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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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元。
但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文学批评者却非常武断地将这些情形视为文学多元化的一种典型注解。不仅如此，他们还津津乐道地将“多元化”当作一把万能钥匙，仿佛只要将它随便往哪个创作领域中一插，都可以打开一些生动而又隐秘的精神之门，展示出文学内在的诸种审美真相。这种“一言以蔽之”的做法，看起来很省力，很“科学”，也很“全面”，但我认为，它只是为那些缺乏冷静分析态度和敏捷判断能力的文学批评者，提供了一种慵懒的思维定势。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思维定势的直接影响下，这种被不断虚拟了的“多元化”论调，还为当下的各种创作误区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防御屏障，为那些毫无艺术发现的平庸叙事在审美价值上提供了一个合理的注解。因为这种虚蹈的多元化背后，还常常隐含了另一种十分狡猾的思维陷阱，即所谓“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准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少人正是利用了这一陷阱，以“多元化”作为借口，不仅有力地消解了不同作品之间进行审美比较和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而且使“有多少话语都可以胡来”拥有了一道理论上的挡箭牌。由此我们看到，在“多元化”这面大旗的掩饰之下，很多作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演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话语游戏。撒娇者有之，调情者有之，在现实表层搔痒痒者有之，在历史材料中大玩拼贴技艺者有之，替惟利是图之人强力辩护者有之，为鸡鸣狗盗之徒脸上贴金者有之……文学多元化嘛，当然意味着“大狗小狗都有叫的权利”，你可以说“有了快感你就喊”，我也可以写
“在七十年代的乳房上奔跑”，你是这“一元”，我是另外“一元”，于是“一元一元又一元”，大家终于组成了一支看似十分活跃的“多国联合部队”，从而形成了话语内容“异常丰富”的文学多元化“繁荣”景象。
面对这种混杂无序的创作现实，只要稍具清醒意识的人都会发现，我们的文学其实不仅没有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反而越来越单一化，越来越平庸化，越来越表象化。尤其是小说创作，尽管也间或呈现出某些多元化的迹象，但这种多元化的征兆，从根本上说，还依然保持在对现实生存观念和价值规范的高度迎合上。也就是说，很多小说看起来表现内容、叙事手法都不一样，但从作家自身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立场上审视，仍然与客观现实中的各种多元化生活情趣保持着同步的姿态。如现实写作对社会矛盾的外在表达，正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现实矛盾的焦虑；个人化写作对生命欲望的大力演绎，也是迎合了现代人对个人感官生活的强调；时尚化写作对流行生活的临摹与沉醉，正反映了都市生活中另类人生的冒险和猎奇……就表现内容和审美情趣来说，这些小说都是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似乎存在着某种“多元化”的审美倾向。但是，它们在本质上仍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映现，并不是作家对人类精神生活进行独特发掘与深邃思考的结果。倘若以这种反映生活自身的多元现状来作为判断依据，藉此认定艺术创作上也一定是多元化，这显然是一种过于草率的艺术评判，是对文学多元化的一种严重歪曲甚至颠覆。
（原载《文汇报》2003年9月14日）
陈冲：文学“面对”市场？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前不久，一张大报上登了一篇文章，郑重其事且有些痛心疾首地要求文学理直气壮地面对市场。这让我产生了一点错觉，仿佛时间被偷工减料了15年。
15年前，整个国情正处在由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兼容商品经济过渡的第一个高潮期，提醒作家注意这个转变，认识中国出现了一个叫“市场”的东西，确有必要。为达此目的，在提法上有些过分的地方，不准确的地方，可以理解也应予原谅。那时还弄出过一个“文人下海”的小高潮，今天回头看，就觉出了其中的滑稽。“文人”作为一个自然人，选择什么职业，不管是作为“事业”还是谋生手段，原本是很私人也很平常的事；如果把“文人”当作一个群体、，使“下海”成为一种时髦，肯定会、事实上也确实害了一些人。一位市长写点小说散文，人们在评价他的作品时，除了文学的标准，往往也会考虑到这是一位市长写的，“不容易”。一个作家炒股票，交易所决不会为他另外开出一个行情。
15年后的今天，那个叫“市场”的东西不仅早已存在，而且早已长成一个无法逾越的庞然大物，同时我们也早已在其中“摸爬滚打”了多少个来回。我们应该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它虽然几乎还像刚出现时一样地不健全、不规范，但相应的市场规律毕竟还在其中起着相应的作用。它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个案案例，足够让我们得出结论：作家个人在写作时考虑或不考虑市场，是一种选择，选择权在作家，或者说作家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是文学有文学的规律，市场有市场的规律，当文学让自己“面对”市场时，市场就会毫不犹豫、毫不手软地伤害文学！
