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读聊斋志异-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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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朱家。

殿春亭主人识语中又说：

一日偶语张仲明世兄。仲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好，稳相浃，遂许为乞原本借抄，

当不吝。岁壬寅冬，仲明自淄川携稿来，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披之耳目益扩。

乃出资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更一岁首始告竣。中间雠校编次，晷穷晷继，挥

汗握冰不少释。

张仲明不是别人，就是当时正在朱家坐馆的张元之子作哲。《淄川县志》


卷五《选举志》有小传：

张作哲字仲明，号浚庵，元子。乙卯举人，临朐教谕，幼有隽才，年十三，作《清

明郊游记》，累数千言。其伯祖笃庆见之，批其尾曰：“石破天惊，此吾家千里足也。”

十六应童子试，冠其军，名藉藉诸生间。。。在（教谕）任四年，丁内艰，服未阕病卒，

年五十有一。所著有《听雨楼诗集》。
据《临朐县志·职官志》，张作哲大约是乾隆五年（1740）任该县教谕的，
参照《淄川县志》所说“在任四年，丁内艰，服未阕病卒，年五十有一”，
可推知他约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在雍正元年（1723）为朱家借来
《聊斋志异》原本时，已二十七八岁。年纪略小于朱崇勋、崇道，略长于宾
理、翊典。他来朱家是因为父亲在这里坐馆。他的《听雨楼诗集》里有《与
佑存话旧》诗，云：

空斋一夜萧萧雨，十五年来共此声。
可见他曾随张元在朱家住过很长的时间，大约是中举后才离开的。张元父子
与朱家虽有宾主之别，但看他们在朱家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说明关系相
处得颇融洽，建立了一定的友情。

张元父子与蒲家不仅同邑，而且有世交。张元的父亲永跻，字式九，康
熙五十年（1711）举人，两上春官不第，遂绝意仕进，肆力于诗歌古文，尤
善作词，有《蕉雨斋诗词稿》。他是蒲松龄之挚友张笃庆的族弟，自己与蒲
氏也有交往。《聊斋词集》里就有三首和张永跻之作，一为《大江东去·与
张式九同饮孙蕴玉斋中，蒙出新词相示，因和五调》，一为《又寄一
调》，一为《满江红·读式九悼亡之作》，见得两人有一定的友谊。张元生
于康熙十一年（1672），小蒲松龄30　多岁，算是晚辈，然亦有“文酒往来，
上下其议论”（申士秀《绿筠轩集序》）。蒲氏死后，就是张元应蒲箬的请
求撰写了《柳泉蒲先生墓表》，中云：

学者目不见先生，而但读其文章，耳其文望，意其人必雄谈博辩，风义激昂，不可

一世之士；及进而接乎其人，则恂恂然长者，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而窥其中则蕴藉

深远，而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
可以说非亲聆声謦者，不能为此言也。张作哲更晚，但少年时代也当见过蒲
松龄，与蒲氏子孙，特别是蒲立德，当有所往来。殿春亭主人跋语中谓“仲
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友，稳相浃”，并非虚言。

张家与蒲家为世交，朱家与蒲家也要算是世交。既然如此，那么张作哲
假其父张元的名义，代朱家向蒲家借抄《聊斋志异》原稿，蒲箬父子是不会
拒绝的，如殿春亭主人跋语中所说：“当不吝。”也就是说，朱氏兄弟完全
有条件借到蒲氏原稿。

