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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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帝早已忘了当初进宫接受皇兄遗命时，口口声声称誉魏忠贤劳苦功高的情景；也忘了他刚即位时对魏忠贤的态度。当然，也有人说崇祯帝是迫于形势，故作姿态，为的是日后翦除魏逆，这足以见其英明之至。那么试问：崇祯位尊天子，尚且迫于形势，故作姿态，而地位低得多的群臣是否也可以如此呢？崇祯帝这样做是英明之至，而群臣们这样做就是附逆，这就是无情的宫廷政治逻辑！　　　　
　　　　这样说并不是不分是非，一概而论。事实上，天启朝时确实有一帮无耻之徒，通过种种不齿手段，希图侥幸。这些人应该受到惩处，付出代价。但崇祯帝打击的范围，远不止这些人。因此，当他看到韩鑛等上交的名单时，大为不满，下令再议。　　　　
　　　　韩等人只得再议。在增加了数十人后，又把名单交给了皇帝。　　　　
　　　　这次崇祯帝被激怒了。他明令韩鑛等人，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类扩大范围，增加人数。他气呼呼地说：　　　　
　　　　“魏忠贤小小一位宫内宦竖，如没有外廷助虐，何能到这种地步？另外，那些追随他的内廷党羽，也要列入。”　　　　
　　　　崇祯帝说这话时，大概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后竟又重用宦官，最信任宦官。韩鑛不服，不软不硬地顶了一句：　　　　
　　　　“外廷不知内事！”；　　　　
　　　　崇祯帝立即斥责道：　　　　
　　　　“岂皆不知？特畏任怨耳。”　　　　
　　　　意思是你韩鑛对内廷之事，岂能事事不知？只不过是怕招惹是非怨恨罢了。　　　　
　　　　到了二月初九日，崇祯帝又把韩鑛等人召入便殿。韩鑛等见桌上放着一个黄袱包，内装许多奏疏。原来，崇祯帝竟不辞辛苦，把那些红本奏疏亲自翻出，要韩鑛等依此红本一一取录入案。韩鑛见状，大吃一惊，知道皇上是想借此大兴株连，便立即推托说：　　　　
　　　　“臣等职在调旨，三尺法非所习。”　　　　
　　　　意思是我不熟悉刑名，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崇祯帝便又把吏部尚书王永光召进来询问，王永光据实回答说：　　　　
　　　　“吏部只习考功法，不习刑名。”　　　　
　　　　王永光讲的是实话，他虽是吏部尚书，但只习考功法，同样不习刑名，意思是他本人也与韩鑛一样，不能胜任。王永光的态度之所以也不积极，是因为他自己正被言官弹劾，说他是“阴附阉党”。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积极么？崇祯帝所定下的标准中的那条“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真是可以无限发挥：即使你未参加祠颂，也可以把你归入“阴行赞导”之列，因为“阴行赞导”的范围实在太大了。除了那些公开跳出来反对魏氏的英雄外，其他人大概都属于广义上的“阴行赞导”的范围！王永光就是吃了这个亏！　　　　
　　　　既然韩鑛、王永光都这样异口同声，崇祯帝也不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又诏令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两位懂刑名的大员加入，负责定罪。　　　　
　　　　韩鑛等人此时只好遵旨从事，逐一审看奏疏原本、红本，并根据吏部、都察院两位长官开进的官员名单及具体事迹，互相参照对比，再按照皇帝钦定的名目分类抄录，列出名单，酌情拟议，最后由刑部尚书依据律例，各附本款。　　　　
　　　　到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再次召见内阁、部院大臣，把原本、红本中未列入的65人名单发下，令入案中。皇帝还钦定逆案中各类人等的量刑标准，依次是：谋大逆，判处凌迟；首犯、首逆、同谋、党孽，判处斩首；逆孽，判处充军；颂美，判处罢职为民等等。崇祯帝做事十分仔细，他竟发现漏了来宗道、张瑞图和贾继春。他便责问道：　　　　
　　　　“张瑞图、来宗道为何不在逆案？”　　　　
　　　　韩鑛立即回答：　　　　
　　　　“张瑞图、来宗道没有实状。”　　　　
　　　　意思是这两位没有什么具体证据。但崇祯帝立即反驳道：　　　　
　　　　“张瑞图擅长书法，为魏忠贤所爱；来宗道为崔呈秀的父亲请恤典时，奏疏中有‘在天之灵’之语，难道不是证据吗？”　　　　
