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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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搞个条令和规定。经过反复研究，拟定了军委命令九条初稿，经林彪同意，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周恩来找几位元帅反复研究，定为八条，最后批示“很好，照发。”《军委八条命令》于1月28日由中央军委颁布全军执行。其主要内容是：“继续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片面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区别对待……今后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便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教育子女。”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有力地煞住了反军乱军的歪风，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军队。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
当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葛楚民回忆说：“叶帅当时的思想是军队不能乱，其他几位元帅也支持他的主张。八条命令被批准后，叶帅指示，空军派飞机散发到各军区，效果非常好。叶帅半年来苦心积虑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八条’，算是解决得很好了。”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八条”命令及时制止了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鼓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有些人竟然到三座门军委办公厅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十年浩劫（10）
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促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总理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陈毅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触到了三个“痛点”：一是斯大林；二是赫鲁晓夫；三是延安整风中的内部问题。他说：“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时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总理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嘛。”
康生、陈伯达一伙被老帅们的威怒震住了。老革命家们群起反击，当面斥责林彪、江青一伙发泄对“文革”不满，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正气压倒邪恶的会议。
2月16日碰头会后第二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将这封信送毛泽东阅，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江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对谭震林等恨之入骨。
“大闹怀仁堂”当夜，张春桥等到钓鱼台向江青密报。在江青策划下，由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张春桥在汇报中歪曲事实真相，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13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且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毛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就这次碰头会承担了责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2月25日至3月18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他自己先作自我批评，为他人承担责任。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
十年浩劫（11）
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坚决粉碎二月逆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等大幅标语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北京城。社会上大规模掀起了“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取代。
身处逆境，巧于周旋和斗争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但他并未屈服，而是逆流而上，顽强抗争。他受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委托，继续解决成都、南京、青海、新疆、内蒙、甘肃等地“造反派”围攻军事机关、打砸抢的问题，受到各大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
就在“大闹怀仁堂”的第二天，2月27日，叶剑英亲自修改批发中央军委致“成都革命造反兵团”等造反派组织的公开信。信中说：“你们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人民解放军，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封信经报告周恩来，先在成都地区后在全国用飞机散发。同一天，叶剑英还批准发出了《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的电报，严格制止一些“造反派”到各大军区打砸抢、扰乱部队正常秩序的错误行为，要求各单位限期把他们押回北京。
2月22日，叶剑英等提议请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未讲军内问题）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同时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联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各级银行、经委、建委、科委、《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经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直是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十分关注的问题。
2月23日，周恩来和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抓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有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随即主持中央军委讨论，发出了《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在贯彻军委“八条命令”过程中，各地区仍有反复，不断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冲击事件。2月23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给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此后，他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南京军区下达了关于军事院校恢复党委领导、停止搞“四大”等四点指示。他还受周恩来和中央委托继续帮助解决新疆、内蒙古、甘肃、昆明、广西、北京卫戍区等地的问题。3月10日，他就昆明钢铁公司军事接管事请示周恩来，电告昆明军区办事处。所有这些，都受到各军区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部队的稳定，但却招来了林彪、江青的更大的怨恨。一条条罪状和种种迫害接踵而至，把攻击矛头对准叶剑英。
但是叶剑英身处逆流，毫无畏惧，继续抗争。他考虑，当时最重要的仍是想办法稳定军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他请示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从2月下旬到3月下旬，同几位元帅一起主持召开了有各大军区、军兵种，各总部领导干部100多人参加的军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名义上着重讨论军队支援地方春耕生产以及军队对全国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军训等问题，但真正的目的在于统一军队高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解决军队在“三支两军”（毛泽东要求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中遇到的困难，维护部队的团结稳定。叶剑英在预备会议上动员说：希望大家打消顾虑，反映部队的真实情况，包括正面教育、军事训练、“三支两军”、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机关被冲击和反冲击等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谈谈，有些典型事例可以在会上讲，也可以写成书面材料。叶剑英了解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以后，在大小会议上，有针对性地作了数次发言，就“文化大革命”应当怎样看，部队如何搞法，怎样处理军队与地方“革委会”和“造反派”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作了明确指示。他还利用机会，同少数人座谈或个别交谈，使与会的多数同志心里有了底。会议期间，叶剑英等针对一些地区“闹事”，继续解决兰州、广州、福州、北京卫戍区等地区的军管问题。
十年浩劫（12）
周恩来极力支持这次会议，3月13日，他到会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个月内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
尽管周恩来全力支持叶剑英等主持召开的军以上会议，并亲自领导部署，解决军管问题，但是，这次会议进展并不顺利。林彪、江青等发觉这次会议“风向不对”，诬蔑叶剑英“抓军队反对中央文革”，“搜集黑材料反对文化大革命”。康生气势汹汹地到会上讲话，手里摇晃着叶剑英批准的军委致成都“造反派”的公开信，当众指责它充满了“国民党语言”，是“镇压群众”的文件。3月20日，林彪突然来到会上讲话，大放厥词，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要采取主动的进攻”，“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
军以上干部会虽然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还是取得了很大实际成果。有人反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大闹京西”与“大闹怀仁堂”的继续，对稳定军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林彪、江青为了消除这个会议的影响，兴风作浪，刮起“十二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