《聊斋志异》全稿近500　篇，达40　万字，过录一遍是要化费相当的精力
和时间的。从据朱氏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看，张作哲借来的稿子显然是全
稿，而不是部分篇什，朱家“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乃成。可以
想见，当张作哲向蒲箬父子借原稿时，他们是不会、也不大可能为了朱家借
抄而化费几个月的精力和时间赶抄一部出来；如果那样，实际上也就等于专
为朱家而抄录，照他们三家之间的交谊，便可以迳直地赠给朱家了。考蒲松
龄生前，虽有抄本外传，但都不是全本，王士祯、朱缃等知友，也都只拿到
部分抄本，原因除了尚未完成外，还有个抄录费力问题。朱家这次借抄，距
蒲松龄逝世才五六年，篇帙浩繁的全本恐怕尚未传出过。张作哲也不会从淄
川别人家弄到一部抄本，当作从蒲家借来的原稿搪塞朱氏兄弟。再从殿春亭


主人跋语中说的那种接到稿本后，便觅人缮写，还不辞辛苦地赶忙亲自雠校
编次，至于“晷穷晷继，挥汗握冰不少释”的情况看，可能是蒲箬父子在交
给张作哲《聊斋志异》原稿时，曾说过“先稿出手录，寒舍别无副本，希尽
速抄毕掷还”之类的话。从当时的多种情况分析，朱家通过张作哲从蒲家借
来的本子，当为《聊斋志异》的原稿。

认定朱氏抄本的底本为《聊斋志异》的原稿，上面对当时的一些事实情
况的分析，还只是一种推论，要证实这种推论，尚需对现存半部原稿和由朱
氏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作一番考察。下一节将涉及这些内容，所以这里就
从略了。

五对铸雪斋抄本的几点考察

（一）篇数问题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本的《出版说明》里，只说它“有目四百
八十八篇，其中有目无文的十四篇和部分残缺的一篇”，至于这种有目无文
的现象是怎样造成的，是原来就缺文，还是后来佚失的？则没有交代清楚。

有目无文的14　篇是：

卷一《鹰虎神》；

卷二《放蝶》、《男生子》、《黄将军》、《医术》、《藏虱》、《夜明》、《夏

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

卷十二《公孙夏》。

我们看到，这14　篇缺文有12　篇是属于卷八里的，比较集中。影印本的
《出版说明》里曾交代说：“原抄本第八卷有四十一页、第十卷有一页，均
有破损，系后人补抄上去的。”检查影印本的这一卷，不仅发现文中有许多
字迹不同、显系补抄的语句，还有一些由抄补所造成的现象，如《梦狼》、
《崔猛》等篇题目前面有数行空白，天地格上移，稍有错位，显然表明原抄
本这几行空白是黏贴上去的。再如《紫花和尚》和《盗户》两篇最后的数个
或十数个字抄在行间的竖格上，也显然表明这两篇是补抄进来的，由于原来
的空白行已抄满而全文却未完，下面一行就是后一篇的题目，所以只好如此；
而且还发现缺了不少页。这一卷前40　页未标明页码，后面19　页标了页码，
却是从“五二”到“六九”，在“五五”和“五六”两页之间，又插进了一
页未标明页码的。可见原抄本这一卷本来是69　页，而现在却只有59　页，无
疑是少掉了10　页。我们估计，这少掉的10　页当为本卷的12　篇缺文的篇幅。
这就说明，这12　篇缺文并非铸雪斋抄本原来就缺，而是由于抄后破损而散失
了。

另外两篇，即卷一的《鹰虎神》和卷十二的《公孙夏》，联系本书卷十
一的《齐天大圣》残缺的情况，可推知也是由于缺页而缺文，并非原来即有
目无文。

这样看来，铸雪斋抄本原来的目和文数目一致，都是488　篇。

《聊斋志异》原稿现在仅存236　篇（《猪婆龙》重出文不计），约当原
稿的半部。将这半部原稿与铸雪斋抄本目录相应部分对照，后者只少《海大
鱼》和《牛同人》两篇。但原稿中《海大鱼》篇后有勾去的符号，之所以要
勾去，无疑是因为《聊斋志异》里另有《于子游》一篇，又写了海中忽见大
山，顷刻而没，相传为海中大鱼，清明节前往拜其墓云云，内容重复，此文


