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中国文情报告-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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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春夏，带给全世界莫大恐惧的SARS灾难，在中国尤为演绎得惊心动魄。不仅是因为中国是重灾区；也不仅是因为在最初的慌乱和惊恐后，全国上下统一步调，在很短的时间内，战胜灾害，度过危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SARS灾难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经验，留下了一系列值得我们花许多时间去思考的命题：突发灾难与一个t现代国家的应对机制的关系；国家利益与百姓大众利益的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权利与政府机构权利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心向背与民族凝聚力的关系；整体民族的素质与每个个人思维行为的关系，等等。伴随着SARS斗争的深人和胜利，出现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作品。像徐南铁的《“非典”的非典报告》、广东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守护生命》、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全国作家的报告文学合集《人间四月》、徐刚的《国难》等等。这些作品，通过不同的视角，报告了SARS病魔带给人类的痛苦、恐惧以及死亡的威胁；报告了中国人民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万众一心共度艰险的壮丽场景；报告了广大医务人员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英雄行为；报告了大难降临时的社会百态、善恶美丑。诚然，报告文学的创作需要有个审视、沉淀、整理、思考的过程，不能期望在短时间内产生关于“非典”的“经典”之作，但依然有值得评说的宝贵文本。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可说是一部“感动了全中国”的奇书。准确地说，它并不是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报告文学作品，甚至干脆就是一个非专业的民间文本。作者是一个普通的护士长，因为在专门收治SARS患者的临时病区里的亲历，从而生发了她特有的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对“救死扶伤”涵义的理解，对生与死考验的解读。因其直白的日记体语言，更显其朴素、诚实、亲切。所表达的情感，是一种无故作姿态的内心独白，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职业道德、真实的人生态度，故而令我们荡气回肠，令我们感动不已。这本“日记”我们宁可把它作为上乘的报告文学之作，也同时思考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简单问题：“拿什么感动你，怎样写才能感动你。”
　　《报告文学》杂志2003年9期刊发的老作家徐刚的《国难》，可以说是关于“非典”事件的简明文学史书。因作家对素材的经验把握，对“报告”与“文学”关系的熟练调置，对理性思考与真实记录的合理分配，尤其是作品中充溢着老作家以一贯之的优患情怀、担道义抒胸臆的使命理念，使《国难》基本成为留存这段“非常历史”的成熟作品。
　　“非典”已成为历史，但它留给报告文学作家的大量命题依然值得去开掘、去清理。
　　2003年最震撼地球的大事莫过于美英联军的对伊战争。全世界亿万双眼睛盯着联军呼啸而起的战机，盯着伊拉克城镇的爆炸硝烟，盯着尘土飞扬中轰轰开进的联军战车、坦克，盯着美国大兵冲进萨达姆总统府……随着萨达姆的巨大铜像呼啦啦倒地，亿万台电视机前同时亮嗓：“哇——！”
　　现代通信手段，把一场跨越半个地球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的战争演变成了一出现场直播的电视连续剧，这不能不让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家徒唤奈何。曾几何时，《恶魔导演的战争》、《攻击！攻击！再攻击》、《沙漠风暴》等国际战争题材的报告文学，让我们连呼过瘾、不忍掩卷。如今那一刻的悸动，是否真会成为一段挥之不去的怀念？好在冒出了一个年轻的女记者。
　　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不顾生死安危、迎着硝烟深人战火中心采访的无畏壮举，令她的同事们叹服：　“她让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汗颜！”而她的伊拉克战地采访纪实《我已出发——闾丘露薇》又会给我们怎样的感受呢？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了在电视上看不到的另一个伊拉克战场。因她的独立视角和个性描述，丰富了我们对伊拉克百姓、伊拉克官员以及交战双方官兵的认识和理解，使我们对整个战争形态的判断趋近于真实。我们为这场大战终于留存了一份中国人的诚实记录深感欣慰。同时，我们在这本书里读到了这个弱小女子身上的非凡勇气和敬业精神，只此一点，我们感动。
　　2003年，最令国人欢欣鼓舞的大事当属神舟五号载人航天成功。围绕这件大喜事，报告文学作家陈晓东在飞船安全落地的那一刻，写完了报告文学《遨游太空》的最后一行字。作品纵向追踪了载人航天工程从高层决策到最终完成的历史轨迹，以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内幕和感人故事，表现了巨大成功背后的艰难曲折、奉献和牺牲。这部作品许是直接记录这件大事的比较完整的文本。另一部与此相关的长篇报告文学《风雨长征号》是军队报告文学作家李鸣生长期跟踪、扎实采访、精心写作的大制作。其特点是追述和反思了中国航天工业从艰难的起步、崎岖的成长、大起大落的成功与失败的交织、最终走向成熟、走向世界的繁复历程。尤对中国航天人坚韧不拔的悲壮情怀的张扬，完成了一群真情英雄的形象塑造。