文学只能面对读者。读者和“市场”完全不是一回事。说“文学面对市场就是面对读者”，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杂耍。
前不久，上海作家李肇正碎然辞世。他才48岁，几乎就是一边写着写着就给累死了。知道这消息时，我深感痛惜，因为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很不错的作家。但后来的事却颇出我的意外：这事被弄成了一个什么“李肇正现象”，一些批评家痛心疾首，说是批评界如何如何读职，使这么重要的一位作家生前没有受到重视。就我有限的所见所闻，在我的印象里，李肇正的小说拥有一个并不很小的读者群，文学圈内（至少有许多作家）对他的评价也相当高—至于是否足够高，那是学术问题。我想，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有了这两条，不需要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倘若一定要说还有什么“遗憾”，无非是他没能像一些文学成就远不如他的人那么“走红”。换个说法，就是他没有被“市场”接受。可是，这“遗憾”是加引号的，是别人的“遗憾”，不是他的遗憾。我想我有理由揣度，他既然一直这样写，那就是他的自觉的选择—他选择的是文学而不是“市场”。
如果一定要在这里面找“深层次”，那么我想这确凿地证明“市场”是排斥好的文学的。这里面有市场还不健全不规范的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市场的本质决定的—市场天经地义地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好的文学作品难免曲高和寡，赚不了大钱。曲高和寡，是老祖宗经过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是真理，是普遍规律。“曲高和众”，说说．而已，你可以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作品中举出屈指可数的几个特例，但特例成不了普遍规律。
剩下的问题是：作家面对读者写作，写出来的作品却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到达读者的手里。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出版家的事，作家无能为力。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出版家，只知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界人士就“李肇正现象”做出任何反思。
（原载《文学报》2003年10月30日）
李敬泽：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这些年，不断有人预言小说的衰亡或诗的衰亡，好像“公开宣扬的谋杀案”即将发生，但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不大可能创造出一个奇观般的精神废墟：在全世界率先消灭小说、消灭诗。然而，有一种文体确实正在衰亡，那就是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真正的衰亡是寂静的，在遗忘中，它老去、枯竭。所以，我赞同编者的议论，让我们确认“恐龙已死”。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一样。
正所谓作法不自毙，《当代》在发议论的同时推出了邓贤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终结》：那些死去的人，那些苍老疲惫的人，他们曾满怀理想，曾经热血沸腾，他们穿越边界，加人“金三角”游击队，战斗、奉献、牺牲，他们以为自己正创造历史，正解放人类，但最终，他们被历史遗忘。
正如编者所说，这部作品的间题是“‘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这隐然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像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所以，每当邓贤在《中国知青终结》中神采飞扬地“文学”时，我就忍不住想劝劝该老兄：不要自我放纵。这种“放纵”是对事实和人物的侵害—邓贤一定会喊冤，他是多么热爱那些人和事啊！但当一个写作者无所顾忌地代替曾经活着和正在活着的人们说出“他怎么想”、“他怎么感受”时，他对那些有名有姓的人是粗暴的；当他把自己放到作品中去，到处抒情、到处议论、到处进行诗化描写时，他对作品表达的那个世界也是粗暴的，好像仅仅因为他是作者而且“文学”，他掌握着说话的权利，他就可以随意逾越他和事物之间的天然边界。这个边界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简单，大家都应遵守，而报告文学却致力于享有超越伦理的叙事特权。曾经有一度，报告文学最常用的标题是“大某某”，在这类标题背后我们倒是看见了那个骄横浮躁自以为“大”的作者。
所以，《中国知青终结》如果不是写成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而是继承中外叙事史的传统，如果邓贤专注于认识、理解而不那么放纵地自我表现，如果他充分意识到认识的难度和限度而不强求小说式的完整，如果他为自己确立严谨的叙事伦理并在此范围内精确施用他的文学才能，那么，它本来会成为一部具有真正价值的作品，它将忠直地保存濒临遗忘的记忆，使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经验中某些偏僻的成分进人我们的视野……