　　　　


第三章中兴之梦的破灭大清洗（2）

　　　　崇祯帝又问道：　　　　
　　　　“贾继春为何没入逆案？”　　　　
　　　　贾继春就是那位在杨涟等人力主移宫后提出要善待李选侍的御史。韩回答说：　　　　
　　　　“贾继春当时请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有所改口，令人稍觉反复，但持论也有可取之处。”　　　　
　　　　崇祯帝随即说了一句：　　　　
　　　　“惟反复，故为真小人！”　　　　
　　　　在崇祯帝的亲自过问下，这3位漏网之鱼也被补进逆案。　　　　
　　　　就在这个月，崇祯帝的长子慈烺出生。这当然是件大喜事，崇祯帝依例大赦天下。但逆案中的人物似乎没有沾到一丝喜气。定案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月十五日，韩鑛等呈上了逆案名单及其事迹、按律拟定的罪名。随后南京确定的逆案材料也报到北京。三月十九日，朝廷正式公布《钦定逆案》。崇祯帝告谕廷臣道：　　　　
　　　　“竖逆魏忠贤，狷狡下材，备员给使，倾回巧智，党籍保阿，初不过窥颦笑以市阴阳，席宠灵而饕富贵。”　　　　
　　　　像这样一位原本只是为“市阴阳”、“饕富贵”的“下材”、“给使”之类的宫内宦官，何以有后来那种权倾朝野的局面？用崇祯帝的话，就是“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得肆其毒”。　　　　
　　　　崇祯帝把原因归结到外廷官员的身上。他说：　　　　
　　　　“乃一时外廷朋奸有徒，实繁有徒。或缔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阴谋指授，肆罗织以屠善良；或密策合图，扼利权而管兵柄。甚至广兴祠颂，明效首功，倡和已极于三封，称谓浸拟于亡等。谁成逆节，致长燎原？”　　　　
　　　　因此便有《钦定逆案》，以示惩处！崇祯帝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如果没有外廷这么多人追随魏忠贤，助纣为虐，魏忠贤是不可能权倾朝野的。但他不知想过没有，当时天下的官员又为什么要去追随魏忠贤呢？魏忠贤又是如何能步步登天的呢？这样一位一手遮天、无所不能的大奸臣，怎么在新皇帝上台后仅凭一纸诏书就可让他命归黄泉呢？魏氏擅权的根本原因，就是朝廷体制方面存在着漏洞，这位大奸臣的最大后台，就是皇权本身！　　　　
　　　　《钦定逆案》对朝廷官员进行了一场大甄别、大清洗。除魏、客两位依“谋反大逆律”磔死之外，又分6等：　　　　
　　　　“首逆同谋”6人：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加上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依谋大逆减等论斩。　　　　
　　　　“结交近侍”19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孙如洌、曹钦程、许志吉、薛贞、吴淳夫、李夔龙、田尔耕、许显纯等等。其中只有一位级别很低却能跻身此列的，就是那位提议要把魏忠贤与孔子并祀的监生陆万龄。依照诸衙门官吏与内官互相交结、泄露事情、夤缘作弊而扶同奏启者俱为谄附之例律，这些人被判以斩首，秋后处决。　　　　
　　　　“结交近侍次等”11人：魏广微、徐大化、周应秋、霍维华、张讷、阎鸣泰、李鲁生、杨维垣、潘汝桢、郭钦、李之才（孝陵太监）。依照交结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等充军。　　　　
　　　　“逆孽军犯”35人：其中魏家占了8人。这些人都是武官和担任武官职务的太监。全部充军。　　　　
　　　　“谄附拥戴军犯”15人：全是内监，判处充军。　　　　
　　　　“结交近侍又次等”129人：像冯铨、顾秉谦、张瑞图、来宗道等等。此等人数最多，都依交接近侍官员引名之例律，减2等，坐徒3年，纳赎为民。　　　　
　　　　“结交近侍减等”（又称“末等”）44人：像黄立极、施凤来、杨景辰等。对这些人处罚最轻，仅依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人们往往不把此等与前述6等相提并论。　　　　
　　　　另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50余人。　　　　