　　反贪题材有亮点
　　公安司法，各种案例，始终是纪实类写作的热门选择，也是许多相关报刊的主打题材。缘于受众嗜迷的持久不衰，数量颇巨的此类标以“纪实”的文字，如洪潮破堤，泥沙汹涌，成灾自是必然。报告文学作家们囿于良心和责任所负，自然不愿贸然伸脚去淌浑流，以免为品味低劣、恶俗不堪的骂名所垢病。于是也就造成作家们面对绝好的题材领域而不得不小心翼翼，疑虑重重，于是佳作寥寥。
　　近年来，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以反腐反贪内容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大行其道，也颇受百姓喜爱。报告文学本当一施身手，扬其所长，上品迭出，然其为方方面面制约因素所累，此类题材量大而质不优。浅白的案例展示，功利的猎奇揭秘，僵化的模式写作，使多数作品不可避免地流于平庸。2003年成为亮点的作品，可提一合的《罪犯与检察官》和吴庚寅的《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两部作品的相同优势是作者运笔的独特定位和个性思考。前者选取了在审讯室里罪犯与检察官的斗智斗心为切人点，穷其笔力，把一个决计顽抗到底的大贪官与一个誓要令罪犯服法的小检察官之间的心理较量，写得风云诡濡，撼人心魄。随着检察官的坚韧和攻心智慧渐占上风，大贪官的僵死心结渐趋瓦解，人性复苏、服膺正义，两个文学形象跃然纸上。而后者则对一个充满理想、生气勃勃的青年典范，如何在权欲、贪欲的歧途上渐行渐远，直至万复不劫的人生脉络做了一番细密的解析，以考证贪官萦生的根基、养分、气候及生长的状态，力求破解腐败毒瘤深层的病理密码。
　　来自底层的报告
　　直面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善恶美丑，关怀百姓大众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自觉。长江的《矿难如麻》，通过对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前后的实况报告，对人性中的愚昧、无奈、痛苦、贪婪、冷酷等诸多内涵，做了深刻而形象的诊释，表达了一个新闻记者兼作家见义勇为的职业操守。
　　曲兰的《老年悲歌—　来自老父老母的生存报告》，充满了深切的悲悯情怀，把诚挚的关怀触向接近终极的人生况味，吁请全社会对传统美德和伦理底线的固守。蒋巍的《你代表谁》则干脆挺身而出，直接为遭受不公和欺凌的弱势群体振臂而呼。这些创作活动，充分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敬业道德和社会良知。
　　2003年末面世的《中国农民调查》，是报告文学创作优秀品质的高度表达。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怀着近乎宗教信仰般的最朴素、最强烈的情感，耗时3年，对安徽及周边省份50多个县市的农村，做了零距离接触的地毯式采访。收集、阅读、研究了近千万字的相关资料，其艰难曲折难以想像。两位作家苦修式的创作实践，之真诚，之执著，不能不使文坛同仁肃然。而34万几近泣血的文字更在2003这不平复的年度，引发了最后的震荡。
　　社会各界对此书的关注，由数十万册的正版销售和盗版疯起可见一斑。首发此作的《当代》杂志编辑的推介语是：“为自己哭泣，我们感慨，为他人哭泣，我们感动。为农民哭泣，我们感谢。多少年如一日为中国农民哭泣，我们感奋？？听他俩为哭述农民的命运，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眼泪。”《新京报》荐书专栏的推荐理由为：“《中国农民调查》是一本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对国内的三农问题做全景式描绘的杰出作品，作者以其激情洋溢的文笔对农民的悲惨命运、对相当多的农村的黑暗与衰败做了无情的揭露。它既描述了中国农民的负担、农民的困境，也详细解剖了当前农村的税费改革的萌生、启动、跌宕和发展的过程。同时，作者在这篇作品里也对中国三农问题今后的出路提出了一些思考。这将是一部对时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并非因为篇幅多浩瀚，结构多精美，而是它作为火炬，能够通过传递，点燃每一个人心中最强烈的情感。”该报评论员评价：“《中国农民调查》承载着中国人千百年来富裕梦想的重托。自‘小岗村’改革，安徽成为改变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地，人们几乎把千百年农民革命的失败带来的熊熊火焰般希望，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许诺，几乎全部压在安徽。安徽成为人们梦想中‘流奶和蜜的地方’。所以目前我们对《中国农民调查》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情，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以经纬交织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建国以来，农村恶劣的生存状况以及改变的种种努力。但是不管如何，那种在贫困和革命过程中衍生的最朴素、最强烈的情感，那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虽历经磨难，还是铭刻在人们心中。所以当我们阅读《中国农民调查》时，总是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令我们内心震撼，令我们为苦难的农村大地哭泣……”另有特约评论员评道：“《中国农民调查》被发表和出版，据说引起城里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震惊，一种通过意识到良心不安而意识到良心存在的心理历程因此书而开始。”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这部作品的文献价值远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但它引起的轰动效应应该引发我们对文学基本功能的思考。
