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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名家解读聊斋志异-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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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地以果报思想视之,联系作品来看,倒是基本上概括了小说的内容和题旨:
“人侠”惩恶,杀死为非作歹的豪绅,给滥官以警告;“狐侠”救助良善,
为遭到家破人亡之惨祸的穷书生重整家业,并日益兴旺。官府黑暗,公道不
彰,作者愤而寄希望于来去无踪的“人侠”和异类幻化的狐女,让他们出现
于人世间除暴安良,虽不实际,但也毕竟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

“人侠”惩恶一段,从文章的角度讲,可以说写得最有生气。在冯相如
“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日夜哀思,无可奈何之际,侠士突如其来,劈头
就问:“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令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确
如但明伦所评:“用笔亦有神龙夭矫,不可挟制之势。”当冯相如告以苦衷,
问他能否为之抚育幼儿,侠士回答:“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自荐代
为诛杀恶人,并不留姓名,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言
词慷慨,一派豪气。夤夜越重垣入宋宅,一举杀死豪绅父子多人,更令读者
感到十分痛快。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却未免有因袭之嫌。唐人传奇中最
先出现虬髯客的形象,明代传奇剧中就不断有作者袭用。《聊斋志异》的作
者在这里也借来表现为平民诛恶的愿望,与以往小说、戏曲中虬髯侠士的助
正抑邪,意义有所不同,可以说更富有人民性,然而在艺术上终落旧套,使
读者有雷同之感。

红玉为冯相如重整家业的一段,虽明写其为狐女,让她自言“妾实狐也”,
其实倒是写得非常实际。她在冯家,“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荷镵诛
茅,牵萝补屋”,无异常人。尽管也说她“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
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似乎意在微示其为非人,但也没有超出现实的可能性。如果不让她说出“妾
实狐”的话,读者完全可以把她看作一位容貌秀丽、非常有心计、又很能吃
苦耐劳的农家妇。

正因为比较平实,所以红玉的形象更显得和易可亲。穷书生冯相如相继
失母丧妻,和父亲两个人“井臼自操之”,红玉主动来投,“与订永好”。
这与《聊斋》中其他的花妖狐魅的行为,除了在不受封建礼教和闺戒的束缚、
主动与男子自由爱悦这一基本点上相同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对穷书生的同情
心。所以,当受到鲠直的冯翁的训斥后,她虽然掉下了眼泪,却不怨恨冯翁,
也不为冯相如软弱而迁怒于他,她自分两人不能白首,决然忍情离去时,还
为冯相如谋划娶一个“佳偶”,使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固然,在两性关系
中,爱是相互的,爱情要用爱情来获得,但是,红玉对冯相如的爱,似乎并
不要求报偿,即使不能与所爱者相爱,也不改变其对所爱者之爱,也要使所
爱者生活得幸福。因此,红玉受到斥逐离去之后,到冯相如遭到豪绅的欺凌,
父亲、妻子都死去,他“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食饮”,生活濒临绝境的


时候,她自动再来冯家,为之重创家道,夙兴夜寐,不辞劳苦,也就是很自
然的事情了。

不要认为作者写狐鬼故事,狐女红玉的形象是凭艺术想象而虚构的,因
而其性格与现实的人不同,被迫离去没有实际的困难和不幸,自然可以不介
意。诚然其中也有这种因素,但如果据此而否认红玉形象也有现实生活的基
础,那就不正确了。在现实社会中,就有着这样的善良的妇女,她们的感情
是赤诚而深沉的,即使不得与所爱者相爱,甚至被所爱者遗弃,也只是默默
承受着不得相爱的痛苦,依然为对方尽心,关切对方的遭遇,当对方遭到困
难和不幸时,更会挺身回护、救助。过去有,现在也有,劳动妇女中尤多。
这种美德,应当说是人类两性关系中丰满、文明、高尚的表现。狐女红玉的
形象,正是反映了这种人的美德。

作者对红玉的形象是喜爱的。以她的名字作为这篇小说的篇名,便表明
了这一点。但是,作者从小说的命意出发,将助善和惩恶分别表现,使红玉
和虬髯侠士如“两山并峙”(借用但明伦评语),谓“狐亦侠也”,并没有
对红玉的性格作出确切的铨释;把红玉比作古时救护赵氏孤儿的公孙杵臼,
也不完全准确,只是着眼于行迹的近似,而忽略了性格、人品的内涵性质的
差异。这表明作者直观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美的素质,却还没有能深切
地理解它,用确切的语言说明它。

(四)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中云:“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
便是呆汉。”这位先生曾批《聊斋》,自谓“多有会心别解”,能抓着作者
痛痒处”,所以敢作如此不谦恭之语。不过他说得也有道理。

作文章看,《红玉》这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在结撰故事上所表现出
的匠心与工力。

这篇小说人物出现的较多,头绪也较多,五个部分几乎都可以单独演绎
成篇,但作者密针细线,使之榫卯密合,前后呼应,浑成一体,不露牵强的
痕迹,而又层层波澜,扣人心弦。

