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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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这件大事，也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殷切希望华不辜负毛主席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叶剑英推心置腹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除了与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密议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外，更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更强了。后来，华国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到叶剑英与他的交往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里，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十年浩劫（34）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待，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待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审时度势，西山决策，虑善以动，“以快打慢”
“四人帮”加快步伐，争分夺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须出席会议。明明不够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在华国锋支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她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此时，“四人帮”摇羽毛扇子的张春桥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日，他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 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 000件。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大闹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众口一词，总是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蓄谋要大闹一场。在会上，讨论完国庆节庆祝活动安排之后，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会上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叶剑英等多数同志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告诉汪东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摊牌阶段。叶剑英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浸沉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加紧与华国锋接触和交谈，继续寻求解决‘四人帮’的途径和办法，继续同老同志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希望果断采取行动。也有些同志向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建议。
十年浩劫（35）
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住下，加强监视。叶剑英知道以后，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辉，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
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
随员们表示惑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
“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
叶剑英落脚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九号，集中思考捉妖大计。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探山钓水，吟诗作赋，嘴里哼着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笔下写着“廊间正是无寥赖，燕子衔泥慰故人”的诗句。心里却想着“举事捉妖定乾坤”。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接谈几次。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陈云的儿子陈元后来从父亲口里知道此事大概，下面摘引一段他的回忆：
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粟、宋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回告老院长说，我们连草鞋和担架都准备好了，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叶剑英还与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和空、海军的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更加相知，华感到叶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坚决对抗“四人帮”，对这位长者更加信赖和倚重。他采纳叶剑英的建议，主动与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可以信赖的同志，研究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同时更主动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触，进行酝酿。
9月下旬，他见到李先念。李正想到外地去，华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span class=yqlink》仙剑椿峒督Ｓⅰ？/p》
叶剑英好长时间未见到李先念了，警卫参谋马西金跑来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叶剑英便亲自迎他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回答：“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
叶剑英和往常一样，照例打开收音机，在噪音的掩护下，两个人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经过短暂的交谈，两位老革命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这一年10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动乱。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1984年5—6月，汪东兴曾几次谈到此事：
十年浩劫（38）
在夜幕掩护下，叶剑英只身来到怀仁堂正厅。在那里已经按时到达的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见了面，以目示意，不多言语。怀仁堂正厅，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堂，今天搬走了所有的桌椅，空空如也，只在大厅中间摆着两个高靠背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落座。此刻叶剑英俨然是一位坐镇的大将军，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汪东兴和警卫人员躲在正厅屏风的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正厅里鸦雀无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和叶剑英等，焦急地等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
将近8时，王洪文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突然被警卫人员扭住。他怒问：“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摆脱了警卫人员，从很远的地方向坐在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猛扑过去，几个警卫人员立即将他推倒在地，带到正厅。这时，华国锋站起来，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宣布：“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中央宣布，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王洪文被带到一个候审地方。就在离开正厅的时候，人们听到他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适时和正确。
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准时到来了。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随警卫人员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警卫人员戴上手铐，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行和“隔离审查”决定。此时此刻，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只见双腿打颤，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地方。
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下一个该是谁呢？按照原来部署，该是姚文元。
此人一向深居简出，有好一阵子没有到怀仁堂开会了。他会不会有什么察觉呢？为防备万一，对他事先作了两手准备：他来就在中南海一起解决；如果他不来，就由负责警卫其住地的北京卫戍区某领导人下令就地解决。不知何因，此人迟迟未动。汪东兴只好亲自打电话相催，姚文元急中有错，竟然忘记戴帽子，光着秃头（此人因为秃顶，一向是用帽子遮住的），兴冲冲地直赶到怀仁堂。虽然姗姗来迟，但还算适时，他美滋滋，迈着四方步，手里举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此时，仗着胆子，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随后大叫警卫员，他竟不知道警卫员早被扣在外边了！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急着要求入厕。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出来以后，一脸沮丧，往日的神威失灵了。来人要她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封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警卫人员陪同乘车“监护”到另一处地下室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人员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了“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也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了。为了控制舆论，耿飚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宣传要害单位。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下面是耿飚的一段回忆：“10月6日那天晚上，我正在看新闻联播，突然红机子急促地响起来，通知我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我坐车赶到怀仁堂看见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对我说：‘我们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带卫戍区邱副司令，立即去接管了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叶剑英在旁也语重心长地嘱咐两点：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华国锋又关心地问我：‘你要不要带枪？’我看看邱副司令说：‘枪就不必带，请给一个手谕。’华国锋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我们和另一位副师长出门坐车前往广播事业局。这时一个营的部队已经进驻该局广播大楼。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室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