　　　　对《钦定逆案》到底如何看，历来说法不一。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崇祯帝“除恶务尽”的杀手之着，英明之至。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不少分歧。有人说太过了，有人却说还有漏网之鱼。有人说某某不应入案，处罚也太重，有人却说不仅该入，而且等级还应提高，处罚更应加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实，《钦定逆案》该不该这样去办，以及该不该在这种时候办，本身就成问题。对魏忠贤及其集团的清算无疑是肯定的，换了别人做皇帝也是如此。问题在于，这样大范围的清算是否适宜，朝廷能否承受得起文官集团这样的动荡和分裂。如果崇祯帝换一种做法，在把逆案迅速定下来的同时，不要过分兴刑狱，缩小打击面，以换取朝廷政治的安定团结，集中精力，上下一致，处理大事急事，结局可能会好一些。　　　　
　　　　现在再来看看这份《钦定逆案》的名单，也确实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这么庞大并且长期把持朝政的叛逆集团，其领导人一位竟是大字不识几个、出身底层市井之徒的太监魏忠贤，另一位则是因为奶水充足而凑巧选入宫中做奶娘的农村妇女。一位不男不女的太监、一位乡村老妇，竟能领导这么多的大学士、部院大臣之类社会上层分子，这本身就值得深思。如果把天启帝作为这个集团的主犯，反而会更合适一点。事实上客、魏靠的就是他和他的皇权。那么，天启帝造谁的反、谋谁的逆？难道造他自己的反、谋自己的逆？当然不是！逻辑上也说不通。因此，说到底，还是朝廷的体制方面存在根本问题！　　　　
　　　　崇祯帝当然不会十分明白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但有一点他当时就能做到，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努力，避免体制方面的不足和后果，最大限度地调整理顺关系，发挥出体制的最大能量，去应对危局。　　　　
　　　　不过，崇祯帝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如此。这或许有客观条件方面的因素，但也有他本人的主观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弄到后来，连崇祯帝自己都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这样的局面：即位以来，朕那样辛苦勤政，而局面却无一点起色，反而越弄越糟。　　　　
　　　　崇祯帝即位之初，对宦官擅权最为痛恨，严惩不贷。没想到不久以后，他又走上了依凭宦官的旧路，其程度虽比不上其皇兄，但在整个明朝中也是数得上一流的。　　　　
　　　　崇祯帝即位之后，严禁大臣结党，并屡屡痛惩，没想到却是越禁反而党争越烈，而且他本人似乎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崇祯帝即位伊始，便口口声声说要重用人才、选拔人才，为什么弄到后来却是朝署之中乌合之众甚多？除了开国皇帝太祖之外，本朝还没有哪位皇帝如此重惩过文武百官。真是贬杀愈多，吏治越坏，局面愈糟。　　　　
　　　　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矛盾，始终贯穿于崇祯帝执政的17年中。除了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崇祯帝自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呢？　　　　
　　　　在钦定逆案之后，朝廷经过了一段大清洗的动荡时期，最终总算初步稳定下来。　　　　
　　　　当时韩鑛任首辅，李标、钱龙锡等任大学士，所以便有“东林内阁”之称。东林内阁执政时期，朝廷诸事尚能勉强维持。尽管崇祯帝是急于事功，举措常有失误，但因有老成持重的韩及其群辅们的辅佐，在一些大事的处理上，还算妥当，朝廷仍能相对平稳。　　　　
　　　　不过，随着外敌内乱的不断加剧，崇祯帝的毛病竟又重犯，而且犯得极不是时候。在满洲军队于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突破长城防线，威胁京畿的关键时刻，这位自命不凡的崇祯帝，竟然没有识破满人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反间计，逮捕了辽东前线的总指挥袁崇焕，并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判处袁崇焕极刑，导演了一幕千古奇冤。　　　　