首先是前后钩连,彼此相照应。红玉被迫离去,预为冯相如筹划娶卫氏
女为妻,这就从第一段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段;卫氏女容颜艳丽,那么使豪
绅宋御史见而“艳之”,思欲占有,制造了一幕惨剧,也就有迹可寻,并不
牵强。侠士惩恶一段,虽侠士来得突兀,但前段之末已交代冯相如仇恨满腔,
“每思要路刺杀宋,而虑其扈从繁,儿又无抚”,正在犹豫中,本段接写侠
士来吊,劈头便问冯相如何以不思报仇,前呼后应,事虽突然,而文理却相
当紧凑。并且这一段写侠士不愿承担为冯相如抚育幼儿的任务,说是“此妇
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这就又为红玉再来冯家经理家事作了伏笔,使末段
情节成了意料中的必然。

其次是用笔密而不漏,丝丝入扣。小说开头即点明冯翁“年近六旬,性
方鲠”,后面写他训斥冯相如和红玉私自结合,之后又写他闻豪绅欲以财贿
占有其儿媳,非常气愤,“指天画地,诟骂万端”,被殴伤后“忿不食,呕
血寻毙”,都是从“性方鲠”三字演绎出来,保持了其性格的一致性,又成
为情节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契机,譬如说,如果他不训斥冯相如和红玉,或者
不大骂豪绅,下面的情节便须改变了。再如小说写冯相如娶卫氏女,“逾二


年,举一男”,下面的各段情节,便处处写到这个孩子,无一遗漏,在豪绅
行凶抢人时,“女闻之,弃儿于床”;冯家父子伤残,“儿呱呱啼室中”;
冯相如气不过,也是“抱子兴词”;他想刺杀豪绅,又虑及“儿无所托”;
侠士去诛杀豪绅,他“惧祸及,抱子亡去”,自己被衙役捉住时,“儿啼愈
嗔,群夺儿抛弃之”。。最后,红玉再来时,挽一小儿,嬉笑胯下”。这样,
小说的整个情节就有了内在的联贯性,毫无松散、游离之病。

第三是情节有转折,有起伏,层层生波澜。冯相如家贫丧耦,忽来红玉
“与订永好”,旋被冯翁发现,红玉又被迫离去,第一段就有这样一个小的
起伏。冯相如娶了卫氏女,“琴瑟甚笃”,不料却遭到豪绅的欺凌,父死妻
亡,幸福生活化为惨剧,这是全篇的大转折、大起伏、大波澜。忽有侠士到
来,杀死豪绅父子,陡然一起,大快人心,然而却不是急转直下,接踵而来
的是冯相如被官府追捕到,丢失了幼儿,直使惨祸达到“几于灭门”的地步,
令读者心情又为之一跌。末段红玉重来,自然是曲终奏雅,以大欢喜终结全
篇,但还是又加了小小的人为的波澜:红玉故意地说“奴欲去”,吓得冯相
如“裸跪床头,涕不能仰”。情节曲折前进,有小波澜,也有大起大落,几
乎步步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非常引人入胜。

(选自《聊斋志异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马瑞芳
凄婉哀艳扑朔迷离
——《公孙九娘》分析

《公孙九娘》在《聊斋志异》491 篇作品中,是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一
个爱情故事。然而,既不像《婴宁》、《小翠》,数语解颐,如一幕轻喜剧,
令人读而忘忧;也不像《晚霞》、《香玉》、《翩翩》,诗情馥郁,似一首
抒情诗,一支小夜曲;更不像《聂小倩》、《伍秋月》、《鸦头》,虽然爱
情充满波折,结局却皆大欢喜。《公孙九娘》以清初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被
镇压开篇,以男女主人公的生离死别结尾,自始至终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

《公孙九娘》是《聊斋志异》爱情故事中(甚至也可以算是全书中)反
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最为突出的篇章,也是悲剧形象塑造得尤其成功的篇
章。蒲松龄借一个昙花一现、遗恨终生的爱情故事,寄托他的心头恨、块磊
愁。为了寓人民的深仇大恨于男女悲欢离合中,他殚情竭虑,巧为构思,使
得《公孙九娘》独立物表,秀出天外,成为《聊斋志异》中思想艺术俱佳的
杰作。

时代悲剧的折光

清室入主中原后,汉族人民的反抗此伏彼起。顺治十八年,山东栖霞于
乐吾(即于七)举兵抗清,占据了岠嵎山,遐迩震动,波及八个县城。清廷
发兵剿伐,所到之处,不问皂白,见人便杀。起义军及无辜百姓,遭杀者不
计其数。蒲松龄在《公孙九娘》的开头,这样写道: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

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

南郊。

于七一案,使清廷得到了清剿口实,借机将许多虽未参加起义,但对清
廷心怀贰心的官吏、读书人,残加诛灭。莱阳进士、大诗人宋琬也被诬陷,
下狱三年。在这场围剿中,无数善良百姓,成了牺牲品。对于这场惨剧,蒲
松龄只用了八个字:“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便画出了一幅阴森恐怖、惨
不忍睹的图画。这是对满清统治者的愤怒控诉,字挟风雷,声如金石。

