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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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加紧策划，制造混乱，同林彪集团貌似“团结合作”实则分庭抗礼，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如此，在它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反革命政变，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借机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的情况是，江青一伙无法区别它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使得他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的批判，必然造成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这种揭发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他们也必然耍两面手法掩盖自己的罪责，挑起新的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因此，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帮”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艰难。这场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江青一伙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为己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封锁和控制了毛泽东。第二，“四人帮”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群众的思想，而许多人受他们的欺骗和利用而不自觉。第三，“四人帮”垄断了党内信息，控制了舆论工具，要公开揭露他们的身世和罪行相当困难。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窃取的特殊地位，给这场斗争带来了特殊困难。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摆出“女皇”的架势，飞扬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泽东“点名”的接班人、上海滩的“帮头”、“花花太岁”；张春桥、姚文元的“文才”曾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代“文霸”、“学阀”和“理论家”，不可一世。这四个人结成“黑帮”，互相利用，互相依赖，互相吹捧，欺骗了相当一部分人跟着跑。他们出席中央会议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横起哄，争取同情，制造压力，迫使众人就范。对于这种状况，叶剑英作过精辟的分析：“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威作福、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这种状况，使斗争更加艰巨复杂起来。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四人帮”斗争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方式，讲究策略，注意方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十年浩劫（26）
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再次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毛泽东还要王、唐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并明确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但是，江青一伙根本听不进，继续耍两面派，捣乱破坏。
这时，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12月23日，周恩来乘飞机抵长沙，准备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筹备情况，王洪文另机前往。行前，周恩来对医生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这是政治任务。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略事休息，即与王洪文一起前往中共湖南省委宾馆见毛泽东，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并转达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对主席的问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从12月23日—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汇报过程中，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批评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责成江青等要作自我批评，责成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
26日那天，毛泽东81诞辰，他和老战友周恩来彻夜长谈，表示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周恩来于12月27日晚，乘专机飞回北京。第二天，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传达毛泽东几次谈话问题。
一年以后，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四人帮”活动已久的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以失败告终。
严厉指斥江青一伙，极力支持全面整顿
1975年春回大地。邓小平被正式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批准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住院，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代总理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持正相依，亲密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1月26日，叶剑英致信给毛泽东，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提出了人选名单。2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11人参加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工作。
邓小平全面担负党、政、军领导的重任以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叶剑英等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下，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实行全面整顿，坚决果断地同“四人帮”展开激烈的斗争。
4月27日，邓小平征得毛泽东同意，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等三件事说：倒是要问一问，为什么？……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
十年浩劫（29）
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邓小平的厄运还在延续。没过多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于2月2日，发出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邓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领导工作，“专管外事”。此后，“四人帮”在中央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会议，即所谓“批邓打招呼会”，掀起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
与此同时，“四人帮”出于反党夺权必先反军乱军的需要，把攻击矛头对准了叶剑英和几位元帅。王洪文早就吹风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就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江青一伙趁毛泽东病情恶化之机，借口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在2月2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中另附一项重要通知：“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件事非同小可。许多关心国家大事，爱戴叶老帅的同志纷纷打电话、写信给叶帅办公室，问候病情。叶办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首长身体和往常一样。
早在1927年在江西吉安同叶剑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空军副司员吴富善，特地去看望叶帅，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叶帅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
“四人帮”造谣叶剑英不能工作，还不过瘾，2月16日，他们又搞了个中央第三号文件，通知全党全军：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是“有错误的”，“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同时下令封闭军事博物馆的“历史综合馆”。因为这个馆是叶剑英批准开展的，有人竟诬告它“紧密配合了右倾翻案风”，“树立邓小平”，“不适当地突出了叶剑英”，等等。为了搞乱军队，摧毁“长城”，他们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法，插手军队，诋毁几位老帅和高级将领，到处“放火烧荒”。“四人帮”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罪恶活动，不只是明目张胆地罢掉叶剑英、邓小平对军队的领导权，而且要一笔抹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功绩，否定我军的光荣传统，其险恶用心在于搞乱军队，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
“四人帮”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并没有放弃继续迫害周恩来。他们明白，要篡党夺权，必须清除此人的巨大影响，要深入“批邓”，必须揪出这个老“后台”。于是，他们动用舆论工具和政权力量，极力干扰、破坏人民的悼念活动，同时对刚刚故去的周恩来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
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4月4日，清明这一天，首都人民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了！人们走上街头，同连日来从全国各地奔来的百万大军涌向了天安门广场，庄严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草坪栏杆上面，苍松翠柏枝头，到处是花圈，挂满了悼念的洁白花束。人们聚集在那里发表演讲，朗诵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哀思念总理，誓言动天地。鬼蜮欲出乱，九天有霹雳！”许多诗篇，互相传抄，卷起了哀歌的浪潮。一首首诗词像匕首和投枪，刺向“四人帮”。一幅幅挽联像誓词和号角，表达了人民扫除奸佞、建设祖国的意志。
叶剑英的心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是息息相通的。他极为关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每天派人去那里了解情况，抄录诗词，边读边赞：“好诗，好诗，难得的好诗！”他还冒着风险，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看群众抄录诗词，看小字报，了解事态的发展。
当时陪同叶剑英去天安门广场的解放军总医院周美华对此事记忆犹新，她说：“在清明节那一天，首长起床以后，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就悄悄地拉着我和‘马头’（作者注：即警卫参谋马西金），让我们陪着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看悼念周总理的盛大场面。开车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车开得很慢，天气也比较阴沉，这时候我们从纪念碑的右侧，绕到左侧，转了一个大圈。在这过程中，首长几次要下车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们劝止了。”
十年浩劫（33）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
这时，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是相通的，思想是共鸣的。这些“中国的脊梁”，抱成一团，密商除妖救国良策，决不让“四人帮”阴谋得逞，使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王震、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和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亲自找过叶剑英交谈。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回忆当年与叶剑英的一次微妙的谈话，他说：“叶帅征求了我的意见，问我当前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抓生产？他暗示我，抓组织就是干部问题，干部组织问题还很重要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组织问题主要是抓‘四人帮’的问题。”
部队中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是一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他考虑到，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当时在政治局里，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虽然不是常委，但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骗子和“小小野心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和“金棍子”。他们人数虽少，能量不小。而在毛泽东病重以后，善于制造谎言、兴风作浪的江青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叶剑英和当时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但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
叶剑英明确认识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征得他的支持和合作。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主动地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看法。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也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