　　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因了《中国农民调查》的发表和出版，2003年的报告文学，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003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另一部以中国农民问题为叙写对象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是赵瑜、胡世全的《革命百里洲》。这部作品的采访大部分是在长江湖北段的一座江心孤岛—　百里洲上完成的。作者的创作精神，同样令人钦佩，耗时数年，长期扎在相对封闭的孤岛上，耐受寂寞和困苦的生活条件。所不同的是，赵、胡两位的采写活动更似科考学者的形态：耐心细致地寻觅，屏声静气地发掘。他们选取了百里洲这个因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而大体保存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典型案例的孤岛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大潮的冲刷积中，持出中国农民问题延绵承传的脉络这样一个写作思路，通过对百里洲这个“小麻雀”的解剖，观照中国农业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及阻碍变革的病疾根源所在，其内涵的厚重价值不可低估。
　　《革命百里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对报告文学文体的探索性实验。史志型的平稳架构，为文本的叙述方式和谋篇的逻辑关系，奠定了从容不迫的风格基调。对素材的梳理和安排，着力均衡、脉络清晰，以获得最大限度的流畅和平滑。尤其在语言风格上，力避陈旧的报章式语言和所谓主流话语，绝少指点江山、大包大揽的骄躁情绪，犹如一凝神智者娓娓说古，平实中跳荡哲思的火花，静气下不乏冷峻的讥消，看似随意自如，实则严谨有序，于沉稳中显出大家风范，营造了生动鲜活的阅读畅快。《革命百里洲》的创作实践对报告文学的文体革新具有示范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百里洲》的文本价值不容忽视。虽然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合理性在理论界仍留有疑存，但并不妨碍作家们不断在这个领域里的创作追求。如果说《革命百里洲》是作者重写了一段局部地域的局部历史，那么丁三的《蓝衣社碎片》则是对一段历史存在的翻查和清洗。这部长篇历史报告试图努力揭去一些蒙在历史真实上的封条，拂去厚厚的积尘，将清晰的历史面目展示出来，让那些已久去的模糊身影，再鲜活地回到我们面前。作者的孜孜追求和艰辛付出，在作品中显而易见，所提供的文本也是一部好看且有新鲜感的成功之作。或许是作者对文学意义的刻意追求，叙写中的激越情绪，使作品基调缺失了应有的稳重，这在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常常能见到的偏差。
　　“报告”与“文学”的争论
　　谈到报告文学“报告”与“文学”的关系，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不能不提到。不仅是因为它在2003年是一部重要作品，更因为是它的发表引发了一场有关“报告文学文体的合理性”及“报告文学是否已走到尽头”的不大不小的论争。
　　讨论的起因，是《当代》杂志在推出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时的一段编者语：“最初，是想把真的写得更真，运用了假的手法，才有了报告（纪实）文学。遇到麻烦，又把真的说成假的，天长日久，就真成假的了。然而，在读者当它是假的同时，站在侵权官司的被告席上，法官总当它是真的。于是，歌功颂德的赞美文学和无法查证的匿名隐私文学，就成为报告（纪实）文学的必归之路。”这段话本是针对邓贤作品的缺陷——“文学”过多，伤害了“报告”所引申的议论，但已隐然在预示报告文学的前景暗淡。

　
　不多日，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先生，就《当代》5期上的编者议论和《中国知青终结》发表短文，把《当代》编者的暗示变成率真的宣示：　“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他对这则“宣示”的解释是：“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与小说、诗不同，报告文学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因缘际会的结果：既‘报告’又‘文学’，这是一种权宜之计，在大众传媒和公共知识分子缺席、稚弱的情况下，文学家以个人勇气充当‘真实’、‘思想’、‘正义’的守护者，直接参与确定公众议题。但事到如今，已经水落石出：文学家不是向公众提供事实的记者，也不是向公众提供知识的专家，他们的‘报告’不能满足我们，就像他们的‘文学’不能满足我们的一样。”因此，他针对《中国知青终结》的问题，指出了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的根本症结：　“它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作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看一篇新闻时，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真实’负责，否则会被老总开除；读一部小说时，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谎言’，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像世界，而报告文学呢？它既承诺客观的‘真实’，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
　　李敬泽先生的论断，对报告文学界不啻是一颗爆响的炸弹。因其言重，回应也激。长期从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