单薄，可以裁汰；而《牛同人》则原稿中已残缺，有尾无头，读者阅读时摸
不着头脑，大概就是为此而删掉了。既然事出有因，并无妨碍，所以也就不
能算是缺少。这半部篇数相符，另外半部想来也该相符，至少是差不多。事
实也确是如此，就现在综合各种本所得，铸雪斋抄本也仅只少新发现的二十
四卷抄本、青柯亭刻本中有的《人妖》和《丐仙》两篇而已。

（二）分卷问题

铸雪斋抄本分十二卷。据卷后殿春亭主人跋语看，分作十二卷是始自朱
氏抄本，是殿春亭主人这样做的。跋语中说，张作哲“自淄携稿来，累累巨
册”，他在雇人抄写时自己曾进行了一番“雠校编次”。显然表明从蒲家借
来的稿子并未分卷；如果已经分卷，只为供自家阅读而抄录一部，就不必多
此一举了。张希杰的跋语没有写这个本子的过录情况，大概就是表明他只是
过录而已，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铸雪斋抄本的分卷问题，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认识。张友鹤同志在《聊
斋志异》三会本的“后记”中说：

通行本均作十六卷；独此本分为十二卷。将手稿本（即本文所说原稿本）各篇的编

排次序，对照各本总目一看，显然基本上和此抄本相同而和其他本子不同。。。由此可以

肯定抄本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而十二卷也正是作者原定卷数。
所以，他整理的三会本就依铸雪斋抄本作十二卷。章培恒同志则在三会本“新
序”中提出了异议，认为：

铸雪斋本的祖本为雍正时殿春亭抄本，已佚。其分为十二卷，实非蒲松龄原意。
理由是：（1）“手稿本中既无全书分为十二卷的任何迹象，亦无关于每卷起
迄的任何痕迹”；（2）“《云萝公主》前既有作者手定目录，足征此为作者
手定某一卷的第一篇。但在铸雪斋本中，此篇却为第九卷的倒数第七篇。由
此可知，铸雪斋本的分卷法与蒲松龄的分法很不相同”；（3）从殿春亭主人
跋语，足见他“在这方面已经动过一番手术，非复原稿面貌了”。他又认为，
蒲氏子孙在《聊斋志异》的卷数问题上有歧异，蒲箬《柳泉公行述》和《祭
父文》说是八卷，而蒲立德在乾隆五年所作《聊斋志异跋》则说十六卷，“当
是稿本八册，起初不知其如何分卷，因以一册当一卷”，其后“或从其他方
面得知蒲松龄原欲分为十六卷，故又纠正了八卷之说”。

细察半部原稿本和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章培恒同志在分卷问题上的意
见，无疑是正确的。原稿影印本订作四册，除第一册正文第一页左上角有“聊
斋志异一卷”字样，第二、三册则只“聊斋志异”四字，第四册正文第一页
已缺，不得而知，估计当与第二、三册相同。“一卷”，习惯上不是卷一的
意思，而是表明蒲松龄最初成书时，所作尚不甚多，不准备编作多卷本。后
来所作益多，只是大体分装成册，直到最后也未编定卷次。蒲箬等《祭父文》、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说八卷，当是就八册而言。至于蒲立德称作十六卷，
恐怕也是就十六册而言，因为后来原稿确又改装订为十六册，据解放初目击
过半部原稿的同志讲，当时确系八册，并不是如影印本这样装作四册。原稿
并不分卷，更无分为十二卷的任何标志，张友鹤同志谓“十二卷也正是作者
原定卷数”，是没有根据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由于他将全书总
的篇次与分卷问题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两个本子尽管总的篇章次序一致，
但分卷多少并不一定相同，正如两个人都要走相同的一段路程，中间经过的
村镇自然一样，但一个人中间休息三次，另一个人中间休息五次，并非一定
都休息三次，或休息五次。不过，章培桓同志论述原稿并非分作十二卷无疑


