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全集3散文卷一 1939-1947年作品-张爱玲着-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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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这名词，自经尼采提出，常常有人引用，在尼采之前，古代寓言中也可以发现同类的理想。说也奇怪，我们想象中的超人永远是个男人。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超人的文明是较我们的文明更进一步的造就，而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还有一层：超人是纯粹理想的结晶，而“超等女人”则不难于实际中求得。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　
　　　　
　　即在此时此地我们也可以找到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男人就稀有，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的男子可以算做完美。功利主义者有他们的理想，老庄的信徒有他们的理想，国社党员也有他们的理想。似乎他们各有各的不足处——那是我们对于“完美的男子”期望过深的缘故。　
　　　　
　　女人的活动范围有限，所以完美的女人比完美的男人更完美。同时，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事实是如此。有些生意人完全不顾商业道德而私生活无懈可击。反之，对女人没良心的人尽有在他方面认真尽职的。而一个恶毒的女人就恶得无孔不入。　
　　　　
　　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像大部分所谓知识份子一样。我也是很愿意相信宗教而不能够相信，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①《大神勃朗》一剧中的地母娘娘。　
　　　
　　①奥涅尔，通译奥尼乐（Eugene　O'Neill，1888…1953），美国戏剧家，193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神勃朗》是我所知道的感人最深的一出戏。读了又读，读到第三四遍还使人心酸泪落。奥涅尔以印象派笔法勾出的“地母”是一个妓女，“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二十岁左右，皮肤鲜洁健康，乳房丰满，胯骨宽大。她的动作迟慢，踏实，懒洋洋地像一头兽。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她嚼着口香糖，像一条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　
　　　　
　　她说话的口吻粗鄙而热诚：“我替你们难过，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狗娘养的——我简直想光着身子跑到街上去，爱你们这一大堆人，爱死你们，仿佛我给你们带了一种新的麻醉剂来，使你们永远忘记了所有的一切（歪扭地微笑着）。但是他们看不见我，就像他们看不见彼此一样。而且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继续地往前走，继续地死去。”　
　　　　
　　人死了，葬在地里。地母安慰垂死者：“你睡着了之后，我来替你盖被。”　
　　　　
　　为人在世，总得戴个假面具，她替垂死者除下面具来，说：“你不能戴着它上床。要睡觉，非得独自去。”　
　　　　
　　这里且摘译一段对白：　
　　　　
　　勃朗　（紧紧靠在她身上，感激地）土地是温暖的。　
　　地母　（安慰地，双目直视如同一个偶像）嘘！　嘘！　（叫他不要做声）睡觉罢。　
　　　　
　　勃朗　是，母亲。……等我醒的时候……？　
　　地母　太阳又要出来了。　
　　勃朗　出来审判活人与死人！　（恐惧）我不要公平的审判。我要爱。　
　　　　
　　地母　只有爱。　
　　勃朗　谢谢你，母亲。　
　　　　
　　人死了，地母向自己说：　
　　“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生出死亡来？”　
　　她又说：　
　　“春天总是回来了，带着生命！总是回来了！总是，总是，永远又来了！——又是春天！——又是生命！——夏天、秋天、死亡，又是和平！（痛切的忧伤）可总是，总是，总又是恋爱与怀胎与生产的痛苦——又是春天带着不能忍受的生命之杯（换了痛切的欢欣），带着那光荣燃烧的生命的皇冠！”（她站着，像大地的偶像，眼睛凝视着莽莽乾坤。）　
　　　　
　　这才是女神。“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大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妈，当众喂了一千余年的奶。　
　　　　
　　再往下说，要牵人宗教论争的危险的游涡了，和男女论争一样的激烈，但比较无味。还是趁早打住。　
　　　　
　　女人纵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里面却有一点“地母”的根芽。可爱的女人实在是真可爱。在某种范围内，可爱的人品与风韵是可以用人工培养出来的，世界各国不同样的淑女教育全是以此为目标，虽然每每歪曲了原意，造成像《猫》这本书里的太太小姐，也还是可原怒。　
　　　　
　　女人取悦于人的方法有许多种。单单看中她的身体的人，失去许多可珍贵的生活情趣。　
　　　　
　　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这也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　
　　　　

9。走！走到楼上去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衷恳道：“走到哪儿去呢？　
　　　　
　　“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中国人从《娜拉》①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合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一样是出走，怎样是走到风地里，接近日月山川，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根据一般的见解，也许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可也不能一概预论，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定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欢我那出戏里这一段。　
　　　　
　　　
　　①《姗拉》，又名《玩偶之家》，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剧作。　
　　　　
　　这出戏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愉快，有悲哀，烦恼，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烦恼与吵嚷。还有一点：这至少是中国人的戏——而且是热热闹闹的普通人的戏。如果现在是在哪一家戏院里演着的话，我一定要想法子劝您去看的。可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演得成。现在就拟起广告来，未免太早了罢？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话——读者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失去了广告的效力。　
　　　　
　　过阴历年之前就编起来了，拿去给柯灵先生看。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谢柯灵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的改，现在我想是好得多了。但是编完了之后，又觉得茫然。据说现在闹着严重的剧本荒。也许的确是缺乏剧本——缺乏曹禹来不及写的剧本，无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的情形，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若叫我挟着原稿找到各大剧团的经理室里挨户兜售，未尝不是正当的办法，但听说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非得有人从中介绍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　
　　　　
　　先把剧本印出来，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说句寒伦的话，如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而且自以为“希奇弗煞”，然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情有可原。一个人，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情罢！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这是一层。况且，戏是给人演的，不是给人读的。写了戏，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口生人气绘它，让它活过来，在舞台上。人家总想着，写小说的人，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的。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　
　　　　
　　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问题，不能想，越想心里越乱了。　
　　　　
　　沿街的房子，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　
　　　　

