然，文学有它永恒不变的本质、功能和精神．内核，那就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深情关注，对灵魂和心灵的照耀与抚慰。同时，文学又必须是鲜活的、与时俱进的，必须以自己时代所接受的方式来建构、表述它的美学理想和思想意义。否则，它就无法吸纳新生活的滋养，无法亲近公众，进而也就无法承载和传递它永恒的精神火炬。文学永恒性的精神旗帜必须插上现代性的船头才能到达历史的彼岸。文学拒绝跟随时代前进，拒绝观照新生活、新风尚，就意味着拒绝它的永恒使命。
近年来涌现的一些时尚化文学作品，是否“严重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质量”？“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必然会使我们的文学在不断与时俱进的生活面前，出现严重滞后的现象”？对此，笔者的结论恰恰相反。城市文学包括表现白领生活、时尚生活和现代意识的文学作品的大批涌现，不仅没有影响“当代文学的质量”，反而大大拓展了我国文学的想像、发展和辐射空间，在品类、形式、内容、话语、题材等诸多方面大大丰富了文学的多样性，极大地增强了当代文学直面时代、直面生活、直面现实、特别是直面现时的当下气息。从整体意义上来说，这是我国当代文学质量的提升而非下降。尤其要指出的是，相对于绵延古久的表现乡村生活和农民生活的传统中国文学，城市文学的蔚然勃兴无疑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现代化建设的最新文学观照，这种新的文学时尚和文学景观是我国伟大历史性进步的必然反映。倘若此类作品迄今寥寥无几，作家们依然在乡村唱着古老的歌谣（当然，为农民写作一直是中国作家的光荣使命），那才是我国文学“严重滞后的现象”。文学的时尚化表达，是与我国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一致的，我们绝不能笼而统之地轻易否定。喊出“要文学，不要时尚”的口号，显然过于冒失了。
（原载《北方论坛》2003年2期）
洪治纲：文学果真多元化了吗？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在“多元化”这面大旗的掩饰之下，作家们都在争先恐后地表演着五花八门的话语游戏。撤娇者有之，调情者有之，在现实表层搔痒痒者有之，在历史材料中大玩拼贴技艺者有之……由此形成了话语内容“异常丰富”的文学多元化“繁荣”景象；其实，真正的多元化写作，应该是一种审美观念的多元，审美追求的多元，是蕴藏于创作主体的精神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的艺术哲学支撑的叙事多元。它应该更多地强调作家对现代生活的独特探索，对人类存在境域的独到发现……
在当今这个文化格局越来越走向多元的时代，文学的多元化一直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创作态势。因为多元化的实现，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意味着众声和鸣、自由舒展的审美格局，而且也表明文学内在的潜力将在多方面被激活，文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将被揭示。正因如此，我们看到，面对繁芜驳杂的当下文学创作，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用“多元化”一词进行概括，似乎现在的文学果真已进人了一个真正多元的时代。我对此却不敢苟同。不错，相对于以往的现实主义一元化时代，我们的文学似乎是“多元化”了，至少，偶尔会出现一些先锋倾向的实验性作品，如刘震云的《一腔废话》、韩少功的《暗示》、李洱的《花腔》等，有时也会产生一些对现实与历史的存在具有特殊审视意味的作品，如莫言的《檀香刑》、麦家的《解密》、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艾伟的《爱人同志》等。但是，倘若从真正多元化的艺术角度来判断，这些作品显然还没有构成自身强有力的“一元”性审美品质。也就是说，它们还仅仅处于寻找自身审美理想的初始阶段，尚未在整个文学格局中具备可延续性的审美发展动向，因而还不能将之确立为多元化中的一元。
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文学批评者却非常武断地将这些情形视为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