当然，这样的作品不是报告文学，它可能有一个突出强调伦理界限的名称：“非虚构作品”。
（摘自《南方周末》2003年10月30日）
李锐：《致文友公开信》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各位朋友：
大家好。
2003年10月10日，我在山西作协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放弃今后山西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同时退出中国作协，放弃中国作协会员资格，随后在16日把中国作协会员证退寄给中国作协。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换届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我的退出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以上内容就是我在主席团、党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要点。此事已被10月22日的《太原日报·双塔周刊》报道。在随后和中国作协负责人的面谈中我再次重申的也是以上的话。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另外的内容。现在山西作协很快又要换届，自从我宣布辞职以来，听到种种传闻和流言。为了让大家了解事实，我把自己的声明附在信后寄给各位文友。君子言必行，行必果。我决不会食言，也决不会接受任何人强加的所谓结果。我和各位朋友可以说是长期交往，彼此了解，我相信大家能够理解我，信任我，而不是轻信种种传闻和流言。
祝各位一切顺利。
李锐
2003年11月15日于太原
附：李锐辞职声明
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
现将我的有关决定告知如下：
一、我决定自今天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
二、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的工作，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三、退出中国作家协会，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
以我目前的工作状况，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已经足够。以后我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人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并照常参加各种和文学真正有关的工作和活动。
谢谢各位在共事期间对我的帮助。
李锐
2003年10月9日
（摘自《南方都市报》2003年12月1日）
张石山：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1998年底，本人所居地的省作家协会召开换届大会。这时，距1988年上次换届，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岁月磋跄，等闲就白了少年头。十年之间，协会工作未能尽如人意，大家无可如何……
主席团具体干什么工作？主要是两件，每年省作协发展会员；再一件，每年开一次理事会。被安排到主席台上坐场一番。
主席团只是作为摆设，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还不曾歇心、死心。两次向有关领导提出希望考虑党员作家参与领导工作，我的意见没有得到理睬。
作协这个摆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功用。通过换届，作家们贴一个副主席的标签，大家面上生光；同时，知名作家好像灯笼对联、旗牌执事似的，则给作家协会裱糊了门面。一石二鸟，公私两便。当官的当官，掌权的掌权，充摆设的充摆设，皆大欢喜。你还要怎么样呢？
今天，我希望通过这段文字，正式告白予世人，至少希望圈内同行听到我的声音。
我认为：劳民伤财大动干戈选举换届产生的作家协会主席团，只能充任摆设，无所事事，就是一种不作为。
为此，我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身份。
至于我个人的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身份，暂时保留。一者，对于栖身其中多年的作家协会，我充满感情，也还存有希望。我将继续关注作协的工作，希冀看到哪怕极其微小的一点改良。再者，当副主席是充摆设，做理事而不理事，我的作用事实上顶多也就是一名普通会员的作用。我愿意继续努力，当好一名合格会员。
（摘自张石山《弃裱精书》，《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附录一 2003年文学大事记
白烨、何鹤撰写
1月
1月7日，《小说选刊》“仰韶杯”优秀小说奖颁奖。长篇小说《无字》（张洁）、《沧浪之水》（阎真），中篇小说《玉米》（毕飞宇）、《瓦城上空的麦田》（鬼子）、《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奔跑的火光》（方方）、《救灾记》陈世旭，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阎连科）、《湖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