10。洋人看京戏及其他

　　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昧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档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天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坛，刺眼，神秘，滑稽。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面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独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我们不幸生活于中国人之间，比不得华侨，可以一辈子安全地隔着适当的距离祟拜着神圣的祖国。那么，索性看个仔细吧！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观光一番吧。有了惊讶与眩异，才有明了，才有靠得任的爱。　
　　　　
　　为什么我三句离不了京戏呢？因为我对于京戏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对于人生，谁都是个一知半解的外行吧？我单拣了京戏来说，就为了这适当的态度。　
　　　　
　　登台票过戏的内行仕女们，听见说你喜欢京戏，总是微微一笑道：“这京戏东西，复杂得很呀。就连几件行头，那些个讲究，就够你研究一辈子。”可不是，演员穿错了衣服，我也不懂，唱定了腔，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坐在第一排看武打，欣赏那青罗战袍，飘开来，露出红里子，五色裤管里露出玫瑰紫里于，踢蹬得满台灰尘飞扬；还有那惨烈紧张的一长串的拍板声——用以代表更深夜静，或是吃力的思索，或是猛省后的一身冷汗，没有比这更好的音响效果了。　
　　　　
　　外行的意见是可珍贵的，要不然，为什么美国的新闻记者访问名人的时候总拣些不相干的题目来讨论呢？譬如说，见了谋杀案的亥主角，问她对于世界大局是否乐观；见了拳击冠军，问他是否赞成莎士比亚的脚本改编时装剧。当然是为了噱头，读者们哈哈笑了，想着：“我比他懂的多。名人原来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一半却也是因为门外汉的议论比较新鲜戆拙，不无可取之点。　
　　　　
　　然而为了避重就轻，还是先谈谈话剧里的平剧吧。《秋海棠》一剧风靡了全上海，不能不归功于故事里京戏气氛的浓。紧跟着《秋海棠》空前的成功，同时有五六出话剧以平剧的穿插为号召。中国的写实派新戏剧自从它的产生到如今，始终是站在乎剧的对面的，可是第一出深人民间的话剧之所以得人心，却是借重了平剧——这现象委实使人吃惊。　
　　　　
　　为什么京戏在中国是这样地很深蒂固与普及，虽然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毫无问题的？　
　　　　
　　《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而京戏又是引用的鼓儿词：“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掸，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昧，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警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而仔细想起来，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情形都有一句合适的成语来相配。　
　　　　
　　替人家写篇序就是“佛头着粪”，写篇跋就是“狗尾续貂”。我国近年来流传的隽语，百分之九十就是成语的巧妙的运用，无怪乎中国学生攻读外国文的时候，人手一篇“俗谚集”，以为只要把那些断句合文法地连缀起来，便是好文章了。　
　　　　
　　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历史在这里是笼统地代表着公众的回忆）。假使我们从这个观点去检讨我们的口头掸，京戏和今日社会的关系也就带着口头掸的性质。　
　　　　
　　最流行的几十出京戏，每一出都供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标准的形势——丈人嫌贫爱富，子弟不上进，家族之爱与性爱的冲突——《得意缘》、《龙风呈样》、《四郎探母》都可以归入最后的例子，有力地证实了“女生外向”那句话。　
　　　　
　　《红鬃烈马》无微不至地描写了男性的自私。薛乎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夫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他不给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封了她做皇后，在代战公主的领土里做皇后！在一个年轻的，当权的妻的手里讨生活！难怪她封了皇后之后十八天就死了——她没这福分。可是薛平贵虽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京戏的可爱就在这种浑朴含蓄处。　
　　　　
　　《玉堂春》代表中国流行着的无数的关于有德性的妓女的故事。良善的妓女是多数人的理想夫人。既然她仗着她的容貌来谋生，可见她一定是美的，美之外又加上了道德。现代的中国人放弃了许多积习相沿的理想，这却是一个例外。不久以前有一张影片《香闺风云》，为了节省广告篇幅，报上除了片名之外，只有一行触目的介绍：“贞烈向导亥。”　
　　　　
　　《乌盆计》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分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僧嫌与嘲讪。　
　　　　
　　“姐儿爱俏”每每过于“爱钞”，于是花钱的大爷在《乌龙院》里饱尝了单恋的痛苦。剧作者以同情的笔触勾画了宋江——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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