　　　　袁崇焕之事一发，朝廷政局陡然逆转。周延儒于此年十二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参预机务，进入最高决策层。大学士钱龙锡却于此月被罢免。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鑛被罢免。三月，另一位大学士李标致仕。六月，温体仁入阁。不久，周延儒被任命为首辅，原先接替韩鑛出任首辅的成基命被罢免。至此，东林内阁彻底解体。　　　　
　　　　袁崇焕之事，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事情的经过又是怎样的呢？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后金的挑战

　　　　崇祯帝即位之时，朝廷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后金。　　　　
　　　　后金自万历后期迅速崛起，蚕食辽东，而朝廷却节节败退，防线不断收缩。至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已退到山海关一线，几乎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步。因此，在即位伊始，崇祯帝就把辽东问题看作是头等大事。能否解决辽东问题，事实上也是崇祯帝能否实现中兴梦想的关键。　　　　
　　　　为此，他于崇祯元年（1628）起用原辽东名将袁崇焕，总督辽东，全权处理辽东事务。而袁崇焕也是意气风发，夸下5年平辽复土的海口。但实际情形并不像崇祯帝设想得那么顺利。崇祯帝原以为只要有了袁崇焕，辽东问题的解决就指日可待。而事实上，袁崇焕也非万能，仅靠他一人并不能扭转乾坤。战场内外，原先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甚至反而加剧。困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蒙古部落的降金，更使本已形同虚设的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后金的攻击之下。更重要的是，此时由皇太极领导下的后金，其实力和抱负，也已非昔日可比。　　　　
　　　　朝廷的力量并没有增强，甚至有所下降，而对手却变得强大了。这样一来，原先相持的局面自然要被打破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在明朝廷毫无思想准备之际，避过重兵防守的山海关防线，借蒙古之地突袭山海关以西的长城防线，撕开口子，杀入长城之内。　　　　
　　　　皇太极这一招，既快又狠，打得朝廷猝不及防，一片混乱。后金军队攻入长城之内后，在河北、京畿腹地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地，并两次围困京师，直到次年五月份才退出长城一线。期间，朝廷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连连损兵折将，丢城失地，被弄得精疲力竭。更严重的是，自作聪明的崇祯帝，听信谣言，中了后金设下的反间计，竟在军情危急之时，逮捕了当时辽东的统帅，也是后金最感畏惧的名将袁崇焕，自毁长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严重后果。　　　　
　　　　袁崇焕被逮捕及最终遭残酷磔杀后，辽东前线由孙承宗统辖，然而这位昔日辽东名帅至此也无回天之力了。　　　　
　　　　当时朝中大权，已落到周延儒、温体仁等人手中，而原先东林内阁的成员，如韩鑛、钱龙锡、李标等纷纷去职，或回籍，或获罪。带有东林色彩的孙承宗不可能得到全力支持，反而处处受到掣肘。　　　　
　　　　由于战事不断，加派日甚，天下衰竭，民乱已起，朝廷疲于应付，犹如抱薪救火，弄得焦头烂额。对辽东前线的支持，无论是兵马还是粮饷，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敷衍了事。在此情形下，孙承宗的防御战略根本无法实施，甚至连现状也难以维持，更谈不上反击、拓展了。　　　　
　　　　至崇祯四年（1631）八月，一直在与朝廷议和的皇太极，突然出兵围攻朝廷刚刚收复的大凌河城堡，于长山击败了从锦州出动的朝廷援军后，攻克大凌河。　　　　
　　　　是年十一月，孙承宗辞职。　　　　
　　　　一月之后即此年的闰十一月，原毛文龙的部将、登州游击孔有德叛乱，在攻陷登州后，投降后金，并率后金兵攻取重镇旅顺。　　　　
　　　　辽东形势继续恶化，朝廷根本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