是正确的，言之有据，但认为蒲松龄本意可能是欲分为十六卷，也缺乏确凿

的根据，难于证实。

（三）编次问题

这个问题与分卷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毕竟不是一码事。这个问题
之所以要单独讨论，因为事关对铸雪斋抄本的评价。

上面曾援引过张友鹤同志的意见，他认为铸雪斋抄本的目录，对照半部
原稿各篇的编排次序，基本相同，从而肯定这部抄本的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
而章培恒同志却截然相反，认为铸雪斋抄本“虽基本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
的各篇次序”，但却把稿本的册次搞乱了，“把原稿的编次搞乱”了，它的
全书编次“实太杂乱无章”，“乱七八糟”。

对照原稿各册的篇章次序，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的相应部分确实与之相
同，仅只少了上面分析过的事出有因的《海大鱼》和《牛同人》两个篇目。
张友鹤、章培恒两同志都承认这个事实。两人意见的分歧，表现在铸雪斋抄
本的总目和原稿全部篇章的次序是否一致的问题上，一个肯定，一个否定。
现在，原稿仅存四册，除第一册外，其他三册均未标明册次。如果照铸雪斋
抄本的总目来确定四册原稿的册次，实际上就是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结论自然是两个本子的篇章次序基本一致。张友鹤同志就是这样认识的。这
样来认识显然在方法上有缺点，因为各部分内部的篇次一致，不等于各部分
联贯起来也一致，如果一个本子将其某几部分联贯错了，那么两个本子的总
的篇次就必然不一致了。章培恒同志从《聊斋志异》中少数写作年代可以考
定的篇章来检查铸雪斋抄本的总目，发现其中有时代前后颠倒的现象，作期
晚的反倒编排在前，所以便认为是“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了，从而将全
稿的编次搞乱了。

章培恒同志无疑是如实地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譬如说，铸雪斋抄本的
第八卷中的一些篇章，如《夏雪》、《化男》，作期要算最晚，却不在全书
的最末一卷，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对弄清原稿的原貌、全书的创作过程，
确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章培恒同志的意见也还有不够周
延之处。譬如，《聊斋志异》中有少数篇的写作年代可以考定，大部分是不
能确定的；所写故事发生的年代的先后，也不足以表明其写作年代的先后。
一册之中有个别或少数篇的作期较晚，是否就表明这一册全部篇章的作期均
较晚呢？原稿的编次和分册固然可能以写作先后为序，从现存的半部原稿
看，可以说是基本如此；但是，会不会也还有些错综情况？这些问题都还需
要作些具体的研究、探讨。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章培恒同志对铸雪斋抄本批评过严，说“全书编次
实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就不够实事求是。既然承认铸雪斋抄本“基
本上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只是认为它“将稿本各册的册次
搞乱”了，那就应当说它的各个部分还保存了原稿本的原貌，并不“杂乱无
章”、“乱七八糟”。原稿本各册既然未标明册次，颠倒了册次自然是完全
可能的，但这是不是铸雪斋抄本的底本的抄校者殿春亭主人乱来呢？前几年
在距蒲松龄故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发现了一部乾隆间的二十四卷抄本，
其中有不见于铸雪斋抄本的《人妖》、《丐仙》两篇，文字上也颇有些异文，
显然不是据朱氏本和铸雪斋抄本过录的。这部抄本，虽然由于分卷问题篇次
上有些变化，但大体上与铸雪斋抄本全书的篇次，以及由铸雪斋抄本所定的
原稿本的篇次，还有一致性。如果说铸雪斋抄本“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


了，那么这部二十四卷抄本也是一样。这就表明原稿本的册次当时已不易辨
认，或者说由于蒲松龄生前未曾进行最后的编订，确定卷次，原稿本身就显
得较乱。我们今天可以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以便清楚地揭示蒲松龄创作《聊
斋志异》的整个过程，以及其思想发展过程，但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铸雪