但是,他不能照此写下去。因为严酷的文网在威慑着他。

顺治末年,浙江吴县人庄廷■修撰《明史》,书中有指斥清人的语言。
康熙二年,为人告发。已故的庄廷■被开棺戮尸。为《明史》一书作序、参
校、买书卖书者,刻字人及地方官,皆被处斩,家属充军。这一诛杀七十余
人的大案,是向汉族知识分子“杀一儆百”。直言披露清兵罪恶,是取祸之
道。蒲松龄写了“碧血”、“白骨”之后,赶紧宕开一笔,写道:“上官慈
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多么慈悲呵!虽然杀了人,却施舍
给棺材!杀人之多,使济南全城棺材铺的木材都用光了。这“捐给棺木”,
是猫哭老鼠的慈悲,是刽子手的恩典,是鳄鱼的眼泪。这里用的是明颂暗刺,
皮里阳秋的艺术手段。

“于七一案”这一段,仅仅70 个字,就把一个黑暗时代的典型环境交待
了出来。这是一个血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还能指望有什么个


人幸福,有什么欢悦美满的爱情?

这是公孙九娘爱情悲剧的根源。公孙九娘的爱情悲剧是时代社会悲剧的
折光。

作为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公孙九娘出场何其迟也!她是在全文写了三分
之一后,才姗姗而来。人们称赞《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出场。在百二十回
的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卧龙先生也是在三分之一篇幅之后才出场。但他出场
之前,却已“山雨欲来风满楼”。水镜先生闪烁其词说卧龙,徐庶走马荐诸
葛,刘备三顾茅庐。“千呼万唤始出来”,一出茅庐便光彩照人。公孙九娘
出场前,既无伏笔,又无引线,其他人物亦无一语提及她。她是在莱阳生探
视鬼甥时,“遽掩入”,骤然出现在男主角及读者面前的。诸葛亮出场前,
作家极力铺垫。公孙九娘出场前,作家讳莫如深,貌似优劣不同,实际春兰
秋菊各有佳妙。

蒲松龄在公孙九娘出场前写一段莱阳生为甥女主婚的故事。既非闲笔,
亦非赘笔,而是曲径通幽、深化主题的重要一笔,是构成时代悲剧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对公孙九娘的巧妙映衬。

请看,向甥女求婚的朱生,多么执着于朋友之间的友谊。当莱阳生因他
是鬼魂忙躲避时,他披肝沥胆,坦诚地表白衷情:“仆与君文字交,何寡于
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去心。”对于爱情,朱生又是何等地宝爱。
他屡次向甥女求婚,屡遭拒绝,却百折不挠,钟情如初。终于抓住了请舅父
主婚的机会。他不是青面獠牙的恶鬼,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人。

甥女更是如此。她是不幸的。幼年失去慈母,为舅父抚养大。15 岁归家
时,恰遇于七案发,成了釜中之鱼。“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恸而绝”。
她的堂兄偏偏只迁走她父亲的灵柩,使她成为千里孤魂,茕茕孑立。她对舅
父说的一段话,将深沉的哀愁倾诉出来:

儿少受舅妗抚育,尚无寸报,不图先葬沟渎,殊为恨恨。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

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

低沉幽怨,婉转温柔。这个“秀洁如生时”的少女,礼貌周全,又恪守
闺教,不肯在无长辈主婚下自择配偶,是个大家闺秀的形象。

朱生与甥女,皆善良温顺,严守礼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算作封建
秩序下的顺民。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们在清室弹压于七义军的惨案
中,也成了异乡孤鬼。他们就像童话《狼和小羊》中柔弱的小羊,没有一丝
一毫开罪于恶狼的地方,却终于为恶狼吞噬。朱生和甥女,不过是千千万万
不幸遇难者的代表,后文曾借公孙九娘之口介绍:他们所居之村,为“莱霞
里”,因为里中全是莱阳、栖霞的遇难者。冤鬼居然形成了新的村落,大屠
杀的规模可以想见。

公孙九娘还没有出场,悲剧气氛已经笼罩四野。美丽、多情而不幸的九
娘,在一个凄惨的环境中,有了悲剧性的爱情际遇。她的爱情悲剧,是那个
时代社会悲剧的典型反映。

欢不忘仇的九娘

公孙九娘是蒲松龄笔下最动人的艺术形象之一。她一亮相,便给人以十
分深刻的印象:
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落落不称意,旦晚与


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那如此

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昨儿稍得指教。”

这段出场描写,有身世介绍,有外貌描绘,有夸奖其才的词句(初为下
文的吟诗作伏笔),有直接描写,也有侧面描写。用语不多,却活画出一个
美丽、娇羞、多才多艺、多情善感的大家闺秀形象。

公孙九娘与莱阳生的爱情,虽经人撮合,明媒正娶,却也有一见钟情,
自由恋爱的成分。但蒲松龄的生花妙笔,没有把九娘的爱情与《聊斋志异》
其他女主角的爱情雷同化。公孙九娘的爱情,没有《小翠》、《狐梦》闺房
嬉戏的氛围;不像《晚霞》、《阿宝》魂魄相从,坚如磐石;甚至也有异于
鬼女聂小倩,复活而偕伉俪。公孙九娘的爱情,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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